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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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拜把子”考

“拜把子”一词,大概要有点年岁的中国人,方能知道的旧时话语。

即便如此,设若问,何谓“拜”?这个动词或许不那么费解;而什么叫“把子”,能答得上来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因为这个江湖术语,连最早想出“拜把子”这一说法者,怕也是莫名其妙。

“把子”,其实是一个查无出处的词。

但“拜把子”,却是一种很功利的结盟手段,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汉文化中颇为暗昧的一面。你不能说它不光明正大,但内里确实有不光明正大的成分。外国没有这东西,洋人也不兴这一套。

在中国,“拜把子”现象相当普遍,盛行于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之辈,五行八作之徒,更为热衷斯道。要想在江湖上立足,没有几个拜把子弟兄怎么混?稍有一点身份者,多读过几本书者,通常不屑为。当然,政客们搞权术例外,蒋介石还跟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磕过头,换过帖呢!

“拜把子”,为“结义”的口语陈述。谁与谁拜了“把子”,他们就是“把兄弟”,或“干兄弟”,或“契兄弟”。所谓“换过帖的”,就是你把你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给我,我把我的生辰年月日也写在一张红纸上给你。这张红纸,就叫“金兰契”。也称为“契结金兰”,取如金之坚,如兰之馨的寓意,形容结义的契合关系,多么美好。

文学界,当是有文化的人了,所以,不见有中国文人“拜把子”的现象。譬如,盛唐诗人有李、杜,这两人,交情不浅;譬如,晚唐诗人也有李、杜,这两人,相知也甚深,虽然文学史将他们捏在一块儿,但他们各归各,不相干。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那是两回事。大家巨匠,是用不着“拜把子”求存在的。

可一般人,要在文坛上厮混,谈何容易?那是个极势利的所在。你可能不错,别人硬是不买账,你写死了无人闻;你可能并不好,别人一定要抬举你,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所谓的“别人”,其中有名流,有半名流,有名嘴,有半名嘴。名流不一定有名作,名嘴不一定要写作,他们组合在一起,行内称为“圈子”,确也蛮厉害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好像松散,却也严密,类似“拜把子”的文人组合,一个精神上的互相倾慕的团契,似乎是无疆界的,然而圈子和圈子之间,互为雷池,界限分明。各占一块地盘,各领一拨人马,或倡纯文学,或宗主旋律,或为商业化,或当清高派,或盯诺贝尔,或做时装秀,或求古典美,或卖下半身。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成为文坛的大好形势。

“圈子”,有大有小,成员,有多有少,色彩,有浓有淡,但对内抱团,对外排斥的宗旨,却是坚定奉行,永远不会改变的原则。圈内,则勾肩搭背,耳鬓厮磨,卿卿我我,你吹我捧;圈外,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再好我认为一钱不值,我再孬也比你强上百倍。

由于文人大都薄情的缘故,有时候,圈子的道德水准,通常不如市民阶层的“拜把子”所表现出来的信义度高。圈子里狗咬狗现象,吃里扒外现象,脚踩两只船现象,一阔脸就变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为什么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平略低的“拜把子”者,倒能多少透出一点“结义”的“义”来呢?因为,他们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代又一代的太多太久的熏陶。

我们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开宗明义,便是对中国人进行结义教育的篇章。结义楷模人物刘、关、张的这次成为兄弟,开创了未来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天下的局面。凡结义者,无不或明明白白,或隐隐约约,以此为样板,存有一个近期的战术目的,或一个远大的战略目的。如果没有目的,他们才不拜什么狗屁把子呢!中国人太习惯于“无利不起早”的实用性,讲究现用现交。

《水浒传》,那一百单八好汉的大型结义,更是了得。凡“拜把子”者,无一不怀着由弱转强,由小而大,由劣势变优势,由单打独干到成群结队的想法。那些高举义旗,啸聚江湖,替天行道,打抱不平,以至于招兵买马,水泊安身,反抗官府,四处骚扰,竟折腾到成了气候,官方不得不认可,朝廷不得不招安的梁山泊英雄,正是所有“拜把子”者梦寐以求的正果。

所以,这两部书,对结义者来说,等于是他们的《圣经》,等于是他们的教科书。而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关羽,更是所有结义者坚定皈依,虔诚信仰,视若神明,无比崇敬的偶像。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两部古典文学名着,发展和推动了中国大地上的“拜把子”运动。至少在1949年以前,两个或多个无血缘关系的人,结为兄弟,或结为姊妹的现象,无不熟悉这两部半文不白,甚多陈词滥调的章回小说。连封建帝王也来抢这个关老爷,封王,封帝,封圣,封菩萨。

罗贯中和施耐庵,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作品,竟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也实在令中国倒霉兮兮,抬不起头的文人扬眉吐气。大概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文人的笔墨,产生的文学的功能愈大,历代统治者也就愈加不能放心,愈加耿耿于怀,愈加牢牢掌控,愈加大兴文字狱。

