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说称号(1)
成都城也有别号（古代）
节选自《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第一节。
一人一名。这是近几年来，因了编制户籍，尤其因了在财货方面的行为，便于法律处理，才用法令规定的。行得通否，那是另一问题。
中国人从“书足以记姓名”起，每一个人的称谓，就不止于一个。例如赵大先生，在他的家谱上是初字派，老祖宗在谱牒上给他的名字叫初春，字元茂。到他学会八股，到县中小考时，自嫌名字不好，遂另取一名叫德基，是谓学名，或称榜篆，除谱字元茂外，又自己取个号，叫启成。后来进了学堂，并且还到日本东京留了八个月的学，人维新了，名字当然不能守旧，遂废去德基、元茂，以肇成为名，另取天民二字为号，同时又取了两个别号，一曰啸天，一曰鲁戈。后来作了县知事，还代理过一任观察使，觉得新名字和别号都过激了一点，于是呈请内务部改名为绍臣，号纯斋。中年以后，转入军幕，寄情文酒，做官弄钱之外，还讲讲学，写写字；讲学时，学生们呼之为纯斋先生，写字落款，则称乐园，乐园者，其公馆之名也。据说，公馆的房子倒修得不错，四合头而兼西式，但是除了前庭后院有几株花树外，实在没有园的形迹。近年，赵大先生渐渐老了，产业已在中人之上，声誉著于乡里，儿子们不但成立，还都能干，大家更是尊敬他，称之曰纯老，纯公，或曰乐园先生。总而言之，统赵老大一生而计之，除了写文章用的笔名，除了不欢喜他的人给他的诨名而外，确确作为他的正经的名称，可以写上户籍，以及财产契约上，以及银行来往户头上的，便有赵初春、赵元茂、赵德基、赵肇成、赵天民、赵啸天、赵鲁戈、赵绍臣、赵纯斋、赵乐园，足足十个，还不必算入他的乳名狗儿、金生两个，与夫三个干爹取的三个寄名。
中国人名字太多，遂有认为是中国人的恶习。我说，不，中国人的恶习并不在名字之多，而在生前之由于崇德广业，以地名人，如袁世凯之称袁项城，冯国璋之称冯河间，和以官名人，如李鸿章之称李宫保，或李傅相，如段祺瑞之称段执政，甚至如章士钊之在《新甲寅杂志》上之寡称执政；至于死后之易名，只称谥名，无数的文忠，无数的文正，无数的文襄，这才是俗恶之至。
名字多，倒不仅只中国“人”为然，一座城，一片地，一条街，也如此；有本名，有别名，有古名，有今名，还有官吏改的雅名，还有讹名。
成都南城，由老半边街东口通到学道街的一条小巷，本名老古巷，一音之转，讹成了老虎巷；从前的成都人忌讳颇多，阴历的初一十五，以及每天大清早晨，忌说老虎鬼怪，不得已而言老虎，只好说作“猫猫儿”，而土音则又念作“毛毛儿”；原来叫老虎巷的，一般人便唤之为毛毛儿巷。东门外安顺桥侧的毛毛儿庙，其实也就是老古庙。少城内有一条街，在辛亥革命以前，少城犹名为满城时，此街叫永安胡同，革命后把胡同革成了巷，改名叫毛毛儿巷（即猫猫巷），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四川督理杨森尚未经营“蓉舍”以前，曾卜居此巷，于是随员副官和警察局员都紧张了，他们联想力都很强：毛毛巷即猫猫巷，即老虎巷：杨、羊同音，杨督理住在毛毛巷，等于羊入虎口，不利，幸而杨森那时还带有一个什么威字的北洋政府所颁赐的将军名号，于是才由警察局下令将巷名改过，并升巷为街，改为将军街焉。
一条街，有本名，有别号，而且也有其原委。一座挺大的城，难道就不吗？当然，城，也如此，有它的别号，例如成都。
成都，这名称，据《寰宇记》讲来，颇有来历。它说：“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意若曰，成都这城，建立不久居民就多了起来。这名字是否该如此解，暂且不管它，好在它与人一样，本名之外，还有几个别号，读读它的别号，倒满有意思。
目前顶常用的一个别号叫芙蓉城，简称之曰蓉城，或曰蓉市，一如今日报纸上常称广州为穗城，或穗市一样。
芙蓉，本应该唤作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犹木棉一样，用以别于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草本棉花之为物，我们不待解释即知，而草本芙蓉，大约已经没有更多的人知道即池塘中所种的荷花是也。荷花的名字颇多，最初叫芙叶，一曰芙蓉，古诗云：涉江采芙蓉，即涉江采荷花；唐诗云：芙蓉如面柳如眉，即是说杨玉环之脸似荷花，也如说四川美人卓文君的美色一般。大约即自唐代起，才渐渐把木本芙蓉叫做芙蓉，草本芙蓉便直呼之为荷花，为莲，为藕花，为菡萏去了。
