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战争、贸易和帝国

让我们从强力（brute force）说起。借助于政治的、经济的、帝国的霸权，一股强力喷发出来，将一个——如我在下文中提出的那样——早期的、一时无两的现代社会推入了轨道。所谓“漫长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约1780—1914年），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时期，其间大多数时候是英国海军在“统治海浪”（ruled the waves）。12世纪英格兰开始变成一个热心的贸易民族（trading nation）；18世纪他们决定性地战胜了他们的劲敌荷兰人，19世纪初又战胜了拿破仑，从此以后，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便所向披靡了。

这把我们带入了奇特的英国战争史。战争在英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具有若干意义深远的表征。一是英格兰在最近一千年几乎不停地从事战争。例如，1689—1815年是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而在这126年间，英格兰倒有73年在打仗。索罗金曾发表一个表格，从表格上看，英格兰在1100—1900年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打仗。

英格兰是史上最好战文明之一的组成部分。欧洲的战乱频仍与日本或中国的持久和平对比鲜明。在达尔文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压力作用下，反复爆发的争斗导致了技术和科学的迅速进化，枪炮、舰船、航海、物理和化学知识，一起突飞猛进。14世纪英格兰的中世纪原始船舶尚不可能与一支中国舰队相比拟，19世纪英格兰的战舰却在鸦片战争中打垮了中国人，其中的发展不可以道里计。由此可见，英格兰是战争的积极效应的受益者，付出代价的却是别国。在恩图曼之役（Battle of Omdurman），英国动用了六门马克西姆炮，结果是英方阵亡28人，敌方12000人被屠杀。

英格兰作为岛国，一般是在别国的领土上打她的仗，中世纪在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兰西打，18世纪在美洲国家或印度打，她反正永远在海外打，打赢以后就将战利品带回本国。从来没有侵略者周期性地跑到英国来摧毁城池和庄稼。

即使在本国打内战，战事也相对温和。15世纪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和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以欧陆或亚洲的标准来衡量，都只是小把戏。英格兰从未发生过太平天国或义和团（Taiping or Boxer Rebellions）那样的叛乱。

在欧洲域内算起来，历史上的英格兰人格外幸运，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东欧永远狼烟弥漫，例如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德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毁灭，许多基本设施被破坏。但是英格兰呢，国内享受着和平，国门有海军和雇佣兵团（mercenary soldiers）把守，因此它是从战争中渔利。

这个问题，我将在“法律和暴力”一章回头再行讨论。在那里，我将描述一个守法的、和平的国家，它几无武器和壁垒，也不设常备军和武装警力，但它又是一个最好斗的、最具对抗性的民族。总之，大英帝国的基础是力量，是以先进技术为依托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欧洲由于生态多样、经济多样、政治单位（political units）多样，所以长期以来习惯于热火朝天的贸易。在欧洲复合体内，不列颠群岛尤其得天独厚。以不列颠本土论，不同地域之间不乏微小差异，加之海岸线犬牙交错，水资源和海运非常便宜，这使得英国成为了贸易的最大福地。英国的幸运也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它犹如一个北方的威尼斯，充当着杠杆支点，撬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陆大部以及后来美洲各地的贸易；又假道好望角，带动了远东的贸易。

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期，英格兰已是一个大举贸易的民族，中世纪更是如火如荼。然而贸易变成英国财富的生命线，却是从16世纪开发美洲和印度而肇始。

正如托克维尔的评注：“制造业和贸易是两个最著名的手段，是最快捷、最安全的致富途径。牛顿说，他之能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靠的是竟日思考它。英格兰人靠同样的办法掌握了全世界的贸易。”在托克维尔之前一个世纪，伏尔泰也曾提出同样的观点：“英格兰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所有的党派一致赞成重商的必要性。同一个议会一边斩国王之首，一边若无其事地忙于海外商栈的业务。”

