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帝王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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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武则天传奇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因为中国是个男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因为中国是个“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蔑视女性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西方那种女性当国的政治传统,所以,武则天能够以皇帝身份统治偌大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

数千年来,中国就这么一位女性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她的“帝龄”(如果有这样一种计算单位的话),只有十五年,不算长。但是,她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实际执政的时间,却长达五十七年,在中国全部帝王中间,主政半个世纪以上者,不超过十名,她是其中之一。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资治通鉴》称:“故荆州总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这是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冬天的事情。

才人是个五品级别的姬妾,在拥有皇后、皇妃、嫔娥、婕妤等众多诱惑的太宗后宫里,她虽年轻貌美,但别人不见得不年轻貌美,因此,要想出人头地,相当困难。所以,她以她的善谋略,多机变,知应对,巧心计,堪称了不起的天性,很快,就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拿下唐太宗的眼球,打开局面。

《资治通鉴》载有她以自诩口吻讲述的一则故事:“他日,吉琐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琐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一个小女子,在顾盼自雄,英武自命的皇帝面前,放出如此非凡不俗的豪言壮语,能不引起注意吗!皇帝虽然有许多女人,但这个出语突兀的武则天,却有别于以美貌,以声色,以狐媚,以淫浪来取悦他的姬妾。于是,她从后宫佳丽中间,得以脱颖而出,进入这位好色主子的床笫之间。

不幸,唐太宗因求长生不老,服胡僧药中毒不治,很快就晏驾了。按照唐高祖的惯例,先帝的遗孀们,都得从宫里搬出来,剃度为尼,住进感业寺。好在武则天之了不起,就在于她早有预谋,早就放长线钓大鱼,早就对太宗的王位继承人,进行感情投资,做了一笔很成功的期货交易。可以设想,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又是什么事情她不敢做的女人啊!她既然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李世民,大谈格杀勿论的驭马之道,那她也就能找到机会接近李世民之子,并使他就范服帖,俯首听命。这位太子,很快像一匹连蹶子也不会尥的驽马,被她驯服了。

李世民有若干儿子,独这个李治智商低,体质弱,能力差,属于难当重任的阿斗型接班人。但中国最高权力转换过程中,精明能干者,因锋芒毕露而常遭淘汰,凡庸无能者,倒因表现平平而得到青睐。这个没什么本事,却如他老子一样好色的李治,还在当储君的时候,就被堪称“人精”的武则天,给摆平了。《资治通鉴》载:“上(即高宗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这一“悦”,李治就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上,一直到死。

按照汉民族的伦理观,武则天既是太宗的遗孀,就不可能成为高宗的老婆。这种逆伦的行径,是非常悖谬的,荒唐的,不耻于人类的。不过,唐代李姓帝王,胡汉混血,蛮风犹存,还未完全进化到中原文明的礼教程度。仍旧秉承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那种父死妻由子娶,兄死妇归弟纳的恶俗。至于,叔侄共奸,姐妹互夫的乱伦,更是不一而足。因此,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为两代人献身,也许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所谓“脏唐臭汉”,这种皇室中不文明的性混乱现象,一直备受后人訾议。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就曾经“蒸”过唐高祖李渊的爱妃的。在古汉语中,“以下奸上曰‘蒸’”,李世民据此向其父告密,并随即发动了一次杀兄灭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所以,李治也好,王皇后也好,认为“蒸”一下武则天,无伤大雅。

但是,等到李治当真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来路不正,妾身不明,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礼教规范。舆论导向怎么办啊?宣传提纲怎么写啊?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伤透了脑筋。

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为上官仪手笔。因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非上官莫属。第一,他的官位摆在那里;第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第三,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他的人品摆在那里。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全唐诗》称其长于五言,“绮错婉媚”,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人多效之。他的诗,形式上的华丽浮艳,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作为御用文学,讲究的就是这一套,只要好看,不怕肤浅,只要好听,不怕肉麻,只要主子满意,哪怕狂拍马屁。做到这三点,他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

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全唐诗》)

在朝廷里,在宫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御用文人。同为御用,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区别、亲疏差异的。这其中: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上官仪介乎二等三等之间,与李白、王维纯粹哄皇上开心、完全为帮闲的文人稍有不同,层次稍高一畴。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这些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文人,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简单,凡在朝,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在野,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座,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倜傥,美女如云,追捧对象;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这就是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

民国初年,在北京的胡适先生,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一天,他当真接到爱新觉罗·溥仪的一通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

“Yes!”

“你知道我是谁吗?”

“I don't know!”

