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日出东方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2月中旬，正值旧历年关，严冬酷寒。在一个干冷的清晨，从北京城朝阳门悄悄驶出一辆带篷骡车。

车上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模样，带一副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脚穿一双黑布棉鞋，看上去很像年前赶着去收债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中等身材，前额宽阔饱满，身着长袍马褂，看上去像个东家。

骡车穿过通州，经过廊坊，直奔天津。普通的骡车，在偏僻荒凉的土地上走着，显得那么不起眼。车里坐着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两位重要人物，被人们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是李大钊第二次为帮助陈独秀逃避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独秀到天津，然后坐船奔赴上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20年》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李大钊则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者。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北大教书，一个文科学长，一个图书馆主任，都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焦虑万分，日夜思考着如何将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摆脱黑暗的军阀统治。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需要摆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面前。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主帅和旗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自然担当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

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他和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筹备建党。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列宁也关注着东方。为了便于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随后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4月初，俄共（布）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代表团为首的叫格里高里·纳乌莫维·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同李大钊等人的谈话，特别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话题，使李大钊很兴奋。他高兴地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当陈独秀知道了维经斯基的真实身份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一次次会面长谈，深入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对中国建党的指导，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二、共产主义星火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他189622 年考中秀才，翌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

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与李大钊相约建党后，陈独秀即奔赴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0年6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戴季陶当时作为国民党员，也对社会主义十分热衷，并写了一些文章来宣传和解释社会主义。但孙中山对他的这一行为和思想进行了训斥。戴季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退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张东荪也因为与其他同志政见不一，选择了离开。这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主要是在陈独秀的驻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进行活动。为筹备建党，他们五人起草了党纲。1920年8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他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关于党的名称，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呢？陈独秀自己没有作出决定，而是与李大钊、张申府商量。经过反复商量，“共产党”这一名称被确定了下来。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诞生。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2产。在北大时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上海这个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后来在北京、济南等地成立的各地早期组织都是在上海早期组织的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３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

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

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秘密集会192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太仓路）上私立博文女校24 的楼上，突然来了9个临时寓客。女校已经放暑假，学生和教员都回家去了。

只有厨役一人，做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为楼上的新客人做饭并照看门户，非经过熟人的介绍，任何人不得到楼上去。他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什么客人，口音言语也不太熟悉。他不知道，这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秘密来到上海开会。他们是：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代表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和留日代表周佛海。除了上述9人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

1921年7月23日，所有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各地代表到齐后，在博文女校楼上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议。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相互问候和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应立即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随后，代表们赶到李汉俊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里正式召开。

李氏兄弟的寓所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海典型的里弄住宅建筑。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但气氛却很庄重。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张长型大餐桌，四周围着一圈圆凳；桌上放着茶具、一对紫铜烟缸和一只饰有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东、西墙边各安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靠北端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小桌。

中共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因他未能来上海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过程，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之后，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致辞。他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显示出很强的宣传鼓动的本领。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马林讲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中共一大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谈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25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之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进行的主要活动以及工作的方法经验。由于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太长，工作也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都比较简短。

由于起草小组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25日和26日没有举行会议。27日、28日和29日，大会连续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谈论研究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

在29日晚上的会议上，马林提议第二天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据周佛海回忆，会议“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一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

不速之客7月30日晚，照原定计划召开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谈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谈论通过党纲和决议。然而，马林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了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也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当即问他是干什么的。中年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倒真是有个社联，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立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机警地判断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并催促大家赶快离开此地。

于是，除了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留下外，其他代表先后离去。

现已有资料表明，当年闯入的那个中年男子是程子卿，他与黄金荣结过拜把兄弟，得以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绝不是偶然事件。原来，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到上海的途中，就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盯上了。马林到上海后的行踪，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26 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下。马林在7月下旬频繁出入李汉俊的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和监视，程子卿的突然闯入会场就在情理之中了。

代表们撤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个巡警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法国巡捕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除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文件。桌子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乱，字迹不清，没有引起巡捕们的注意。

法国巡捕在包围搜查中未发现什么政治活动的证据，同时得知此处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所以法国警官也没有制造更大的麻烦，带着中国密探失望地离去。临走时，一个法国警官带着警告和教训的口吻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功夫。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在紧急疏散之后，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2号。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去广州后，其夫人高君曼仍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汇集而来。

转移南湖当晚12时左右，大部分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商讨下一步代表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这时，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也容易暴露，到那里开会不合适。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的南湖游人不多，环境幽静，距离上海又不远。这个意见立即被代表们所采纳。当晚，代表们就开始进行转移的准备，王会悟专程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也分别做了必要的准备。

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他人注意，代表们决定分两批南行。8月1日，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乘头班车出发，来嘉兴预定游27船，安排会务，同时察看了第二天游船停泊的水域和路线。董必武等人当晚在张家弄鸳鸯湖旅馆住了一晚。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于8月2日上午到达嘉兴，然后由王会悟引到南湖。

南湖会议的这一天上午，天气阴转小雨。起初，湖面上还有些游人在划小船游览。到了11时许，天空的云层更浓黑了。不多时，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小雨中，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幽安静。细雨中的南湖别有一番情趣，代表们乘坐的画舫在湖面上缓缓划行。在这清幽的景色中，一个历史性的会议继续进行了。这次会议继续上次会议被打断的议程，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讨论了党的成立宣言，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

南湖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部署，具体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等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大会在“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声中顺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被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绝望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