研究商贸帝国（commercial empires）的最伟大理论家是亚当·斯密。他在格拉斯哥从教，得便与船长和商人们讨论大西洋贸易——英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大宗贸易——形成了何种机制。他将贸易描述为一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商贸国家的根基，并在1786年出版《国富论》时对此作了综述。他在开篇不久提出的基本假说是，人类是商贸家和交易家，在社会意义上是契约动物（contractual creatures）。他相信英国运气不错，成为了一个“其政府深受店主影响的国家”。英格兰，以及面积小得多的荷兰和意大利诸共和国，是一批先驱，率先倡导了一个理念：国家应将其财富主要建立在贸易基础上，而非军事掠夺基础上。

后来，英格兰等地的贸易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彭慕兰等近期作家提出，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大举从事殖民地贸易，导致了这些作家所认为的1800年以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突如其来的“分流”。为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截至1800年，贸易创造的财富其实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最近约瑟夫·布赖恩特也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说：“修正主义观点（revisionist position）误导性地低估了欧洲域内贸易（intra-European trade）所发挥的极大作用，这种贸易让所有殖民地贸易的规模和价值小巫见大巫。即使就英格兰这个世界首要贸易国而言，截至1800年，它在欧洲域外的商贸也只占英格兰商贸总量的不足10%。……经济史家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原因，不是殖民地资源的相对廉价，而是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

这种贸易的基础，是一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为支撑的国力。当战争与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作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

史上大多数帝国既是军事帝国，又是意识形态帝国。它们的主要动机包括：渴望征服，渴望掠夺，希望防范外敌，希望同化异邦民族以贯彻某种意识形态，希望吸纳外来人口以扩充力量之源和财富之源。但是，偶然诞生于英国的这个帝国有一个最大的怪异之处：它的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对于一个店主统治之国（a nation ruled by shopkeepers）恰如其分。先前的帝国皆为军事帝国和宗教帝国，英国却转向了另一种日后成为20世纪特色的经济帝国——以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为代表；这种转变不啻为历史的转折点。

英格兰作为岛国，没有什么富裕的陆邻可以去征服。在吞并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之后，当然，尤其是在15世纪兵败法国之后，英格兰人如梦方醒：用武力维持大面积的欧洲领土实在是昂贵得受不了，成本远远高于利润，既无军事好处，亦无特别的意识形态利益。在一位工于算计的店主看来，这笔买卖可不划算。于是，在15世纪，英格兰放弃了它在法国的这份海外领土，也就是放弃了它曾拥有的第一个和惟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帝国。

英格兰人索性放手让贸易去自行寻找领土。他们吮吸着全新的赤道作物，特别是食糖、鸦片、棉花、茶叶、烟草、咖啡和后来的橡胶，作为财富之源。同时，他们发现了或强行建立了许多市场，用以销售他们制造业的产品。这类产品之所以占据格外大的比重，是因为英格兰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而赢利。

英格兰经济帝国的第一大步是在美洲迈出的，动作之一是拓殖北美和加拿大。北美的深层结构，它的语言、法律、政治、阶级结构、宗教、亲属体系、结社性质（associational nature），无不是英格兰殖民者造就的。到了20世纪，随着英国的日薄西山，美国将继承衣钵，把这些价值和建制传播到世界其余地区。

这个以美洲为重心的“大英第二帝国”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巴巴多斯和嗣后的牙买加。除了三角奴隶贸易（three-way trade of slaves）以外，食糖、咖啡、烟草贸易也构成了帝国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发现，从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商业，繁荣于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西海岸。

然后，在19世纪初叶，大英帝国的枢轴从第二阶段的美洲转移到印度，后来加上缅甸，形成了“大英第三帝国”。赢得这个帝国靠的是征服、武力、外交的三结合。在这里，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主体利润是从棉花和鸦片产生的财富，其中鸦片被强销给中国，以换取茶叶和丝绸。这个“大英第三帝国”又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构成的“白色领土”所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非洲领土所增强。

发展到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拥有了广袤的版图，几乎占到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它寿命很长，从首度拓殖北美之日算起，长达三个半世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只有区区几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岛，居然能凝聚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果依靠从本国派军压制它所掌握的众多种族和人民，英格兰不可能凝聚这个帝国，因为英格兰既不豢养常备军，又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口可供派遣的小国，即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贡献一些兵力也无济于事。英格兰充其量只能给整个帝国提供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个人，所以最终它只好给帝国各地提供寥寥几名行政首脑。就这样，英格兰被逼无奈地发明了一种不同的策略。