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对面是逊帝时,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奋之情。

无论如何,他曾是清王朝拖过辫子的臣民呀!虽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约他进紫禁城一晤,岂有敬谢不敏之说。他不但去了,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终究不是北新桥的骆驼祥子,或者三河县的老妈子约他会面。

从鲁迅先生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好像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好像还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他笑而不答。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显然这次逊帝的召见,有点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得到了大满足。尽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为当代圣人了,与日月同光,与星辰同辉,差点要在孔庙里配享了。那时,他也难能免俗。可以想像,当他从东华门里走出来时,悻悻然的得意之色,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脸贾桂相的。要不然,他后来也不会跟蒋介石走得那么近的。

中国文人,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用,然而,在嘴上却绝对讳言御用。所有已被御用的,未被御用的,想被御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视御用的清高神气来。这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假撇清的表演,胡适先生拜见末帝,便是一则绝妙的小品题材。

唐代的上官仪,似乎不那么装假清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御用文人的名声,还未顶风臭四十里。从他的诗作题目看,如《奉和过旧宅应制》、《早春桂林殿应诏》、《奉和秋日即目应制》、《咏雪应诏》,颇以此为荣焉!好像这种被御用的情结,后来成为他们上官家的遗传基因,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也成了操这一行业的内廷写手。

肯定为草拟这封册立武氏为后的诏书,李治把上官仪找来。“爱卿是先帝的笔杆子,也是朕的笔杆子,这份诏书就拜托阁下了!”御用文人之高明,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你不用张嘴,他就能领会精神;你不用点明,他就能体贴上意;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写,怎样写,他就明白他该说什么,该写什么。所以,当年梁效、石一歌之流,能捧上这碗饭吃,也非等闲之辈。现在好多勇敢者,一张嘴,就骂得人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如果真把他放在这个角色位置上,也许未必玩儿得转的。

上官仪的脑袋,立刻进入构思状态。

第一,你不能否定过去她是太宗女人的这段史实,又不能改变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这个存在;第二,既然事实不能回避,要怎样才能以正视听,既然历史不可改写,那么该如何乔装打扮呢?这份诏书真是好难做好难做的。

上官仪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大笔一挥,一字千金,把那个废物皇帝看傻了:

“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真不愧为大师啊!连高宗对他琢磨出如此奇思妙想,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照这个说法,父子聚麀的宫廷秽闻,成为慈爱恩渥的舐犊佳话,既然李世民早就将武则天赏赐给他,也就不存在“蒸”,不存在“以下奸上”,不存在“二次使用”上的任何道德问题。而且,还找到历史上的先例,汉宣帝就曾把内宫的王政君,赐给太子,后来太子继位为汉元帝,王也顺理成章为皇后,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呀!也难怪高宗要格外倚重他了。

于是,本是唐太宗的小妾,如今成了唐高宗的媳妇。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经不住推敲的,许多解不开的谜,也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已经撵到感业寺为尼的女人,是用什么手段,把这个与她已是天地之隔的新科皇帝,牵线搭桥,拉到尼姑庵来,重叙旧情呢?

太宗崩后,恰逢“忌日,上诣寺进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史传上的这两句话,看来似乎是一次无心中的巧遇。然而细想开去,殊为吊诡,为什么要到城南的感业寺进香,而不到大行皇帝暂厝的祖庙进香?就在安业坊,既有东南隅的济度女寺(即感业寺),还有西南隅的资善尼寺,为什么偏选此寺而不选彼寺?看来,李治这次进香安排,是按武则天的精心策划而进行的。

那时,既不能发E-Mail,又不能发手机短信,武则天怎么能使旧情人得知她的想法呢?因此,历史上的很多模糊空间,千万不要那么较真,只好不怕有识者撇嘴耻笑,依靠想像来填补了。

如果没有在一旁的王皇后,武则天也许要在寺里青灯孤影,当一辈子尼姑了。但年轻皇后看到老公和这个“思凡”的女主角,眉目传情的眼神,非但没有生气,相反,忽发奇想,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契机。

因为高宗登基后,便敢公然地有宠于萧淑妃,而冷淡王皇后,使得她很郁闷。于是,识短见浅的她,想利用高宗与武则天的这段旧情,以制约这个萧淑妃,使其失宠于高宗。她自以为聪明,把她弄进宫里来,谁知却是一个很馊的主意。王皇后鬼鬼祟祟与已经削发的武则天咬耳朵,“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

“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这样,引狼入室的王皇后,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从此,她和萧淑妃,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说,武则天的这出连续剧,至此,其故事情节,仍属于后宫性饥渴女人们的争风呷醋,飞短流长;可接下来,就连莎士比亚也编不出下面这样四幕连台的精彩大戏:

第一幕,政治 权术的野心暴露;

第二幕,欲望 贪鄙的邪恶展现;

第三幕,无所不用其极 杀人不眨眼的无端恐怖;

第四幕,淫乱 面首 无聊的御用文人的肮脏黑暗。

大幕拉开,武则天第一次出场,就做了一件正常人绝做不出来的可怕举动。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这个坏也坏到了不起的女人,亲手掐死自己的新生儿,栽赃于王皇后。

“(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虎毒尚且不食子,武则天敢下这样大的血本来赌命,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她的对手。嫁祸于王皇后的结果,便是公元655年(永徽六年),武则天正式册立为皇后。“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

