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梁惠王（下） (2)
［4］乐天者：以天命为乐的人，即乐行天道的人。
［5］畏天者：敬畏天命的人。
［6］《诗》：这里特指《诗经·周颂·我将》篇。
［7］好勇：意为喜欢逞强，爱动武。
［8］《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皇矣》篇。
［9］赫：赫然，发怒的样子。
［10］爰：于是。
［11］旅：指军队。
［12］莒：即莒国，春秋时的一个诸侯国，后被楚国所灭。
［13］祜：福祉。
［14］对：答谢。在这里指答谢天下仰望之情。
［15］《书》：指《尚书》。
［16］衡行：即横行。这里指的是商纣的横行。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在与邻国的交往方面，先生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吗？”
孟子回答道：“有的。只有有仁德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大国的风范去侍奉小国，因此，过去的商汤能侍奉葛，周文王能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小国的姿态去侍奉大国，因此，过去的周太王能侍奉獯鬻，越王勾践能侍奉吴王夫差。用大国的风范侍奉小国的人，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的姿态侍奉大国的人，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能够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能够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国家的安定。’”
齐宣王听了，说道：“先生的这番道理真是博大精深啊。只是，我有个毛病，就是‘好勇’，喜欢逞强。”
于是，孟子说道：“既然如此，就希望大王不要只是喜好小勇。举个例子，有些人总是握着剑柄，瞪着眼睛喝斥别人道：‘谁敢跟我决斗？’其实，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这样的勇力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大王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而是要喜好大丈夫之勇。“《诗经》上说：‘周文王在听说密须国出兵欺凌阮国的消息后，不禁勃然震怒，于是整顿兵马，截住了密须军的去路，以此来显示周王朝的威福，答谢世人的期望。’这就是周文王的勇武。周文王一发怒，就凭借他的勇武使百姓得到了安定。“《尚书》上说：‘苍天降生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又给他们降生了国君和师长。之所以降生国君和师长，是为了协助苍天来教导和爱护百姓。因此，全天下所有有罪和无罪的人，都由我处罚和安抚。普天之下，哪里有敢超越本分而胡作非为的人呢？’所以，只要有一人横行天下，周武王就感到羞耻。这就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百姓都得到了安定。现在，如果大王也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做到一怒便使全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好勇武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主要向齐宣王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与邻国交往；二是大勇与小勇之间，应该选择小勇，还是选择大勇。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的国事，都涉及到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而在此前的章节里，孟子阐述的主要都是内政问题，发表的都是他在内政方面的主张，但在这一章里，孟子却第一次开口谈论外交的问题。
当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时，孟子阐述了他的外交策略：“大国要仁，小国要智。”也就是说，大国要与小国友好相处，小国不要妄自尊大。如果能做到这些，大国就会安定天下，小国就能安定自己的国土。要想做到“大国要仁，小国要智”呢，首先就要做到“大国以天命为乐”，即能替天行道，又能不欺负小国；“小国以天命为敬”，即维持自己的生存，又不与大国为敌。总体来说，孟子的外交策略浅显而精妙，对当时的各诸侯国都有极大的影响。
需要承认的是，在如战国一般纷乱的时代，在各诸侯国国君看来，孟子的外交策略是“跟不上时代”的不实用的理论。因此，齐宣王对孟子的这一主张也没有太大的感触，在他看来，当时的现实是，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多半是用战争解决的，所谓“强权就是真理”，至少对齐这样的大国，“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齐宣王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孟子说的不对。于是，他开始装模作样的自我批评，说自身还有缺点，恐怕难以接受这番高论。其实，这既是对孟子外交策略的侧面否定，又是在转移话题。
齐宣王有什么缺点呢？好勇。于是，围绕着好勇这个话题，孟子又阐述了他对大勇和小勇的看法。所谓小勇，通俗的来说，就是匹夫之勇，是以个人勇力互相争斗；而大勇则是以理义为利器互相争斗。小勇只能敌一人，大勇可以安定天下。
当然，大勇和小勇的论述也跟孟子的“仁政”和“保民”思想密不可分，孟子举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具有大勇的国君，如果一旦发怒，振臂一呼，就可以让全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所以，百姓也是喜欢大勇的。由此可见，孟子确实是心怀百姓的，任何思想主张都离不开“保民”。
从小勇和大勇的区别和效果上来看，所谓真正的勇是斗智和斗义理。只有在义理上取得主动，才能真正战胜一个人，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力强强一时，理强强一世”。