这种另类选择的高效性充分表现在一位行政官员的沉思中，他甚至问出声来：为什么英国人只需用500人就能治理印度及其3亿人口，而法国人用了将近200名官员（fonctionnaires）却治理不好150万柬埔寨人？乔治·奥威尔本人在缅甸当过警察，他也写道：“这个帝国享受着任何同等幅员的国家从未享受过的和平。在占全球面积将近四分之一的辽阔疆域里，武装人员比一个巴尔干小国认为必需的还要少。”

那么大英帝国靠什么凝聚？它在印度首创了一个方法，然后又沿用于非洲殖民地，这就是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indirect or delegated rule）的技术：将权力下移（devolved down），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个中秘诀是设法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不露形迹地施行统治”。南尼日利亚（Southern Nigeria）的一名副总督写道，关键是要让“权威与自我遁形（self-effacement）相结合”。这方面的典型是帝国时代的英雄T. E. 劳伦斯：他“陶然自得地深信，他控制着阿拉伯人，却又让他们不知不觉”。

后来，卢加德在《双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中谈到非洲时，也对这种哲学进行了概述：“当几十个人负责控制和领导几百万人时，他的勇气必须翻倍，他的话语和诺言必须被绝对遵守，他的真诚必须近乎透明。‘卑微白人’（mean whites）在非洲毫无立足之地……因为他们降低了威信，本来仅凭这种威信，白人就可望施行统治和领导。”从这种哲学可以产生——譬如——理想的区长（District Officer），他“不懈地四处巡查，英勇地抵制来自总部的官僚主义干预”，并“以自己的廉正、公平、坚定和可亲，赢得被管理者的信任和忠诚”。

大英帝国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分是地方军，要么在帝国境内就地招募，例如印度的旁遮普兵团或锡克兵团（Punjabis or Sikh regiments），要么从邻国招募，例如从尼泊尔招募廓尔喀族人（Gurkhas）。地方军的用途是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维护帝国秩序，有时印度兵（sepoys）也被雇来向中国强销鸦片，或协助击退对帝国的威胁。

让我们对史上各大帝国冒险事业的成功之道进行一番比较。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分别仿照本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国，试图创建一种文化上统一的体系去涵盖其所有殖民地，这种体系立足于同一种宗教、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教育制度、同一种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然而，大英帝国在印度采取的模式不是同化（absorption）模式，而是一种宽容和允许差异的模式，只要英国人在赚钱活动中的利益不受威胁，就允许当地人保持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当地居民绝不会变成“不列颠人”。

在大英帝国的模式中，既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官方语言和统一的官僚政府模式，也有对文化百花齐放的宽容，从多方面看，类似于历史上的准中华帝国（Chinese quasi-Empire），如马丁·雅克等人描述的那样。在中国，一种中央秩序——过去是儒教秩序，而今转化为社会主义秩序——达及每一个角落，但又允许55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今日的中国，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庶几可有一比，而且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

战争、贸易和帝国是一个互相交织的包裹，这三个成分相辅相成。19世纪，英国控制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陆、海军机器，同时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民族；当西方各工业文明羽翼渐丰，在军事力量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的时候，英国又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正是这个三结合的产物，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可能样貌，例如，它给今天正在形成的一种贸易—战争—帝国带来了一种特殊的风味。

它也为下文论述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根本语境。以下各章将要提出，从多方面打量，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是异常的和“现代的”。这些特点曾几何时还在独步于世，如今却已传播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以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和顺理成章的了。

拜战争—贸易—帝国复合体（War-Trade-Empire complex）之赐，这一组特点才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深广。首先它娩育了美国，而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从事它自己的帝国征服时，又照搬了英国的许多基本行为模式。此外，大英帝国也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

