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现代美国的“中国诗群”(7)

第三节　当代诗人

1.概述

中国诗的影响与新诗运动同步在1922年达到了高峰，以后也同步逐渐趋于消退。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保守的艾略特——新批评派占统治地位，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保持在少数几个诗人身上。到了50年代末，“垮掉的一代”的风暴，连同其他反学院派诗歌运动席卷美国诗坛，“中国热”才再次潮涌。

与第一次浪潮的不同在于，它并未轰动一时，却持续得较久。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仍未出现衰退的迹象。

使我的研究更困难，或者说更有意思的是：目前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早已不像1910年那样有限了。那时庞德或韦利的一个薄薄的译本就可以引起轰动，成为尽人皆知的话题，也使我们的“影响研究”有根有据。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诗歌译本相当多，被英美学者解释得更完备。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美国诗人各选一位中国古人为师：白居易，元稹，林和靖，王维，寒山，苏轼，分别有崇拜者。

今日美国诗更加多样化，第二次浪潮自然也比第一次更为多姿多彩。

与新诗运动时期相似的是，当代美国诗接受中国影响最多的是反学院诸派——黑山派，垮掉派，嬉皮士运动中出现的禅道诗派，新超现实主义诗派，而学院派则更倾向于接受欧洲传统。中国影响与“美国性”持久一世纪的结合，证明它是美国现代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美国文化中与欧洲传统相对的制衡因素。

在这样短的篇幅之内，对今日美国诗歌所受的中国影响作一概括，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美国诗歌的多样化，也导致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复杂化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完整”，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理查德·威伯的抱怨——“对我来说，分辨出极富魅力的简洁和拙劣的简单间的区别真是太难了。”中国古典诗，至少是在它的优秀诗作中，简单只是表面的现象，只是第一眼的印象。“只有重读，”康拉德·艾肯说，“才能理解中国诗人如此绝妙的选择。”

也只有当回头看去，才能懂得在简单的伪装之下，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感兴趣，其文化政治动力何在。在后工业社会中，“清静无为”携带着抗议。这正是中国诗第二次浪潮能在几乎30年后，仍旧处于高峰的重要前提。所以，只要这个社会对人类异化的危险继续存在，中国诗歌将依旧提供灵感。

中国诗歌第一次被美国当代诗歌接受时，只是一个反文化遥远的样板，而现在扮演的却是更为复杂的角色。禅和道的思想已得到更加多样化的解释而中国诗的语言方式、风格方式，继续成为美国诗人寻找自己声音的指路牌。如此看来，中国热的浪潮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出现衰退。

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理解美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关键点。

2.英加尔斯（Jeremy Ingalls，1911-2000）

杰雷米·英加尔斯是三四十年代诗人中不多见的坚持中国诗风的诗人。她出身于新英格兰商贸世族，家藏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和中国文物，因此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高中时开始研读中国经典之英译，然后研读了两年古汉语。

1936年得到南京政府奖学金让她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学，抗战爆发使她不得不中断学习。1944-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师事陈梦家先生学习中国文化。50年代任洛克菲勒学院文学系主任，后任美国语言学会亚洲部主席。

英加尔斯有许多诗篇以中国为题材，在1941年出版的诗集《玄学之剑》（The Metaphysical Sword）中，有几首出色的作品：《致杜甫的一封信》（A Message to Tu Fu），《致知识分子》（For the Intellectuals），以及以屈原生平为题材的《公元前200年，公元2000年等等》（200B.C.,2000A.D.,etc.）。

1945年英加尔斯出版其毕生力作叙事长诗《塔尔》（Tahl），其中的主人公塔尔是个美国知识分子，从小对中国感兴趣，他在西班牙作战，又志愿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全诗耽于玄思，诗人关心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在本世纪急剧的政治变化中能否存活。

在1982年与笔者的通信中，这位年事已高的老诗人，对《塔尔》这首大量描写中国文明与现状的长诗之被人忘却很为恼怒。她认为此诗在左翼和右翼批评家那里都没得到好评，实际上他们无法理解这部合东西文明的努力。

笔者读了这部长诗，觉得确是不可多得，但就语言不容易读懂形式而言，恐怕不容易读懂。相比之下，英加尔斯一些写中国的短诗，例如本书下文中将引用的写孟浩然的诗，优美动人，悲怆但含蓄，很得中国诗之神髓。

3.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

美国五六十年代诗坛领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受的中国影响值得研究，他和庞德两人是对当代美国诗歌影响最大的人物，也是本书将讨论的重点。威廉斯本是新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重要诗人之一。他诗中的中国影响，早期隐而不显，到晚期才渐露痕迹。

威廉斯坚持美国诗必须是植根美国本土，因此他一向拒绝承认他受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异国诗歌的影响。我们分析他的作品时很难引证他本人的声明。威廉斯曾经否认受到过庞德影响，结果许多研究者却证明了庞德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可见，同样，在威廉斯所受中国影响这个问题上，也要让作品说话。

