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人类历史之初(2)

但是这些孤立的“城市”本质上是不能扩大的，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它们依赖对某些珍稀物品的垄断或近似垄断。可供传播的文明需要比杰里科和卡塔尔·胡玉卡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更加广泛的生态基础。苏美尔地区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积平原上。诞生苏美尔的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泥而恢复肥力，可出产丰富的粮食，在此之前，原始农耕技术亟需彻底的革新。【14】在生长着森林的中东山丘上，初夏时节降雨充沛，可保证作物生长，直到收获为止。但是南部不是这么回事，那里的夏天几乎从不降雨。因此，只有通过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庄稼，才能保证作物的收获。但是灌溉沟渠与堤坝的挖掘和维护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需要比最早的农业共同体更严格的社会纪律。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小型血缘家庭可能构成了寻常的劳动单位。每个家庭一般消费自己的一块或数块耕地上所出产的粮食，不需要更多成员的有组织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每个人都受控于反复无常的天气，所有的人同样自由，因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年龄和性别。【15】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河谷环境中彻底被颠覆。因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做大规模的努力，而这要求大多数劳动力接受某种管理精英的领导。

关于管理阶层如何兴起还不能确定。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可能导致主人与奴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划分。另一方面，超自然力的专业人员的特殊地位在人类社会必然由来已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职能专业化过程。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解释说，众神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成为他们的奴仆，这样，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设施完善的神圣居所——即神庙——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们不用费事亲自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一点这些观念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在拉格什，一份碑铭记载，该城邦的土地依据占有者对神承担的租税而被分为三类。最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留给农民粮食很可能还不够糊口。因此，农民不得不每年为神劳作一段时间，即从事修筑灌溉渠道的劳动，或者根据祭司的安排从事其他劳动。农民以这种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缴纳给神庙，而神庙又把这些产品作为工资，用以酬付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劳动。

这种制度显然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能够被集中起来，从事大型工程建设。它也使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专业人员——舞者、歌者、金匠、厨师、木匠、建筑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进食、穿衣、娱乐和受祭拜，用各种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确保神的愉悦。由于他们不必再花费时间生产自己的粮食，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发展出比此前人类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首先出现定居点，到公元前3000年能够被现代学者解读的书写记录开始透露苏美尔文化的社会和知识情况，在短短1000年里，文明就诞生了。

苏美尔人的发明

【16】

技术发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铜冶炼、轮制陶器、带轮的车辆、航行的船只、雕塑、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耕犁等，几乎同时出现于考古记录之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现存数千枚的印章雕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当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线索的其他技术肯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例如，后来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产品的羊毛纺织和染色、 复杂的神庙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此外，测量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精确性。为了修建沟渠堤坝和犹如人工山峰一样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纪念性神庙建筑，精确的测量和仔细的规划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技术是时间测定，因为每年农业生产的基本周期依赖于有关播种时间的知识。月亮盈亏是时间流逝最显著的标志；但是月亮的周期与太阳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历法被制定出来之前，祭司不得不观察、测量、校正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规律之间的误差。维系这种历法的确是早期祭司为农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掌握历法的必要知识也是祭司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普通农民也许认为，能够预先知道季节的人证明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值得服从他们的统治。灌溉工程的组织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技术和社会后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导之下展开的，祭司的社会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预知季节的能力。

宗教

祭司权力和威望的另一个基础是他们了解众神的一切并知道如何取悦众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悦，【17】那么也知道如何安抚他们。圣歌如何吟唱，神圣的仪式如何进行，这些是祭司的主要知识。但是苏美尔祭司并不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和所为。在某个时刻，可能是文明发展之初，他们就已经发展了有关众神如何统治世界的系统教义。我们从很久之后编订的诗歌中得知他们的思想，也许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当大多数这种文献首次被书写下来的时候——的人感兴趣的概念才被记录下来。但是即使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们知道，乌尔的一位早期国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们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确也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神学理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现象。

基本的观点是简单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拟人化了——即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但是赋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包括长生不老的力量。每种拟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统治的神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众神聚会，决定当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个神的决定都可能被否决。例如，根据神命，一些灾难可能降临到某个城邦，虽然居住在这个城邦的神受到该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们受到伤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须服从众神的集体意志；当该年的命运被决定后，任何神都不能废除它。风暴和雷电之神恩里尔（Enlil)是众神意志的主要执行者。他根据每次新年聚会的决定而施行惩罚和引来灾难。

每个神的性格都被认为完全与人类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庙中；隐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灵魂隐藏在身体之中一样。神的灵魂有时会出窍——就像人的灵魂可在梦中游荡一样；但是当出现某些重要的问题必须向神请示时，人们有办法召唤神返回神像。神通过暗号和预兆给予答复：如鸟的飞行、作为祭品的绵羊的肝脏的形状等事物或现象，专业祭司都能据以判断神的旨意。神必须每天都被奉献祭品、取悦和赞扬。在特别的节日里，还要为神举行额外的仪式，【18】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充当观众。如果神的预兆指出了灾难，那么城邦还要举行其他仪式以便及时地平息神的愤怒。

只要承认神的特性、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假设，那么这一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释唾手可得：如果预兆告知的灾难没有降临，那么这只能证明祭司采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神没有警告他的人民。

