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

本书遵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路径，聚焦探讨曾绵延中国历史数千年并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大一统”秩序的建构及演变。本书首先探讨“大一统”秩序的精神动因、制度建构及社会心理，其次分析“大一统”秩序框架下的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竞逐及融合，再次阐释中国基于传统大陆文明的“大一统”秩序被现代海洋、大陆文明所解构的过程及原因，最后分析“大一统”秩序及精神内核的当代价值，以及其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在明代监察体系中具有突出意义，巡按御史在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上下沟通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曾严重地影响、干扰了地方的政治生态。本书力求通过对明代巡按御史所承担的言事、纠劾、考察、监察及司法等基本职责及其履职的细部考察，重新认识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和巡按御史，为深化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增砖添瓦。

本书以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为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驱动机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和实践效应进行系统地考察，既注重宏观研究也重视微观剖析，深刻揭示了清代荒政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官方与民间救灾方式交互、仓储备荒体系与粮食安全、边疆治理模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等多重面相。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作为有效推进西南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举

本书所收24篇文章，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论述了秦汉邮驿机构渊源流变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秦汉公文的收发、传递与管理；第三部分为邮驿吏员杂考，涉及郡督邮、边塞部候史和各邮驿机构服役的刑徒及汉化的羌人；第四部分考证汉代武威郡治移徙和居延郡县建置，其内容与邮驿管理密切相关，故作为“附录”置于文末。

本专著系统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并从新媒体传播规律出发，结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实际，创建了相应的测评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应对新媒体能力之现状进行了量化测评与比较研究，深入探讨现阶段不适应新媒体的诸种状况及其原因，就新媒体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思考。

明清时期，受内乱、倭患、海盗及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为了御外敌、平内乱、治海洋，政府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增设专职“海防”的官员，完善了军政协同的防御体系。本书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治理海洋的需求，深入研究海防职官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空间分布与职能演变，分析海防职官在海洋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作用与影响，进而揭示明清时期海洋治理的成效与不足，汲取历史经验。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