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初入报界(1)

一、重回故乡

1945年8月10日，重庆的天气酷热而郁闷，无线电波传来惊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愿意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无论雾都山城，还是上海十里洋场，都陷入不夜的狂欢之中。那一刻，查良镛正在湘西的农场，未能加入狂欢的人流。在他的家乡海宁，8月11日清晨，重庆中央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日本政府的请降书已送达盟国的消息。当天，海宁县政府把这一消息布告全县民众，还印发了各种小型宣传品。下午，国民党县政府进驻县城，袁花区署同时进驻袁花镇上办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八年战争蹂躏，牺牲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财产的海宁，全县城乡和整个中国一起陷入欢腾之中。

姗姗来迟的胜利消息也抵达了偏僻的湘西。由于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镛才返回久别的家园。八年抗战，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漂泊异乡，无家可归，饱受离乱之苦，并两次尝到失学的滋味。战争使他永远失去了母亲，《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寄托了他对母亲深入骨髓的思念——

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①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从小由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抚育带大，“直到十五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陈家洛十五岁离家，十年之后，相貌神情均已大变……瑞芳神志渐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伸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这依稀就是查良镛和顾秀英重逢时的情景。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①

①　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0—41页。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②

当时，比他小十三岁的查良钰正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

小阿哥给家里来信，说要回乡探亲，要回来住一段日子，然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小阿哥的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

几年没见，小阿哥归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穿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有意思极了。

小阿哥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和三哥缠着他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①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6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页。

二、《东南日报》电讯翻译

《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12日，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虽不能完全摆脱党报的色彩，却以“民间报”自许，在善于经营的社长胡健中手里成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1937年2月1日，《东南日报》新大楼在杭州众安桥落成，巍巍五层楼，是当年杭州著名的建筑。当年11月中旬，杭州沦陷前夕，《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

日本投降，《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员，“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南平版”迁到上海，作为总社，胡健中亲自主持，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这时却成了分社。查良镛在金华版和南平版发表过三篇文章，得到陈向平的赏识。

正是陈向平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是浙江温州人，秃顶、圆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在金华和陈向平一同进《东南日报》，从编辑到编辑主任，一路做到总编辑。

1946年11月20日②，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为了直接收听和翻译“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报馆本来安排一位陈先生担任这个工作，但他不能胜任。正好上海总社介绍查良镛来杭，同时报馆另外请了黄怀仁，故由他二人专事翻译工作。①汪远涵记得，查良镛初来编辑部，报馆听说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就请他负责收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广播，择其可用的译出来，偶尔也会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请他移译备用。他一接手马上动笔译好交卷，给汪良好的印象。②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5—116页。

②　查良镛自述：“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金庸、池因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3页。杭州东南日报社档案1947年3月的《职工名册》中关于他进社日期一栏是“三五年一一月二〇日”，即1946年11月20日。

初入《东南日报》的查良镛

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依靠直接收听并翻译。在查良镛之后（1948年）也在《东南日报》做过同一工作的钟沛璋记得，“报社有间收音室，里面有一架质量很好的收音机，报社设有专人每天晚上收听国外电台的外语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一般查良镛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重要的关键词记下来，然后，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听说他的工作是收听英语广播并将之译成中文，感到很吃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是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他解释说：“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国际新闻版几乎天天有“本报×日收纽约（或伦敦、华盛顿等地）广播”的消息。他的英语基础比较扎实，中文底子也过硬，记忆力又好，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而且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评。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人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③

汪远涵记得他还编过一个副刊“咪咪博士答客问”，在多年的音信隔绝之后，1988年，他给汪写信，重提旧事：“承不以浅薄见弃，遽授以编辑一版幽默副刊，我以咪咪博士之笔名与读者嘻嘻哈哈。相隔四十年，往事仍如在目前。”④

①　汪远涵《我所在的<东南日报>》，何扬鸣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3页。

②　汪远涵《与查良镛、钟沛璋通信叙旧》，何扬鸣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246页。

③　《维扬河街上叟》，《中华文学（黄河版）》1986年4月，324页。我查阅了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的《东南日报》杭州版，可惜没有找到此文。