【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1 ］。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2 ］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3 ］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4 ］问于晏子［5 ］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6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7 ］。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8 ］；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9 ］者。春省［10 ］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11 ］？吾王不豫［12 ］，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13 ］。今也不然：师［14 ］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15 ］胥［16 ］谗，民乃作慝［17 ］。方命［18 ］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19 ］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悦，大戒［20 ］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21 ］补不足。召大师［22 ］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徴招、角招［23 ］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注释】
［1］雪宫：齐国的离宫。
［2］非：认为……非，即毁谤、埋怨。
［3］非：不对，错误。
［4］齐景公：春秋时齐国的国君。
［5］晏子：名婴，齐景公时齐国的贤相，他的事迹和学说多见于《晏子春秋》一书。
［6］转附、朝儛：山名，在今山东省境内。
［7］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境内。
［8］巡狩：指周天子巡视各诸侯的封地。
［9］无非事：没有无事空行的情况。
［10］省：查看、检查。
［11］休：这里指恩惠。
［12］豫：同“游”，指国君的出宫巡游。
［13］度：法度、典范。
［14］师：兴师。
［15］睊睊：因愤恨而侧目而视的样子。
［16］胥：互相。
［17］慝：邪恶。
［18］方命：违反命令。方，违反、违背。
［19］从兽：狩猎的别称。从，追逐。
［20］大戒：充分的准备。
［21］兴发：开仓赈灾。
［22］大师：即太师，古代的乐官。
［23］徴招、角招：均为乐调之名。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
齐宣王问孟子道：“古代的圣贤也能感受到在这样的宫殿里居住和享乐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是的。但是如果百姓得不到享有这种快乐的机会，他们就会埋怨国君。百姓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这是不对的；可是作为百姓领导者的国君，不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也是不对的。如果国君心里装着百姓，把百姓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那么百姓也会把国君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把全天下的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全天下的人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这样做了，还不能称霸天下，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齐景公曾经问晏子道：‘我想去看看转附山和朝舞山，然后再沿着海岸一直向南走到琅邪山。该怎么做，才能和古代贤君的巡游相比呢？’
“晏子回答道：‘大王问得好。周天子去诸侯国叫巡狩，所谓巡狩，就是视察各诸侯守卫的疆土；诸侯去朝觐周天子叫述职，所谓述职，就是给周天子汇报工作。不论是周天子的巡狩，还是诸侯的述职，这些都是职责内的正经事。春天时视察春耕的情况，遇到百姓粮食不够吃时，要给他们提供补助；秋天时视察秋收的情况，遇到百姓歉收时，也要给予他们补助。夏朝有个谚语说，我们的大王不出宫巡游，我们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我们的大王不出来巡视，我怎么能得到赏赐呢？一年一次巡游一次巡视，是诸侯的惯例。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国君一旦出游，就要兴师动众，向百姓索要粮食，致使饥饿的人没有粮食吃，疲倦的人不得休息，百姓们对大王是愤怒得侧目相视，纷纷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层出不穷。这种巡游背天虐民，因大吃大喝而造成的浪费犹如流水一般，真是流连荒亡，连诸侯都为此而忧虑。什么是流连荒亡呢？顺流而下的游而忘返叫做流，逆流而上的游而忘返叫做连，狩猎而不知厌倦叫做荒，饮宴而不知节制叫做亡。古代的贤君既没有流连的欢乐，也没有荒亡的行径。请大王自行选择自己的行为。’
“听了晏子的话，齐景公非常高兴，于是预先在国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又移住在郊外，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人，还召集大师说：‘给我创作一些表现君民同乐的乐曲！’于是就有了《徴招》、《角招》。这些乐曲里有歌词这样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的意思就是敬爱国君。”
【阐释】
孟子在这一章里论述的核心问题还是与民同乐，已经是他第三次与齐宣王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了，但是与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比，角度不同了，道理也更深刻了。
在这一章里，孟子不仅说到乐，而且还从乐说到忧，第一次提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体现了孟子的民权主义思想和“为民”思想，是百姓真实愿望的深刻反映。
后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被宋代的范仲淹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孟子与范仲淹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孟子是对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提出了这一要求，范仲淹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提出了这一要求。相比之下，孟子的意义和作用要大过范仲淹的。但是，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以孟子和范仲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能更深刻的感染人。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1 ］。毁诸？已乎［2 ］？”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仁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