《资治通鉴》对于她报复这两个情敌兼政敌的女人之狠毒,有着骇人听闻的记载: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同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其手脚,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从此,东都洛阳成为武则天的首都,并将其改名为神都。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也兴起过一阵改名热,溯本追源,老祖宗恐怕就是这位武则天。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真本事,真学问的浅薄之徒,就热衷于这种表面文章,文字游戏。武则天尤其喜欢改年号,积习为癖,她一生改过十八次年号,创中国帝王记年麻烦之最。她还喜欢改字造字,久之成瘾,连她姓名中的那个组合字“曌”,创中国汉字笑柄的破天荒记录。女人搞政治也好,搞文学也好,要没有大胸襟,大视野,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小女人的狗屁倒灶,永远也根绝不了从厨房走进客厅的婆婆妈妈。

我见过的女政治家不多,我见过的女文学家不少,不幸,证实了这一点。

那个李治奈何不了她,一、惧内,二、懦弱,三、无能,四、多病。估计此人患有神经关节痛、高血压、视网膜脱落、美尼尔氏综合征多种疾患,碰上这样一个泼妇式的老婆,只好将最高统治权,拱手相让,由她来统治这个国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国,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染指最高权力,绝对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因为第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牝鸡司晨”,从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处于权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远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被迫害感当中。第二,在满朝文武悉皆须眉的男性世界里,势必要面对这种超强势的性别压力。所以,作为单个的女性最高统治者,永远在这种性心理的不安全感当中。

即使一个最善良的女人,放到这个位置上,早晚也会变为一个最恶毒的女人。不管是若干年前的吕雉,或者武则天,还是若干年后的慈禧,或者江青,只要登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高处不胜寒,必定在诸多压力之下,要乖戾,要变态,要歇斯底里,要神经质,要恶性膨胀,直到不可救药,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则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头,疑惧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可李治,还没张嘴,武则天把他的牙全给薅光了。

这事发生在公元664年(高宗麟德元年)秋天。

“初,武后能屈身妨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要上官来草拟,由此推断,册封皇后的诏书,肯定也是上官草拟的。上官仪虽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没想到,这个怕老婆的家伙,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没想到的,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将他出卖,说是受他教唆,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吗?李治与上官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经过这个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御用的。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命于御用的。因此,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所雇佣,所喝来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时,在忍辱负重的状态下,秉笔直书,表达万众之心声,抒愤述忧,记载历史之真实,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

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努力,推崇他们的成就,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而能够理解的原因。

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御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为人的声名,风采儒雅,风度优美,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的口碑,格调高尚,韵味精致,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但是,从他脑袋砍落在血泊之时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御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绝响。从此,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逼下,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谋生的鼻涕虫,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便成为只有“御用”,而无“文人”的新一代。

武则天统治的57年,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从此走上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通常,谈武则天,谈她的淫荡,谈她的残忍,谈她的酷刑,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武周革命”,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这其中,常被官修史书忽略,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的,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如何重新清理队伍,将统称之为“北门学士”的御用文人,揽之门下,高官厚禄,笼络起来,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为其抬轿子,吹喇叭。

在中国,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不论何朝何代,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得到重用,因而鼎盛,因而发达,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又是她,将这个行当,彻底污名化,完全颠覆掉,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作践得与洗脚店,与桑拿房,与歌厅的三陪小姐,毫无差别。惟有以“色”侍人和以“文”侍人的不同罢了。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天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公元683年(永淳二年),在位35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在位三个月,被武则天废掉。随后,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在位七年,再次被武则天废掉。这一次,她自己要过一把皇帝的瘾了,终于拉下脸皮,不再以皇太后身份主政,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改唐国号为周后,而正式称帝御临天下,这年她66岁,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尽管老迈龙钟,但情致不减。这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的话了,他认为权力是催情素,权力是兴奋剂,最高的权力,也是最强的催情素和兴奋剂。武则天需要面首为她保证性生活的满足,需要御用文人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并不因年近古稀而降低这两满足的要求。干脆,这个只要一息尚存,就风流不止的老女人,将她的男宠队伍、文学马屁精队伍,合二而一,“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于是,在这个罪恶的渊薮里,一个比一个赛着下三烂,一个比一个赛着不要脸。

一直到公元700年(则天久视元年),这年她76岁,也是这个老太婆死前五年,“改控鹤为奉宸府”,任命她的第一姘头张易之为奉宸令。你不能不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其精力之可怕旺盛,叹为观止;不能不为这个永不满足的女人,其活力之恐怖强亢,五体投地。“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此情此景,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已经完全堕落,无可救药了。

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有两则记事:

一、“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二、“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宋人宋祁的《新唐书》里有四篇本传:

一、“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二、“李適,凡天子饷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的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三、“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四、“武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铨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

读到这里,也就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御用文人这名词,御用文学这概念,之所以臭不可闻到极点,之所以来不及掩鼻而逃,其由来,是与这位中国惟一的女皇帝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