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研究

本书以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典文学最后一位伟大作家契诃夫的创作思想为例，结合对他与同时代经典文学另一位伟大的代表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阐述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的内在关系。表明俄国文学本质所固有的人民性、伦理性、批判性和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使俄国人即使在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文化自信。通过对生活意义的反复追问，契诃夫为人类打开了从闭塞狭隘通向辽阔远方的道路。在契诃夫无情地加以呈现

本书立足百余年来日中两国学术兴替流变的基本事实，在日中文化比较视阈下，系统考察了日本宋诗研究的历史进程与基本内容，以宋代重要诗人与日本主要宋诗研究者为考察点和绾接线索，全面展现了日本学者宋诗研究的重要成就、学术创见、独特的学术思路与取向及其局限与不足。本书提出，日本学者从“他者”的角度，对研究对象持有新鲜立异的见解，在多视点上为深化与拓展宋诗研究的深广度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有

《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从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入手，辅以文学史料学等多种方法展开研究。主要由七部分构成，具体包括现当代诗人传记及其史料问题的界定、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层位的划分、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实践与应用、传记家的素养与传记史料问题的关系、影响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其他因素、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建设与历史展望。

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诗意化和写实化两类范型。诗意化形象往往与“内倾型”人格的生命形态相关联，昭示了主体人格对于“诗性”生命形态的体验与守望；写实化形象往往与“外倾型”人格和意识形态高蹈的社会生活相关联，折射了主体人格逐渐趋向现实人生的境遇，彰显了“合理性”旨归。本书首次系统化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生命“诗性”、“合理性”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互文性”问题，具有独特的文体

承续楚风流韵和丁玲、周立波文脉，“文坛岳家军”及所谓“文学德军”集体走进新的世纪，经过近20年来的淘洗、冲刷、冶炼和转型，洞庭湖区域再次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形成湖区特有的文学气象，而研究和推介洞庭湖区域文学创作，亦成为本土文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全书共分4篇9章53节。第一篇“现象论”集中论述“桃花源诗群”和“武陵小小说现象”。第二篇“作家论”重点研究昌耀和少鸿两位作家。

安徽自古为中华文学大省，时至民国，因天时、地利、人文诸原因，更加成就斐然。本书突破以往“现代文学史”在时间、内容上的局限，重点关注新旧文学转型期的安徽文学风貌，论述了皖籍南社成员文学成就、清末民初皖籍才媛文学风采、五四绩溪作家群的形成、民国皖籍军事将领的文学著述、民国皖人通俗文学、皖籍文学译者群等问题，力求从一个个特定角度展示民国安徽文学风貌，提请读者关注在以往各类文学史上无人予以系统阐述的文学现

禅宗属于宗教，诗歌属于文学，二者结合最终绽放出了中国诗歌中的美丽之花——禅诗。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的双重属性，是一种融通宗教（禅）与文学（诗）的特殊创作，是“文学”，也是“禅学”。本书将唐代文人禅诗置于唐代文学和禅宗发展的广阔背景下，以宏观视野，从唐代文人禅诗的分类、典型意象、独特意境、美感特质以及对佛禅经典的接受和吸收等方面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发展全貌及价值进行相对集中、系统、全面的研究，

司马辽太郎（1923-199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家，在政治界、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国民作家”（日本）。司马辽太郎创作了大量的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相关题材的历史小说、随笔、游记，多达六十多卷。本书将司马辽太郎与相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司马辽太郎对东亚历史的文学叙述，以及他对东亚与日本的思考，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司马辽太郎文学，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作家

本书分三大部分，分别从文本细读、史料研究和学人评议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文本与方法”注重文本细读，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利用新批评的细读原则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叙事学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的人物形象、叙事艺术、主题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力图得出一些创新性的结论。“史料与问题”主要是从文学史料、文学期刊、文学版本等文献出发，采用无征不信、论从史出的史学原则出入于文学历史，在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