威廉斯1917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致需要这本诗的人》（Al Que Quiere）是意象派诗路，缺乏个人风格。1922年他的第二本集子《酸葡萄》（Sour Grapes）出版，已经摆脱了不成熟的痕迹，而译者认为是中国诗的功劳：“此集中的诗大部分摆脱了先前那种粗糙的苦味，而有了庞德所译中国诗那种清朗（serenity） ——这种风格，庞德以及其他诗人都在自觉地使用，而且用得很成功。”

庞德这个敏锐的观察家，很早就注意到威廉斯的独特诗风，在给威廉斯的信中他说：“你能够……把环境置于你个人之外，而且使之保持精巧的客观性。” 庞德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中国诗的特点。庞德坚持认为威廉斯的“客体主义”是他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ic Method）的最佳体现。1936年庞德出版“表意文字系列”丛书，第三本预定为威廉斯的《美国本色》（In the American Grain）。只因书商破产，计划中断。

威廉斯自己直到晚年才透露出他对中国诗的热情。1957年，他为雷克斯洛思所译《中国诗一百首》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称之为“我有幸能读到的用美国本土语言（American idiom）写的最精彩的诗集之一”。（重点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谈到杜甫的简朴轻巧时，他说：

与这种简朴比较起来，西方诗总是着力过多。你不能说其中少艺术，因为我们都被这些迷住了。你瞧，好像只是几行脆薄的诗，却是不可摧毁的。……在英国诗和美国诗中找不到可以一比的自在无羁的作品，在法国诗和西班牙诗中，就我所知，也没有。

在他临终前不久，60年代文坛最重要刊物《新方向》（New Directions）刊登了他与戴维·拉菲尔·王（David Rafael Wang）合译的中国译选《桂树》（The Cassia Tree）。在按语中王也指出这些诗是“用美国本土语言进行的再创造”。

本书下文讨论中国诗翻译时，会讨论《桂树》这辑译诗中，威廉斯向他的老友兼宿敌庞德悄悄地致意。

威廉斯认为中国诗适合于写成美国本土语言，也就是说，中国诗适合于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美国化”（非欧洲化）诗学原则。这将是本书讨论的中心论题。

4.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1905-1982）

肯尼思·雷克斯洛思是美国现代诗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不少论者认为，他和威廉斯是五六十年代美国诗的东西岸两位“教父”。少年时在芝加哥学画曾与闻一多同学，投入“芝加哥文艺复兴”诗歌运动。定居加利福尼亚后，又成为50年代“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发起人，号称“垮掉一代之父”。60年代后期起隐居于加州西部山区。

雷克斯洛思诗风开阔流畅，挥洒自如，深受中国古典诗熏陶。1956年出版的《汉诗100首》对垮掉派诗人影响很大，1970年与钟玲合译《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1979年出版《李清照全集》。他取了个中国名字“王红公”，并在他发表的中国诗翻译中，经常加入署名“王红公”的创作。的确，他的某些仿中国诗可以乱真。

下面这首诗，没有混在译诗中冒充中国诗，而是取了个德文标题“回忆”（雷克斯洛思祖籍德国）。好像是追溯他的日耳曼文化之根，却是中国诗风：

在我的茅屋门前，

深埋在山林之下，

古老的银杏树中，风声

像丝锦的琴瑟。

雷克斯洛思最具雄心的作品是他的抒情长诗《心的花园，花园的心》（1967）。此诗用道家精神内审自己的感情世界，本书将在最后一章详析。

雷克斯洛思的不少“中国诗”，有典型中国山水意象。他还写有许多情趣盎然的小诗，其中一首《红枫叶》写他驱车驶过小城，那里曾住过他年轻时的恋人，结尾是这样的：

我沿着河驶去，

看到一个孩子在钓鱼，

在清澈的河水中，

在纷纷的落叶里。

然后，我驶向雾中的落日。

典型的中国赠别诗式的淡淡伤感。雷克斯洛思曾经盛赞威特·宾纳翻译的悼亡诗。这种赞扬当然出自心底的钦佩。雷克斯洛思在哀悼妻子之时，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几首诗，即题名为《金斯河峡谷》的那组诗：

月亮落入幽深的雾中，

好像金斯河峡谷

装满了细密、潮湿、温暖的纱布。

石头在暗暗发光——

望景崖，我们躺着

又是一个满月，我们第一次

窥见月亮的这个峡谷。

然后他像元稹的《遣悲怀》一样回忆了他们夫妻平生的某些细节。然后诗人写道：

想起元稹伟大的诗篇

凄切得叫人无法忍受；

在春水边，我孤独，

比我以前能想象到的

更为孤独，

感情十分真切。雷克斯洛思曾与台湾女诗人钟玲长期合作翻译中国诗，他接受的中国诗影响也偏向于阴柔婉约的一面。在美国现代诗人中，能把中国诗风的抒情气质学到手的诗人，并不多见。雷克斯洛思揣摩中国诗多年，所得甚多。

