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1)

解玺璋

1908年的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梁启超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10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欣喜异常，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的有秩序的变革了。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其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当务之急的事上。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回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写了大量文章在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的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的信函对立宪运动实行具体的指导。他后来回忆到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他大约“每三日必有一通手札，指导运动之进行”。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去，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的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10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刻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心从事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他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也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解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历史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的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的美洲之行，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作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知识界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阳明是他的号，人称阳明先生。他是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就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