通过新一代人、平台和项目建立中美互信（中英文对照）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本书第一部分从官僚领导的角度检视了国际组织自主性的变化，以及从区域化和全球化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和挑战。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不同国际组织的互动和比较。第三部分讨论了全球社会和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面临的挑战，联合国难民署解决难民问题的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核问题中的尴尬处境和问题所在。第四部分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视角分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格

本书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的安全合作展开研究。在对俄与三国安全战略与安全关系演变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答了为何均曾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且同处于外高加索这一狭小地理空间内的三国，却形成了敌对、平衡与同盟三种迥然不同的对俄安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并对俄与外高三国安全关系的前景及其对国际、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判。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SecurityTreatyOrganization），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本书系统梳理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国际互动，为考察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发展，在维护欧亚地区安全方面不容小觑。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