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宁在朝廷，不下地方(3)
宋代最高财政机关三司使有个专门管理禁榷商品的部门——盐铁司都盐案。禁榷商品，望文生义，从字面上就能理解那是一种禁止商榷（禁止民间买卖）的商品，完全由国企垄断。如盐、茶、铁等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禁榷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一旦形成垄断，利益十分可观。正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量巨大，老百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七月丙戌，赐河北路诸州军因水灾而徙它处者米，一人五斗。其压溺死者，父、母、妻赐钱三千，余二千。
《管子·海王》：桓公曰：“何谓正盐筴？”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且，大女食盐三升少且；吾子食盐二升少且。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
百姓不会因为价格变动而放弃购买，诚如烟民不会因为香烟价格上调几块钱而戒烟。宋代的盐主要有三种，颗盐（陕西路所产的解池盐及河东路盐）、末盐（海盐）、井盐（四川生产）。官方盐质量粗糙，往里掺沙子，对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负责任，价格又高得离谱，所以老百姓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买私盐也不买官盐。西夏出产的青白盐价格十分低廉，冲击着大宋盐业市场，双方因此爆发过军事冲突。
据程民生先生著作《宋代物价研究》载，开宝九年（976年），颗盐40文/斤，解池盐44文/斤，海盐47文/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解池盐55文/斤。庆历八年（1048年），京师盐价40文/斤。大观四年（1110年），京师盐价45文/斤，西夏盐价15文/斤，辽国盐价11文/斤。宋帝国其他地区盐价各异，多在60~70文/斤，个别地区为200文、400文、700文不等，如秦凤路西安州盐价竟高达2贯/斤，换算成人民币是很吓人的数字。
北宋中期仁宗时米价300文/石。宋代一石为92.5宋斤，一斤16两。
一宋斤的重量不固定，初期1宋斤680克，中期1宋斤640克，南宋初期1宋斤625克。由此计算，北宋中期1石=92.5宋斤=118.4市斤≈120市斤。现在好一点的米价格在3.00~5.00元/斤。由此得出，北宋中期仁宗时300文钱大概等于360~6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因物价时有波动，亦有通货膨胀、耕地面积、亩产数量等因素，所得数值仅供参考。
首都的地缘优势再一次凸显，针对京师盐价，官方设有都盐院，起抑制和调平盐价的作用。都盐院有大量囤盐，当市场盐价低于35文/斤则“敛而不发”，盐价超过40文/斤，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这种幸福生活只宋，沈括，《梦溪笔谈》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有在具有地缘优势的京师才能享受到。《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降墨敕，允许民间贩卖私盐，不许官方买卖，地点仅限于河北路。宋仁宗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河北父老，皆藉火焚香，欢呼称谢。这条规定经年不变，恩泽京畿老百姓百年之久，所以靖康之变“二圣”（宋徽宗、宋钦宗）离京之际，沿途老百姓头顶焚香数十里，哭送赵天子。
北宋仁宗时米价每石300文，同等价钱可买短褐一件（类似T恤衫加短裤的粗布衣服），可买两份诉状，可到甜水巷卜一卦，可买三斗蜜酒，可到店宅务（国有廉租房）或主户（拥有开封户口的居民）那里租一间房子。御史中丞张方平雇佣一位女仆，“女仆随身衣装，自直百千”，仅给女仆置办全套衣服竟高达100贯。
在京城生活，有幸福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水深火热的一面。如房价高得离谱，真宗咸平年间前朝宰相薛居正的后人以5000贯把宅子贱卖给了当朝宰相向敏中。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府拆迁城墙三十步内的建筑物，共计赔偿拆迁款22600贯，有130户左右得到拆迁款，平均一户民宅价格最少为173贯，这还属于较偏地段的民宅。
6.京城也有穷官
福建神童杨亿才学卓著，七岁那年已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十一岁时，宋太宗召试，果然非常了得，当即授官秘书省正字。宋太宗问他，你久离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不用说当然想念，可杨神童毕竟是神童，就算他想也不能说出来，杨亿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之父母。”（《墨客挥犀》）杨亿担任的秘书省正字，主要掌管图书勘误校对工作，月工资十六贯。在店宅务租个单间，充其量跟随三两仆人，十六贯钱足够他们在京城生活支出。