5.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

康拉德·艾肯是美国现代文坛耆宿，身兼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早在新诗运动时期便活跃于文坛。艾肯的诗风是传统的，注重诗的音乐性。与反传统的新诗运动诸派对立，经常卷入争论。但是在新诗运动时期，他已转而欢呼“中国的精神入侵”，认为中国诗比欧洲浪漫主义更能显示感情深度。他大胆预言中国诗将对美国诗歌发展起重大影响。

艾肯晚年作长诗《李白来信》（1955），被论者评为他后期创作的最高峰。“以李白为化身，读出了他自己心灵的历史篇章。”

在许多批评家看来，这位老诗人以这首诗达到了他那漫长的文学生涯的另一个高峰。艾肯承认，诗中的许多句子和片断都受了李白的启示，证明抒情精神“并未在我们这里结束，而是从这里开始”。全诗长达十二章，有很多精彩片断，我们这里只能选译一段，作一示例。

西北风狂呼，蓝鹣鸟的风

宣布秋天到来，秋分

把蓝色的海湾卷回一个遥远的下午。

李白已去峡谷的那边，

寻找友谊，寻找昔日情人的衣袖，

去写信给他早夭的子女，

或子女的子女，写信给我们。

然而，把一首纸页上的诗读出来，

加上边注，解析开

意义的七层棱镜，从苣菊的

绯红一直排列到天蓝，那必然是把我们的理解

强加于李白：正如他把自己的理解

强加于他的前贤。

而我们也和他一样收回前言：

和他一齐，消失在峡谷那边：

和他一齐，给我们已亡故的孩子

写封信，与时间一样长，与爱一样短。

艾肯自注说：“每个熟悉李白诗的人都可以发觉我谈到了他生平中某些事，也引用了他的诗某些片断。”我本人没有看出李白的片断，学得不露痕迹总是好的。

6.凯瑟（Carolyn Kizer，1925-）

卡洛琳·凯瑟同时献身于两个她认为最值得献身的事业：美国当代社会思想中的女权运动；美国当代诗坛的师法中国之潮流。

应当说，这二者难以契合，中国诗至少无女权思想可言。但是凯瑟竟然做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在她的“仿中国诗”中，说出了现代女性的感情和痛苦。她的成绩，给比较文学提供了有趣的课题。

凯瑟于1925年出身于华盛顿州一个小城，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时曾学过中文。1959年她创办《西北诗刊》（Poetry Northwest）杂志，任其主编六年，此后她在各大学执教创作班，最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凯瑟自她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自觉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1965年她的诗集《叩寂寞》（Knock Upon Silence）书题得自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其中仿中国诗一辑，诗评界认为极成功。

这些诗实际上是从中国诗取得灵感“改写”的诗，中国古典诗，尤其是乐府民歌那种清丽的抒情气质，化入了现代美国妇女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原诗的一部分意象，与现代美国妇女生活的情景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崭新的感情结合体。

1985年，她的诗集《阴》（Yin）获美国最高文学奖普利策奖，这是美国诗歌界对她的“中国诗”早就应当给予的承认。

“改写”古诗如何取得现代境界？我们先看这魔术中比较简单的一首。

《藏起我们的爱情》，本取意自《乐府诗集》梁武帝《有所思》：

永远不要认为我离开你谁言生离久

是因为自己想走。适意与君别

永远不要相信我住得很远

除非是不得已。

离别一整天

黝黑的香味还留在我的皮肤上。衣上芳犹在

我到哪儿都带着你的信。握里书未灭

衣带已经可以在腰上绕两圈。腰中双绮带

我真盼望它把我俩捆在一起。梦为同心结

你认为我们俩藏起爱情，常恐所思露

是因为往事伤心？因为迷信的恐惧？瑶华未忍折

我们是野蛮时代二个公民

早给教会了伪装和自我克制，

藏起我们这芳香的，危险的爱情。

凯瑟并无必要精通古汉语，也并没有必要精通中国文学史，如果她做到了这两点，她就成了汉学家，不能取法一点而自由展开。

“衣上芳犹在”和“常恐所思露”，就这两行已足够作为一首优美现代抒情诗的依托。新诗运动时期诗人之所以崇拜中国诗，因为“中国诗人很少写爱情”。凯瑟“重新发现”了中国爱情诗：爱的无望，用一种微妙的，有节制的悲观调子，徐缓地写出，痛苦在这些诗中，变得更加深沉。

7.麦克娄（Jackson Mac Low，1922-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