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课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态度(1)

幸福的基础是财富

讨论幸福的文章与著作越来越多，总的趋势是倾向于否认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有的甚至得出财富越多，越不幸福的结论。

有位经济学家提出，财富在人生整个幸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2%。我不明白这个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谁都知道，幸福是人的一种心理感觉。同样的事情给不同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觉并不一样，如何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没有客观的幸福指数，又如何得出财富带来的幸福为2%？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我们还创造财富做什么？

国外一家研究机构研究69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得出的结论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坦桑尼亚这些落后国家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国内研究者的结论是：农村人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城市人。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但无论其调查如何认真，资料如何丰富，逻辑推理如何缜密，正常人都会看出，结论是荒谬的。如果真是财富越少越幸福，墨西哥人为什么要偷渡到美国，农村人为什么要进城工作？

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与周围其他人的比较。穷国和农村的人与周围更穷的人比较会感到自己幸福，富国和城市的人与周围更富的人比较会感到自己不幸福。但不能把穷国与富国、农村与城市人的幸福进行比较，因为他们比较的对象不同。各国可以比较GDP，但不能比较幸福。由这种荒唐的比较中得出穷国的人比富国的人幸福，幸福与财富无关，显然是错误的。

强调幸福不仅来自财富，还有其他因素，是正确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认为财富与幸福无关，那就错误了。无论有多少因素影响幸福，财富仍然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对那些已经有了大量财富的人，财富也许不重要了，但对普通人而言，财富增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对那些富国而言，增加财富也许会带来不利于幸福的问题，但对穷国而言，增加财富是使人民幸福的人间正道。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财富或者GDP都是整个社会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础。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物质与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财富的增加会引起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幸福，但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才有能力治理环境，实现青山绿水。你比较一下穷国与富国的环境，哪个更好？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但富国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比穷国富人强。而且，有了财富才能讲分配，连财富都没有，讲收入平等又有什么意义？唯GDP是片面的，但不讲GDP是绝对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发展经济增加财富，都是一国的中心。

对于任何一个人，收入或财富都是个人幸福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思认为，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财富增加会使幸福递减，并称这种现象为“幸福陷阱”。这位学者“基本需求”的概念是含混的。住是基本需求，但应该是一家人住在一个小房子呢，还是住一所别墅？住在小房子中也满足了基本需求，但财富增加换一个别墅当然会更幸福，哪里有财富增加，幸福递减的道理呢？人们财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幸福当然是增加的。如果人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就不再创造财富，这个人会幸福吗？应该记住，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只要会使用，钱再多也不会不幸福。比尔.盖茨把自己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他是幸福的。如果没钱，能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幸福吗？

对财富的蔑视实际上是一种穷国或穷人的心态。自己没有财富，就认为有财富的国家或人不幸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酸葡萄”心态。增加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怕财富增加带来幸福递减，这个国家或这个人能进步吗？那些貌似清高，把财富与幸福分开的经济学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为社会财富增加出谋划策。

幸福不仅来自GDP

美国人曾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

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贩。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15%。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30%以上。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把GDP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人民有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

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有贡献的消费。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有贡献而未计入GDP的项目。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信息不对称未必不是福4

经济学家经常为信息不对称担忧。这绝非杞人忧天。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使权力失去监督，滋生腐败；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引起了机会主义行为；劳动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使雇主和求职者双受其害；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信息不对称带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诚信丧失的根源之一；等等。所以，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成为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对此做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这世界是不完美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信息不对称依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信息不对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当事人双方并不完全了解，每一方的信息都分为双方皆知或容易得到的公开信息，以及只有各方自己知道、对方只有花高代价才能获得，或者根本无法获得的私人信息。当双方只知道对方的公开信息，不完全知道私人信息时，就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引起信息多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可能性。这引起了道德风险，并产生对双方都不利的逆向选择。以上的种种现象都是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后果。

经济学家设计了各种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机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后果，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一来在许多情况下，获得对方私人信息代价太高，不值得。二来各方私人信息是动态的，总在变，难以预测。

不过，信息不对称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如果政府的什么信息公众全知道，连国防机密也成公开信息，岂不妨害国家安全？如果夫妻双方信息完全对称，各自连一点隐私都没有，生活能幸福吗？糊里糊涂的爱，我想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爱，真的清醒了，什么都明白了，爱就没了。这正是许多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原因。结婚了，双方神秘的私人信息公开了，爱就不存在了。其实你仔细想想，许多情况都是信息太对称，这世界也就变得无趣了。在信息化的今天，还是给各方留点私人空间好。在奥威尔写的《1984》中，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隐私，在“老大哥”的监督下生活、思考，让人好害怕啊！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残缺的，信息不对称也是正常的。这种不完美也正是一种美，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不是福。幸福是一种个人的感觉，知道得太多，反而没有幸福感。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现信息完全对称。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信息不对称好得不得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要努力获得对方更多信息。例如，政府的行为要尽可能公开化；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还要了解企业的情况；委托人寻找代理人要进行多方面考察；买辆二手车还要请专家鉴定一下；婚姻也不能一见钟情，三天就结婚；等等，只要我们收集对方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为此而放弃的时间、精力的机会成本）小于所获得的利益（包括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减少信息不对称就是理性的，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寻找更多信息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小于由此增加的利益（边际利益），寻找更多信息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非理性的。

我们说的不必去追求完全对称的信息就是以成本和利益的比较为标准的。你花费精力去破译国家机密信息库，利益只是满足好奇心，而代价是犯罪入狱。你雇私人侦探去寻找丈夫（或妻子）的隐私，结果破坏了一个好婚姻。如此岂非愚蠢至极？

人们经常说经济学追求最优化，其实那仅仅是一个理想。理想的东西是在现实世界之上的，把经济学的目标确定为最优化是一种天大的误解，经济学只追求次优化和较完美。这正是不要总想达到信息完全对称的原因。懂得了经济学的这种真谛，你才能真正幸福。

美丽是个综合指标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人生际遇和长相密切相关，俊男靓女比普通人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这个结论是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中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该报告发现，长相漂亮不仅收入高，升迁的机会也大。据调查，长相丑的人待遇比一般人低9%，长相漂亮的人待遇比一般人高5%。此外，身材也会影响收入。胖女人比一般人的收入平均低17%；身材高者，每高一寸，收入平均增加2%～6%。

其实这个结论经济学家早就知道。美国经济学家、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案例研究”就是“漂亮的收益”。他根据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哈莫米斯和杰夫.比德尔的研究得出长相不同引起收入差别的结论，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把这种现象称为“漂亮贴水”。

看来长相的确是引起收入差别的原因之一（尽管并不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何应对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