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话研究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本书按“离乡和思乡、扎根和融合、对峙和斗争、妥协和逃避”四类主题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并深入剖析各部分的文学主题、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力图推进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生态批评将生态与文学有机联姻，形成文学与生命体验、视点转换及话语表达的特殊研究线路，亦环绕生态有机性而助推文学研究范式转换，借力于复杂性思维呈现自然、生态、生命及文学活动的多样性。中国文学传统独具“道生”性缘生点，形成以“天人合和”为运演脉络的生态智慧基础，在悟解自然、文学“艺境”创造，诗性价值，情意韵通，艺术本真及神性魅力的展示等方面与生态批评能形成良好对接，并能建立有机共存的多向整合及融合机制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情文关系是文学研究最基本和核心的问题，存在于文学活动的所有环节。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愤著书，缘情绮靡，性灵说等重要理论，无不是从各种角度对情文关系进行的阐发。乾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穴时期，对情文理论予以了系统总结和发展。本书从性与理、情与幻、性情与格调、情感与虚构等多种角度，对乾嘉情文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前沿与热点问题纷呈，亟待批评界给予及时回应，本书即是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批评与探究。它由现当代文学专题、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与文学史、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热点问题、观与评的人文之思各有偏重又相互呼应四部分组成。本书将现当代文学放置在中西方文化视野中去考量和研究，并反思文学史写作的语境下重新检省作家的定位与书写，同时对西方当下的热点文化思潮理论做了较为深入探析，展现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诗歌写作领域中，从未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多的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她们的努力使女性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繁荣景观。进入新世纪后，回顾90年代，会发现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诗歌创作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学界对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关于90年代女性诗歌绝大多数研究论著都语焉不详，缺乏能够通约的、成熟的认知体系和观点，这就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本书从诗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本构成等诸层面展开，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进行创新性阐释，揭示其在与同时代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风尚相互影响、共同存在之文学空间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指出其对20世纪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