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2)
第三，孔子对执政者提出正己、正名的要求。孔子提出“正名”是君主实现德政的首要前提。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子路问：“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对周武王作了评价说：“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道，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可见正名之重要。
第四，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政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娴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简单来讲，就是孔子根据“德”与“才”的关系而讲明的“德才兼备”，是人才的重要标准。
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执政者必须正己、正名，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慎用刑罚惩戒百姓的过失，实质上也体现了“仁”的精神内涵所在。
（4）中庸
中庸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人们常用，但是又经常曲解的词语。说它被曲解是因为经常被理解为做“和事佬”的心态，什么事情都是“好好好”的状态，实际上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庸之德古时已经存在，只是已经鲜有人能做好；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句话说明了中庸在孔子的学说中是至德的地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礼记·中庸》）“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无过不及。庸不易谓之庸，不偏离正常。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与“不及”是事物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中庸”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
第二，处理事情要把握好分寸，凡事尽心竭力，但不做强求。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论语·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这里要说明的是，并非在处事过程中遇难而缩，如对待朋友上，孔子提出：“忠告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其中“忠告而善导之”实际上体现了多次规劝和劝导之意，实在不能起到作用的时候才“止”，以不自取其辱。
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当这些情绪未发泄时，我们的情绪就处于心平气静，中庸平稳：但有时因发生了异常的变故，人就会有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只要是适当、有节制，不过度与激烈的发泄，就是温和平和。这意思是说，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
孔子以“射”来作比喻，说明“中庸”，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糅进了“仁”的观念。换句话说，“中庸”应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应成为君子的自觉追求，而内心的“中庸”就是仁。
（5）教育思想
谈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实际上这些只是孔子教育思想海洋中的点滴。如前文提到，孔子之前，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不分贵贱、广收门徒，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能接受教育的旧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现在我们一并来加以分析。
第一，教育目标。孔子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君子或曰君子儒。即具备“仁”、“德”思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论语·微子》），甚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微子》）的人才。
第二，教育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
第三，教育方法。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不可，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应是得益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原因是他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不会去作的。（见《论语·公冶长》）此外，孔子注意到启发式教育的作用，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
第四，胸怀天下，以身作则的教学态度。注意运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在厄于陈蔡之间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多有记载，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心胸。与此同时，孔子要求弟子们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仁不让于师，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
总之，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采用“循循然善诱”的启发式教育，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的教育体系。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
（三）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只要谈到中国的文化史，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就是孔子。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像孔子一样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历史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孔子简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作为中国文化的巨擘，世界文化的名人，孔子大概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多和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曾多次入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列，在世界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早在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满怀敬慕之情地写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对于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元代统治者为孔子立的神道碑也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可见孔子为封建制度立言立法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是孔子的名字与思想得以与封建制度共存的原因。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自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历代帝王对于孔子的提倡所致。唐君毅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初亦不由于帝王或政治上居高位者的提倡，却是主要赖于孔子之弟子后学，及后来各时代在不同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兴起的突出人物之尊崇。而这些人物之兴起，则经常是当其个人居贫贱之位，在困厄忧患之中，或整个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遭遇艰难挫折，人心危疑震撼之时，由对孔子之教，有种种不同的体悟，而自动兴起，求对孔子之学与教，上有所承，下有所启……”（《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