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阴道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