做皇帝的能不看到你的这两部书,所宣扬的“拜把子”精神,深入人心,超过了他们强调的孔孟之道,主张的正统观念,这还了得?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拜把子”不见了,但“拜把子”的老祖宗还在。你到北京大街小巷的饭馆去看看(当然国营的除外不计),一进店门,迎面立着,无不香烛纸马供奉着关云长塑像。没有一家摆孔夫子的像,贴孟夫子的像。中国人太熟悉关羽的那张面如重枣的红脸了,至于孔丘是何模样,孟轲是瘦是胖,即使饱读《四书》的斯文之徒,也说不出所以然。

这大概就是统治者对于文人相当戒惧,要不断收拾的原因了。

解放以后,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明,革命压倒一切,斗争哲学为先,“结义”之举没了市场,“拜把子”之风日见衰微。尽管《三国演义》、《水浒传》依然畅销,但读者对这个陈旧的话题,不再表现出兴趣。

西方世界里,两个人构成特别紧密的关系,诸如兄弟般的情谊,当然也是有的。譬如希腊神话里的德蒙与匹西亚斯(damonandpythias),譬如《旧约·圣经》里的大卫和约拿丹(davidandjonathan),或出于感情,或出于承诺,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人格力量,构成始终不渝的生死之交。这与帮会派系,秘密结社的“结义”,这与封建落后,愚昧迷信的“拜把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对一位洋人,贸贸然地说出这个江湖术语,而不加适当诠释的话,大鼻子一定会瞠目结舌的。同样,当代中国的年青作家,尤其是读外国文学,读翻译小说成长起来的四十岁以下,或虽四十岁往上,但仍处于时尚,潮流,炫酷,装嫩阶段的作家,正如他们熟悉面包的程度,要大于馒头一样,对旧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结盟行为,恐怕也是相当隔膜的。

当然,“拜把子”的这个“把子”,究竟为物,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来自何处?因何而来?确实不可解释。最权威的民国时期萧一山着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里,大量抄录自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中,那些帮会组织的符咒、口白、罚规、誓词、祝文、隐语,以及诗对等原件,根本无“拜把子”这一说。更不用说作为“结义”的经典着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压根儿也看不到“拜把子”字样。

考其由来,实在是很不得要领的。

说了归齐,还是曹雪芹伟大,要不他怎么会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永远的大师呢?是他在《红楼梦》的第六十回,提供了最早的“拜把子”这个词语的文字记录,大师之大,恐怕就体现在这里了。

中国文学最不值钱的一顶帽子,就是“大师”了。由于大师名号太多太滥,烧饭的为大师,做冰糖葫芦的也为大师,澡塘里的捏脚搓背的更为大师,于是文学大师也随之掉价贬值大跌行市。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大师,解放以来的大师,新时期以来的大师,就像县办的、镇办的罐头食品厂的产品那样,保质期有限,过了有效期就不堪食用。一两年,三五年,就基本上不是东西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多年过去,每读每新。倒有点生命之树常青的意思。就在其中,我们读到了那个叫芳官的小戏子,贾府文工团的主角,伶牙俐齿地损着赵姨娘:“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哩!”为我们留下这个重要的线索。

至少在康雍乾盛世,就有“拜把子”这一说。因此,一证明了此说之悠久,二证明了此说只限于流行于下层社会,三也证明了真正的文学,总是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为历史作形象的注脚,或许正是文学应该担负的使命。

“拜把子”的“把”,据《现代汉语词典》,作为量词,一是用于有把手的器具,如“一把椅子”,“一把茶壶”;一是用于一手抓起的数量,如“一把筷子”,“一把花儿”。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到四川老一辈作家的书中,涉及袍哥的描述,我们得知,对其组织的大哥大之流,概称之为“舵把子”。显然,当时那些草根阶层,低下社会,市井人家,升斗小民,因为识字有限,由于文墨不通,将这个量词的“把”,所包含的“把握”、“控制”、“集束”、“聚合”的隐意,予以图腾化,成为一种原始崇拜。渐渐地,“把子”,也就作为一种拜物教的象征,而在民间流传下来。

但人们“拜把子”,与崇拜无干。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经济上的利害相关,及共同要应对的外部势力,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拜”在一起,联谊是次而又次之的事情。这种以感情色彩来掩盖其野心,其图谋,其韬略的“结义”方式,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阶层所取,而是诸如“梅香”等底层社会中人所乐为。

“桃园三结义”的主人公,也是汉代的“梅香”之流,上不得当时讲究门阀的台盘,是比较衰微和缺乏底气,可又很想趁此大乱之年,捞一点实惠的底层人士。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下,当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可在东汉末年,比之袁绍的四世三公,比之曹操的身家显赫,比之孙策的江东名门,这三位的心里,就有些发虚发毛,很觉得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的。