贸易和帝国推广了英国的游戏、业余爱好社团、语言、文化艺术、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我们认为构成了“现代性”包裹的事物。它们当时之所以被世人接受和纳为己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固有的内在优点，另一个吸引人的原因是它们象征着现代性，象征着世界某地区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的英格兰部分和英国部分如今已告结束。1950年代，当我准备去做一名帝国统治者并延续家族传统时，大英帝国式微的步伐变得比史上任何帝国都要快。我6岁那年，印度赢得了自由；我16岁那年，苏伊士运河危机（the Suez debacle）戏剧性地体现了英国伟力的寿终正寝，同时，大英帝国的第一批非洲殖民地赢得了独立。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大英帝国只剩下了一点鬼魂。

但是鬼魂，中国人熟知的鬼魂，仍在萦扰我们。曾经的一百多年间，历史的车轮从欧洲西北角的一个小岛驶向世界，而今，在这段历史的余晖照耀下，现代世界仍在存续。就我个人来说，通过我的家庭和教育，这段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人格。当我检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战争、贸易和帝国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并由民族而塑造了我个人的身份认同。今天我漫游世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经由大英帝国而诞生的现代世界的许多踪迹。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那个至关重要的帝国时代，当时产生了所有帝国中最坏的帝国，或许其余一切更坏的帝国除外。以奴役、鸦片、征伐所毁灭的生命而论，它的代价令人难以承受，但是它也提供了一种语境，使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而工业革命是自从农业被发现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物质和经济改革。

15世纪初，中国在航海业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当口儿，却决定放弃航海，彻底关闭了这条发展路线。英国代表一种掠夺型和向外扩张型的海上帝国（seaborne Empire），贪婪吸取着世界其余地区的财富；中国却相反，她修筑长城，试图将蛮族——包括英国人——阻挡在所谓“中央之国”（Middle Kingdom）以外。曾有一两百年这可能不失为一个好政策，但是，尽管中国拥有南方和北方的丝绸之路，它终究变得“设界有余，渗漏不足”（格里·马丁语）。中国人基本上忽视了海外原料供应的巨大潜力，因为他们没有此种需要。中国有大量物质可以出口，特别是丝绸、茶叶和瓷器，但是他们让别人进行运输。结果这些“别人”乘着坚船，携着利炮，抵达并羞辱了中国。

今天，英国的帝国时代已经落幕，但是用雅各布·赫尔曼·赫伊津哈（Jakob Herman Huizinga）的话来说，我们仍能注意到它的非凡性质。若无这个帝国，英格兰人“绝不可能将他们逼仄小岛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遍半个世界，建立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帝国，称霸海洋，积累大量的财富和知识，采样并收集瑰丽的艺术宝藏。……在游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旅途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富饶的、迷人的大陆上所做的惊天之举。我看到了许多纪念碑式的建筑——譬如壮丽的新德里总督府；它们证明了帝国的无限自信，凭着这份自信，英国人能够只用三五个行政长官和最低限度的武力，去制服、统治和改造这个亚细亚世界。我发现，虽然他们仅仅统治了一段较短的时间，他们留下的印记却非常强烈，并在多种意义上非常有益”。赫伊津哈敬畏得五体投地：“他们帝国建设者的所作所为我见识得越多，我就越倾向于同意：大英帝国面积巨大，创立和统治它的人数却少得荒唐——哪怕只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不成比例，就足以成为一个奇迹。”

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获取一个庞大帝国的难度，与离开帝国领土的难度之比，托克维尔有过描述。他致函特丽萨·刘易斯夫人（Lady Theresa Lewis）说：“朗朗乾坤下，没有什么比这次征服更为神奇，而更大的奇迹是英格兰人管理的印度政府；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岛更能吸引人类的眼光，而这个小岛，是希腊人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您能相信吗，夫人，一个民族，在它填满了全人类想像力的无垠空间之后，却能安全地从中撤退？我可不相信。”英国人曾极力抓住他们的第一个北美领土不松手，后来却发现把它留给它自己管理反倒更好，经过这番体验，英国人似乎学到了一些东西。

1948年赫伊津哈第二次访问非洲，旅行结束后他写道：“英国老师趁着自己的学生尚未变得过于调皮捣蛋，乃至只有对他们实行公开镇压政策才能驾驭的时候，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了——这种做法，我三思之后绝不敢说它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殖民地的情况我看得越多，我就越明白：在这个民主时代，殖民地的主人很难保持足够的勇气，敢于按自己的殖民信念去有效地实施镇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