杨亿十八岁时赐进士及第，随着他长大，生活阅历逐渐丰富，开支明显增多，尤其担任翰林学士时，经济状况大为紧张。翰林学士接近皇帝，职位特殊，但不给开工资，没有正俸可拿，“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只每月领一些绫罗绸缎等生活用品。
翰林院在唐代属于供职艺人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是翰林学士，一是翰林供奉。翰林学士院是清水衙门，毫无实权可言，油水少得可怜，朝廷给的公使钱摊到个人头上没多少。不像其他部门有自己的创收，如群牧司，管理军队战马的，他们把马粪卖掉作为内部活动经费。其他有钱部门则把余钱放在榷货务，进行官方放贷。
翰林学士的工作类似文秘，但与领导的生活、办公室行政等无关。头衔显赫，但不如小小的太常博士来得实惠。太常博士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设有四人，月薪二十贯，社会地位与绫罗绸缎等补贴不及翰林学士，就这么不起眼的工作岗位，它的灰色收入远高于翰林学士。
宋代规定殡葬标准，如皇亲宗室、当朝大员去世，朝廷遣礼官为丧主主持殡葬事物，称为“祭”，由四名太常博士轮流负责。干一次活所得的绢四人分，主祭的得十四匹，其他人得十二匹。朝廷礼官的出现是对丧主的莫大殊荣，赶上家境殷实的有额外辛苦费，一年下来，吃喝不愁。他们闲着没事［1］《宋史·职官志》：秘书省校书郎十八千，秘书省正字十六千。大理评事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
满城溜达看看最近有没有业务，一次，数名年老皇亲退朝而出，边走边唠嗑，一太常博士窃笑道：“这帮老家伙皆材也。”（《孔氏谈苑》）翰林学士名头叫得响亮，论物质实惠上焉能与太常博士相提并论。
杨亿手里没钱叫苦不迭，此外他有赌博的嗜好，经常与章得象（仁宗宰相）、李宗谔（太宗宰相李昉之子）等人聚众豪赌。有一次章得象输了三十万，在十赌九输的经验下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亿经常输得兜比脸干净。（《宋史·章得象传》）杨亿于是请求下地方工作，上表千余言，其中有“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句。
杨亿十一岁来到京城，仕宦多年应该有些经济实力，如果像他这种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官员已快成饿死鬼，料想那些拖家带口的新科进士想要留在京城当真需要魄力和勇气。相比之下，王安石的选择较为客观实际。
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其时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有两位同父异母兄弟，六位弟妹，再加上若干仆人，十五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全仰仗着他的工资。文彦博举荐他回京直接进入馆阁工作，不需要经过馆阁的考试。王安石在《乞免就试状》中写道：“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原因很简单，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弟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大家子人口众多，很难在高消费的首都生活。王安石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一干近乎三十年。
地方消费相对较低，生活环境很是单调，人事关系没那么复杂，朝廷对去地方上任的官员有相关政策，这是很多新科进士放弃中央挥泪下地方的原因。京城的巨大政治诱惑令很多新科进士争相留在此地，超高的物价又令他们望而却步。物价尚且如此，关系维护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没钱的进士想要保持与同事、领导及其他大员的关系唯有赠送诗文，出卖自己的才华。
7.官员的常态消费
“腰缠万贯”是形容一个人富有，按照宋代的物价，你有一万贯存款算得上中产阶级，能在京城活得很舒服，但无法奢侈享受。官员与普通百姓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他们的主要消费表现在请客吃饭、饮酒狎妓、买卖人口、馈赠礼物等方面。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饶州通判白稹向一位新来的同事借了500文钱，用于招待客人吃饭。一顿饭吃500文不少了，宋代官方规定770文为一贯，几乎一贯的消费，可见吃得很丰盛。那位新来的同事就是年轻的丁谓。神宗时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与张昌言两人下棋，输了的请吃饭，也花了500文。可见官员士大夫之间小聚一次通常需要一贯钱左右，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大米。要说奢侈得说徽宗时蔡京请同事们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这顿饭下来至少上万贯。“腰缠万贯”的主儿一顿会被吃个赤身裸体。
