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