这样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30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苏美尔人在文明史开端时创立的这些观念和仪式。此外，许多蛮族也认为，苏美尔万神殿中的伟大的众神的确统治着世界。这些蛮族包括东欧和西亚草原地区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崇敬这些天神、雷神、太阳神、月神，和其他最初由古代苏美尔祭司推想和确定了力量与性格的众神。

文字

从后来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祭司的最重要发明是找到了能够把口语记录下来的方法。这通过使用削尖的芦苇杆在松软的泥板刻写符号而实现。如果人们需要永久的记录，那么一份完整且不易损坏的文献能够通过将新写的泥板放在火炉里烘干而轻易地制成。正是通过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书，我们详细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从这种做法中逐渐出现的图画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最初，苏美尔祭司主要用文字记载神庙仓库的收支情况。这种记录保存方法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现一种能够保留这些事务经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后通过双关语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姓名中，若有听起来像一个容易以图形表现的单词的音节，就会被记录下来。不久，【19】这种图画符号终于表示发音了，而不仅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用于记录恰当的发音音节。通过发展足够的标准表音符号，书吏得以记录所有日常用语的发音。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衣寿文、法律、契约和其他各种文献的书写从而变得可能了。

通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当作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现代学者能够阅读的文字使人们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类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区别仍然有意义，虽然考古学近来取得的所有进展已经使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存在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作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检索精确信息的能力。此后文明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不断完善。

灌溉

大约公元前3000年，当文字记录开始使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代苏美尔越来越详细的知识时，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所有易于灌溉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了。十来个或更多的城邦星罗棋布地散步在灌溉地区，每个城邦拥有几千居民，每个城邦内部，神的居所或神庙是最大、最雄伟的建筑。在苏美尔各城邦中，尼普尔（Nippur)似乎已经享有某种突出地位。苏美尔各地的祭司可能不时聚集在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的神庙中。在这类场合中也许会进行消息和观点的交流以及涉及相邻城都的各类生意业务。如果依靠其他方式，苏美尔文明就难以维持其紧密性和一致性。

当邻近城邦发生争端时，【20】无疑祭司们的碰面会旨在进行仲裁。但是当苏美尔的水利灌溉工程达到地理范围和技术水平的极限时，城邦之间的争端就必然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当灌溉渠道变得更大、更长时，上游地区每次从河中取水都会影响下游的河水供应。用水权在干旱季节很快就变成生死攸关的事情，和平解决争端不是一直都可行的。因此，相邻城邦——很快变为敌对的城邦联盟——之间的战争，变成苏美尔生活重要而经常的特点。此外，抵御外来蛮族一直是困难的。两河流域地势开阔，四面受敌，通过水利灌溉和手工业技术专业分工积累的雄厚财富使苏美尔各城邦成为吸引外敌进攻的目标。

军事力量和君主制度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各城邦发展了一种堪与祭司领导权匹敌的军事组织。王权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神派遣国王作为他们在人间的代表。和平时期，这种殊荣属于祭司长；但是战争时期，他或者亲自领兵，或者找到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以他（和众神）的名义领兵出征。当相邻城邦之间的战争变成常态时，仪式和其他和平时期的工作影响下降的同时，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提高了。有时祭司与军事领袖之间会发生摩擦。当敌手仍然威胁城邦、而决定性的胜利尚未取得的时候，战争的需求变得无休止。但是很显然，只要苏美尔平原各个的城邦保持独立，那么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有一个有能力分配水源、解决各个城邦争端的单一行政管理机构才能结束内部分裂局面。在被激怒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帝国也很可能调集压倒性的武力迫使边境的蛮族臣服。

但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发明一种方法，使个别君主能够有效地控制边远领土。【21】最早的伟大征服者似乎一直在身边保留大批军事家族。为了维持几千人的部下，统治者（如阿卡德的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认为，不停地巡视各地是必要的。靠抢劫从敌对的群体那里获得稳定的收入可能也是很重要的。这种掠夺性的政权本性就是相当不稳定的。任何军事失利都会刺激地方共同体在君主的武装力量前来敲响城邦大门时，拒绝他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把军队分散驻扎在臣民中，以确保他们的顺从；但这意味着君主进攻力量的分散，削弱了他在战场上相对地方反对者的优势地位。此外，守卫部队长期驻扎在远离君主本人的地方，可能不再服从遥远的君主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能够被可靠地下达到他们手里。

在这些困难面前，古代苏美尔从来没有取得长期的和平。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各独立的城邦之中，对独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诚削弱了帝国统一的所有努力，敌对城邦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和结盟关系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也不能防止它们经常诉诸战争。因此，维持国内和平局面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它为苏美尔和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主要发展点。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进和规模更大、组织更精良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成果是控制远方臣民而实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苏美尔的一些发明从此成为文明社会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颁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设立官方邮驿等，这些基本要索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线索显示，苏美尔留下了旨在让人民相信苏美尔的土地“一直”被统一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统治之下的官方宣传传统。

早在这些维护和平和秩序的措施不是充分显示出来之前，苏美尔文明的重要成就已经吸引了远近邻国的注意，刺激他们根据苏美尔的成就改变自己的方式。为了考察苏美尔文明影响陌生民族和外来民族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下一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