吃饭属于常态消费，类似零花钱，买卖人口则是笔很大的支出。宋代倒卖人口、包二奶、找小三、嫖妓等合理合法。宋徽宗都戴着青衣小帽趁着月黑风高杀人夜出宫嫖妓，何况士大夫乎！
《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在京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见到小妾就问，你谁啊？小妾说，是被夫人买来伺候大人您的。换了别人肯定就范了，王安石对美色、金钱、权力这方面的欲望很淡，真正的淡泊名利。王安石又问，你谁家女子？小妾叙说了原委，她丈夫原是某将军，因为押运大米，船翻米沉，这个损失要由押运武官来抵偿。将军倾家荡产赔偿还不够，没奈何只好把媳妇卖掉。王安石又问，夫人花了多少钱买的你？
小妾答曰九十万。王安石找到了她丈夫退货，令夫妻俩破镜重圆。九十万即是九百贯。
宋代中期，买一名女婢的价钱大概在百贯左右。《青琐诗话》载韩琦镇守真定，有读书士人彭知方前来求职，韩琦未予理睬。彭知方跳进他们家大院在墙根下睡了一夜，次日家仆上报，韩琦还是不见，出口成诗：“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乱出墙。”彭知方羞愧不已，当即和诗：“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韩琦眼前一亮，这小伙子文采有两下子。说过不见人家了，碍于面子，韩琦花了一百贯钱买了个女婢赠之。
吃饭也好，倒卖人口也好，属于正常开支，宋代官员的主要消费在娱乐方面。通常是出手一掷千金那种，令人目瞪口呆。宋代的狎妓并非今天普遍意义上的嫖娼。宋代妓女如名妓、歌妓、营妓、伶人、打野合（土娼）等等，类似交际花兼歌舞演艺兼性工作者。宋代文化异常发达，妓女的普遍素质也是历代最高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达到了“要模样绝对百看不厌、要文采绝对出口成章、要技术绝对颠倒乾坤”的境界。
《青琐诗话》载寇准发迹有了钱，开始了他的奢华生活，一请客，二点蜡，三狎妓。请客很正常，但经常请客那就不正常了。寇准请客通宵达旦地点蜡烛，蜡烛在宋代是奢侈品，平时用煤油灯照明，每根蜡烛的价格在150？400文不等。寇准请客均有官妓跳西域性感柘枝舞，类似艳舞，玩到兴起，寇准给官妓“缠头”，演员演完之后客人给打赏，寇准给的是绫罗绸缎等高档丝织品。他有个叫茜桃的小妾看不惯，写诗劝道：“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翻译过来是说歌妓跳舞唱歌你就给一束绫，人家还根本没当回事儿。丝织品来之不易，请珍惜纺织女工的劳动成果。
从茜桃的诗中可见，“一曲清歌一束绫”，吃顿饭不可能只唱一首歌，整个宴会下来寇准得赏赐出去好几匹绫。当时的一大匹绫价值六到七贯，一小匹是一贯零六百六十文，接近两贯，够五口之家吃小半年的大米。而且歌妓“意嫌轻”，人家没当回事儿，显然比寇准出手更阔绰的官员大有人在。寇准见诗哈哈大笑，回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这首诗道出为官的心声。
出手更阔绰的人是徽宗时的晁冲之。晁冲之出身名门望族，家境殷实。考中进士后“少年豪华自放”，逛遍了京城的烟花柳巷，与当时京师三大名妓李师师、崔念月、赵元奴交流过心得，探讨过人生。尤其对李师师，曾有“缠头以千万”的记录，一次打赏给了一万贯。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因为花魁的素质极高，遂至名妓“大家控”，竟到了官员与皇帝明争暗抢的地步。
如李师师被宋徽宗“承包”后，官员士大夫们只有远观的分儿。但也有胆大的，北宋末著名词作家周邦彦就敢。有一次周邦彦与李师师正调情，不凑巧徽宗到了。周邦彦见躲不过，急忙钻到床底下。徽宗拿出一只新枨（橙子）给李师师，说是江南新进贡来的。床下的周邦彦，来了创作灵感，作词《少年游》一首。
几天后，李师师陪宋徽宗时偶然吟唱了“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枨”。宋徽宗问谁写的，李师师脱口说是周邦彦。宋徽宗也不傻，“纤手破新枨”是描写李师师剥橙子，敢情那天周邦彦在屋里，要不然怎么能描写得如此细致生动？宋徽宗气呼呼叫来蔡京，找碴儿把情敌周邦彦逐出京师。不几日宋徽宗再次驾临李处，等了很久才见她回来，原来是去送周邦彦了。徽宗不悦，李师师吟唱《兰亭王》词调节尴尬气氛，唱到伤心处竟泣不成声。宋徽宗为她擦擦眼泪，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回来吧！复召周邦彦回京，任大晟乐乐正（皇家乐队词作者）。
8.流血的仕途免不了流血的馈赠
仁宗皇年间，宰相宋庠在任期间毫无建树，不承想衙内犯事儿被包拯抓住把柄，弹劾罢相，下了地方工作。宋庠知扬州，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宋庠很郁闷，大家不说是同事那也算是文友，宋庠与弟弟宋祁时称“二宋”，仅次于文坛领袖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大小算个腕儿。于是他给梅尧臣送去了两只大鹅，希望得到他的回赠，上路心里也有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