可这哥儿三个,一不甘心就这样沉沦没落,二不甘心就这样错过时机,因之,用结义手段联络起来,形成合力,能有所作为。作为单个的人,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无足轻重,攀援乏力,上升无望。只有结成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的把兄弟关系,才能立足,才能挣扎,才能奋斗,也才能出头。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杨雄对石秀说:“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当即认可,马上就问:“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从这个“结义”过程,我们大致得知他们为什么要成为把兄弟的原因:

一、他们不是蓟州本地人,是外来户,势单力薄。

二、他们虽一为押狱,一为牙行,但都是沦落在此,又失去靠山,无从依仗。

三、他们都具有一身武艺,这实力,使他们有改变境况之心,不愿总受制于人。

四、他们相互认识到彼此都有拔刀相助,哪怕铤而走险的胆量。

五、因此,他们为扭转弱势状态,为打破被动局面,一拍即合,成为异姓兄弟。

鲁迅有一篇文章,谈到《水浒传》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成英文时,洋人没有按《水浒》的“浒”字,译为“水边”,而是用了四十四回中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英译本的书名。鲁迅认为,这位汉学家倒是相当程度上把握住忠义堂上一百单八将“结义”,也就是弱者更能走到一起的实质。

如果,你的结拜兄弟,被人捅了一刀,那你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朝那个捅刀者,还以捅得更深的一刀。同样,你若是被谁收拾了,收拾得很惨,你放心,你的那些对天盟过誓的把兄弟们,一定会同仇敌忾,为你报仇雪恨。所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中这个“死”,也是一个弱者最后可以献出的全部。

由此看来,处于相比较而言的弱势之下,处于外部压迫、内部压力的精神弱势之下,处于信心不足,力量不继,前景不佳,愈后不良的心理弱势之下,是很容易与危机相似,处境相同的对象,产生“拜把子”要求的。

这一切,都来自于弱势。

冷眼看去,这多年的文坛上,凡积极张罗,拉帮结伙;凡壁垒森严,相互寇仇;凡抬此压彼,左右舆论,凡三五成群,起哄架秧,热衷搞“圈子”的文人,都是些文学更年期早过,文学生育年龄不再,文学创造力已经到了不举的地步,文学自信心完全在靠精神伟哥支撑,或已经过气,或将要过气,有吞象之心,无缚鸡之力,总看到别人穿开裆裤的时代,却不知自己早就光腚的洋相,可能冷风飕飕吹得屁股冰凉的缘故,这才为自己搞这样一个安身立命的“圈子”。否则,大有吃饭不香,放屁不响,饭局不请,风光不再之虞。

而文坛的“圈子”,若不再是文人的意气用事,鸡争鹅斗,一旦严重对立起来,那就是派性。一闹派性,基本上就失去理智,眼睛一红,乱咬一气,则不可免。而派性再提升一步,搀杂进来公权力,搅和着国家机器的行政能量,那就是宗派主义。而搞起可怕的宗派主义,必大张鞭挞,翦除对手,消除异己,戕伐务尽。

还是以唐朝为例,盛唐的李白,杜甫用不着经营自己的嫡系部队,安插亲信于要害部门,布置耳目于不同岗位,划分敌我友,该拉的拉,该打的打。晚唐的李商隐,杜牧也用不着高屋建瓴,以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两个方向的斗争理论,区别左中右,重新排队,立正稍息,向他看齐。

这些如日中天,才华横溢的大师,才不会搞这些名堂。写自己的华篇美章,还来不及呢,用不着藉“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以自保自固自炫自足。从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到40年代的革命文艺浪潮,至建国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中很多热衷于此道的文人,其资质,天分,才气,以及创造力,在同一时期的侪辈间,不是最优秀的。那些整人者的宗派意识固然强烈,那些被整者的宗派意识也并不逊色,虽然最后“成者为王败者寇”,定位不同,但数十年如一日地“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一个人的生命就白白消耗完了。

然而如果,他们真是有盛唐李、杜那样汪洋恣肆之才华,真是有晚唐李、杜那样清新俊逸的灵韵,恐怕就不那么热衷于搞“圈子”、“派性”、“宗派主义”了。惟其曾经优秀过,后来不再优秀;或者,压根儿就不曾优秀过,想优秀也优秀不起来,当然,他就只能玩这种“圈子”、“派性”、“宗派主义”的庸人游戏了。

现在,回顾他们这多年来的加在一起的着述,若是从长远的大历史角度去看,其中很大部分都属于呓语之类,是不忍卒睹的。如果用这多时间认真写些文学作品的话,写得好未必(因为写好需要才华),写得多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写多只需要勤奋和时尚所谓的“码字”能力),至少也可聊堪自慰,无愧来者。

“圈子”,“派性”,“宗派主义”其实就是未经过磕头仪式的“拜把子”。从昨天的“拜把子”,到今天的所谓“圈子”,“派性”,“宗派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暗昧文化之根深蒂固,之深入骨髓,成为中国人处于弱势状态下不弃不放的护身符和救命草,即使如文人者,到时候也有这种难能免俗的情结的。

于是,也就只好看他们继续“秀”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