④　汪远涵《与查良镛、钟沛璋通信叙旧》，何扬鸣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247页。

其实，“咪咪博士答客问”只是“东南周末”副刊的一个专栏，从1947年4月12日起，每逢星期六刊出，第一次刊出署名“宜”，就是查良镛的小名“宜官”，以后一直署名“镛”。这是个游戏性质的幽默专栏，比如问：世界最大的水力是什么？答案是：女人的眼泪。问：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洋的民族性有何不同？答：中国人吃猪肉，故性懒，似猪；西洋人吃牛肉，故性蛮，似牛。有人问春日和夏日形状有何分别？他答：春日是“高”的，夏日是“长”的，有诗为证，白居易的诗“春宵苦短日高起”，唐文宗李昂的诗“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东南风”副刊到1947年3月29日出到232期后，推出“东南周末”，“咪咪博士答客问”专栏在7月19日之后没有持续下去，查良镛继续在“东南风”副刊上写《咪咪录》，篇幅很小，每期几则，署名“镛”，9月28日刊出的《闲话蟋蟀》署名“庸”，很可能也是他的文字。10月2日他的《咪咪录》第十九则刊出，有人讲故事，他认识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死期，还知道如何死法，死在哪里，及准确时刻，结果完全相同。大家都不相信，其中一人间：“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法官告诉他的。”①

汪远涵一开始就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虽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长，“大约仅一年多光景，可是和我却有缘分”。他们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鲥鱼佐酒，所以四十年后查良镛给汪的信中说：“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②在他眼中，汪是个好好先生，谦和平易。1993年他说到自己怀念的新闻人，其中就有汪远涵。③

①　《东南日报》杭州版缩微胶卷1947年3月—10月，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②　汪远涵《与查良镛、钟沛璋通信叙旧》，何扬鸣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246—247页。

③　汪远涵对他另有看法，在1999年6月13日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十年前我是获悉胡耀邦接见金庸并由廖承志宴请他们夫妇之后方才和他开始通信的。当时来信都表现他对老同事的热情与友谊。近年通信稀少，一因他成了海内大名人，来往者都是名人，再无闲暇顾及旧侣……（何扬鸣）编《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时曾向国内外《东南日报》旧人约稿，美国赵浩生、沈达夫（风人）都应约寄稿，唯查大侠到杭大演讲时，何先生向他面恳写稿，他没写一个字。据何先生说，他来杭大由他像是其孙女模样的年轻夫人陪同前来，后来才知道他已离婚数次，这是他最新的夫人。所以我也对他无话可说。”《汪远涵信札两通》，《温州读书报》2006年第11期。

三、杭州西湖

《东南日报》曾是战时东南的新闻堡垒，战后在全国地方报纸中还是首屈一指，虽然白报纸的供应极为紧张，但报纸的经营状况尚佳，每月的稿费支出就达两千五百万左右，报社同人的待遇也比他报优厚，一个普通编辑的月薪有二三百万。①

众安桥的报社大厦五楼除了作为大礼堂、员工俱乐部外，还对外放映电影。查良镛工作之余可以看电影，或出去听听评书、弹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1946年从上海到杭州，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有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胡姓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上表演独唱，查良镛也去观看。蒋英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学习过音乐，在瑞士的“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得过女高音比赛第一名。那晚她唱了很多歌，有《卡门》《曼侬·列斯科》等歌剧中的曲子。“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算起来是查良镛的表姐。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蒋百里的学生，他在空军军官学校就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后来她嫁给了物理学家钱学森。他说，“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②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炮火连天，只是战火还没有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宁、沪、杭。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依然夜夜笙歌，西湖上画船如梭、游人如织，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美丽的西湖边到处是他们休闲的别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一次次穿越王朝更迭、世变循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望海潮》词是查良镛从小就熟悉的。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文化古迹处处吸引着他，许多庙宇、亭子、茶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岳飞是他敬慕的人，岳庙是他少时常游之地，看到同学们在秦桧的铁像上撒尿，他也想跟着这样做解恨，只是大人声称行为太不文雅而加以阻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