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松江派概说

松江，位于上海市西南部，黄浦江上游，距上海市中心区40公里，总面积60406平方公里，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上海之根”。秦朝建镇、唐代置县、元时置府，明清时为全国纺织业中心，享有“苏松税赋半天下”和“衣被天下”之美誉。境内水网纵横，山清水秀，养育了大批文人雅士，仅明清两朝松江进士就达521人。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名将陆逊智取荆州，因战功卓越被授予抚边将军并任职宣都太守，后封“华亭侯”。这大约便是松江这片土地正式名称的最早来历。松江一度归属于陆逊的封地，陆逊的封侯，奠定了松江最早的地名—华亭。

陆氏家族从东吴名将陆逊开始，到其子陆抗，其孙陆机、陆云，四人都是当时的名人。或许是人们出于对陆家将士的爱慕和尊敬，华亭是松江使用最早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的名称，从陆逊封侯算起，到1914年撤销华亭县，这个名称整整使用了1695年。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民已达到十三万户，按当时规模，中央政府升华亭县为华亭府，次年，又将华亭府改为松江府。

历史上松江曾有过不同的别称，像云间、谷水、茸城、五茸等。而其中的别称“云间”又与陆逊之孙有关。陆云和陆机都是晋代名人，陆云曾自称“云间陆士龙”。从此，“云间”就成为松江的又一别称。到了唐代，王勃撰写的《滕王阁序》中“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更是把松江的别称推向了全国。

松江是一个琴棋书画名人辈出的地方。明代，松江画派、松江诗派、松江词派兴起，董其昌为其中的佼佼者，集书、画、诗词于一身，是绘画领域中松江派的开创者。

松江派也有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等别称，是中国画流派之一，是晚明松江府治下的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称为“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称为“云间画派”；三是以顾正谊及其子侄辈为代表，称为“华亭画派”。其中“苏松派”和“云间派”都源起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宋旭是“吴门画派”领袖沈周的弟子。沈士充师从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山水画风格互有影响，故总称“松江派”。

画史上最早提出“松江派”名称的是范允临（1558─1641年），他是被公认为“松江派”领袖的董其昌的朋友。据他记述，吴派的人，看见赵左、董其昌、顾元庆（顾正谊之子）的画，觉得与自己的门派不同，就称他们为“松江派”。

按照范允临的评价，这三个人的画，“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表现出晚明吴派传人模仿沈周、文征明的不同风格。

由此看来，在当时，“松江派”只是一个统称，或者说，还没形成一个正式的称谓，更谈不上有公认的领军人物，而是“各自成家”“各自立派”。

当然，松江画派的形成与兴盛，并不仅仅在于它艺术实践上的另辟蹊径，也并非取决于它的风格特征在整体趋势上的相近。“松江派”的形成，取决于画派的开创者与骨干画家们在绘画创作理论方面的趋同。被画史列入松江诸画派的画家，既有董其昌的同辈人，也有他的前辈及后继画家。这些画家之间，艺术上有着传导、启悟、相互交流、互相激励和前后传承等错综关系。

“松江派”最重要的绘画主张，无过于“南北宗”论了。“南北宗”论构成了松江画派理论建树的根基，重构文人画的理想，使他们走在一起，并形成了晚明最大的山水画流派。

在“松江派”的开创者的著作之中，除了董其昌在《画旨》中论及“南北宗”外，莫是龙的《画说》、陈继儒的《偃曝余谈》，均有相关的论述。

陈继儒的《偃曝余谈》这样写道：

“山水画至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李之传为宋王诜、郭熙、张择端、赵伯驹、伯骕以及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皆李派。王之传为荆浩、关同、李成、李公麟、范宽、董源、巨然以及燕肃、赵令穰、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板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至郑虔、卢鸿一、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马和之、高克恭、倪瓒辈，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如果我们把莫是龙与陈继儒的言论与董其昌的论述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两家的论述如出一辙，甚至在文字的细节方面，也大同小异。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壁画，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官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

“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宜学也。”（董其昌《画旨》）

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南北宗”论，陈继儒与董其昌的主要观点基本相同，如均是以禅宗类比绘画，认为绘画的“南北分宗”始自唐代，王维是南宗的创始者，北宗以李思训为发端。

他们在论述中均有“尊南抑北”的倾向，都提倡“文人画”。比如董其昌所说的“文人之画”，陈继儒提出的“士气”“方外不食烟火人”。

而莫是龙在《画说》中的论述，简直连文字上都与董其昌并无二致：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也有学者认为，董其昌后来引用了莫氏的“南北宗”论，因辑录者误收入董书，遂成为董氏的言论。

关于三家之中，谁首先在画史上提出南北分宗理论的问题，史学家各有说辞。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在绘画主张方面的共识，以及他们对文人画的推重，共同支撑起了晚明时期继“吴派”之后最有影响的“松江派”。

在松江画派中，因董其昌的地位最高，画风更为时人崇尚。当时董其昌的书画，为一时之宗，与陈继儒并称于世。故以他为“松江画派”的实际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