芙蓉城的来历如何呢？据宋朝张唐英的《蜀杌》说，则是由于五代时，后蜀后主孟昶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这只叙述芙蓉城的来源。另外一部宋人赵的《成都古今记》，就稍有渲染的说：“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木芙蓉一名拒霜，叶大丛生，虽非灌木，但也不是乔木，其寿不永，最易凋零；在孟昶初种时，大约培植得还好，故花时如锦，高下相照，但是过些年就不行了。明朝嘉靖时陆深（子渊）的《蜀都杂钞》便说：“蜀城谓之芙蓉城，传自孟氏。今城上间栽有数株，两岁著花，予适阅视见之，皆浅红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吴中之烂然数色也。”同时另一诗人张立，咏后蜀主孟昶故宫的一首七言绝句，也说：“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岂不显然说明在南宋时，城上芙蓉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自此而后，所谓芙蓉城，便只是一个名词罢了。大约这种植物宜于卑湿，今人多栽于水边，城墙比较高亢多风，实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曾经打算恢复芙蓉城的旧观，结果是只在四道瓮城内各剩一通石碑，刊着他的一篇小题大做的《种芙蓉记》；民国二十二年拆毁瓮城，就连这石碑也不见了。幸而文章不长，而且又有关于城墙历史，特全钞于下，以资参考。
李世杰《成都城种芙蓉碑记》：“考《成都记》，孟蜀时，于成都城遍种芙蓉，至秋花开，四十里如锦绣，因名锦城。自孟蜀至今，几千百年，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殆尽，盖名存而实亡者，久矣。今上御极之四十八年，允前督福公之请，（按：福公即福康安，在李世杰之前的四川总督。）即成都城旧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适公召为兵部尚书。余承其乏，乃督工员经营朝夕，阅二年而蒇事。方欲恢复锦城之旧观，旋奉命量移注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复来制斯土，遂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用毕斯役焉。夫国家体国经野，缮隍浚池，以为仓库人民之卫，凡所以维持而保护之者，不厌其详；而况是城工费之繁，用币且数十余万，莅斯土者，睹此言言仡仡，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圣天子奠定金汤之意！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为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另有一个别号以前常用，现在已不常用，锦官城是也，简称之曰锦城。这也和广州的另一别号一样，以前叫五羊城，简称之曰羊城，而今也是不常用之。
锦官城原本是成都城外相去不远的一个特别工业区的名字。据东晋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夷里桥直走下去，“其道西，城、故锦官也。”另一东晋蜀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得更为清楚：“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江流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益州，查系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分郡的一部分加于蜀，故谓之益，益者加也，一曰益者隘也，现在由陕西宝鸡县南渡渭水，相距四十华里之益门镇，古称隘门，即就一例云。汉晋之益州即今日之成都，“在益城南”即在成都之南。所说锦城方位，与《常志》同。略异者，只《李记》说是在笮桥东，《常志》说是在夷里桥南。桥是古时成都西南门外有名的索桥，夷里桥则在南门外，此二桥都是李冰所建的七桥之二，早已无迹可寻，不过此二桥皆跨于大江之上。大江即锦江，一名流江，故林思进所主修的《华阳县志》，以为李膺《益州记》所说的“江流南岸”，实即“流江”之误，这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