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乡愁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混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
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面对那座城市,自私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说他很喜欢重庆,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暴中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怎样都不会变得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就这样被重庆揽在怀中。因为重庆的路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说到重庆,我印象最深的是终日阴霾,不见阳光。尤其是冬天,整个一 “雾都茫茫”。而在浓雾之中,又满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吊脚儿,一个摞着一个,从朝天门码头一直往上摞到山顶,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仿佛就是由吊脚楼组成的。《雾都茫茫》、《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这类以国共和谈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零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