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反理学时期(4)
在学十年，选而仕之，使自署其习云“能某事”，得以课勤其实，悉考为伍贰，禄俸足以养廉，历练国事；能则迁升，不能则罢去。（上，四十七）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只是论政，以身所当者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之。仁义礼乐，遵二帝三王为法。至于典制政刑，采之历代，庶可施行。
尧舜三代风气未开；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使天下安宁，不过济时救弊也已。
（中，二十二）
上文最后引的一段话，即荀卿“法后王”之意，但费氏父子说的更痛快明白。如云，“尧舜三代风气未开”，此是何等见识！费氏父子又举封建井田为例，说明此意。他们说：
欲行郡县阡陌于先王风尚淳质之世，时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于后王人心大变之日，势亦有所不能。
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所谓“王道”，不过使群黎乐业，海宇无扰，足矣。（申，二十三）这是历史的眼光。费经虞曾讲《中庸》“议礼，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礼。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礼》，则礼广矣。度与文皆礼中事，别成一条。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数，不敢逾越，此之谓度。
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变通也。议者，合众论而成一是也。制者，画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适用而不颇僻也。（中，二十六）他们的结论是：
立政兴事，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国，下不困民，求合于中。（中，二十四）应用的标准仍是那实用主义的标准，——“济时救弊也已”。四、费氏议论人的态度费氏父子经过无数痛苦的经验，深知人情世故，故他们议论人物，往往能持一种忠恕平允的态度。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于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
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小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细心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
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在日本是一个很和平圆通的人。
孔丘也肯见见南子，也不拒绝阳货的猪肉，也和他国里的一班贵族权臣往来问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发财的，也有替蒯瞆出死力的。
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说过，乡愿是德之贼，而狂狷却还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绝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训！费氏父子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态度，最不满意，常常提出抗论。他们说：
夫运代不同，犹四时之递序；而性情互异，若水火之相隔也。……历代人才不一：
识高而学浅，或学赡而识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壮而暴；或刚德而败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谋深而谤腾，或名重而毁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后能立勋钟鼎；
或其初托足匪类也，继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贼，而曲忍全君；或畏势觉其难移，而退避免祸；或公忠体国，事欲核实，而诸臣怨之；或招呼同类，朋党害政，而天下称之；或为众所攻而未尽非，或为众所宗而非无过；或规模弘远而人议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讥其固；或刚正之质以温厚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劲直为乖张：
——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为衡宜百务精当。……此伊尹不求备于一人，孔子论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贤大夫也。乌有一生事事无疵，言言中节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狭，未尝炼达，辄凭枯竹衡量古人。
洗沙而数，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闭户以谈；往代之非，意见为刺；削平生之勋德，搜隙罅以为罪。……固薄之论满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识略高贤遗冤简册，饮恨九原：此百世无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这已是很平允的议论了。他们又说：
邵雍曰，“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无异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乱而陷没盗贼，隐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为尽失。惟相与煽乱为可诛耳。
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厄，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
——然恶得专取义理。一切尽舍而不合量之欤？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功过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尽律人以圣贤，不专责人以不死。不以难行之事徒侈为美谈，不以必用之规定指为不肖。
后事之忠咸足以立身，异时之善皆可以补过。从古从今，救时为急；或可或否，中正为宜。倘坚信宋儒刻隘臆说，恐伊、吕、微、箕生于汉唐，亦多遗议矣。《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所当尽绝语录酷深之浮辞，仍守经传忠恕之定旨。（上，十三）这种见解，非常平易，却是宋以后无人敢道的议论。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种武断的论调，在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男女。
费氏把生命，妻子，产业等等，和义理看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教人要把这各种分子合起来看，不可单拿“义理”一种来评判人。这真是平允忠厚的态度。
他们又说：
尚论者，生不同时，事不共历，固宜考详始终，推量隐曲，安可悉铢两于圣贤而立论哉？古人有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不特此也。
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合而易乖者，情也。难决而易动者，疑也。难无而易有者，争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免而易来者，忌也。难伏而易起者，谤也。难完而易瑕者，名也。难久而易变者，事也。难善而易坏者，政也。难除而易生者，弊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难悔而易遂者，过误也。难成而易欺者，勋业也。
世若此其纷纷难处；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议者在其后矣。有不自恐自惧，而深究责，大生愧悔，求以寡过，尚何敢任意苛搜，轻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这一大段中，如“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皆是阅历有得的名言。宋以来的儒者往往意气用事，勇于责人，而不自觉其太过。
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后人之诬蔑王安石，都是道学史上的绝大污点。费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纳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摈而弃之”
（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态度。费氏形容他们：
不危坐，不徐言，则曰非儒行也；著书不言理欲，则曰非儒学也。二三师儒各立一旨，自以为是；外此。非。绝天下之人，以为不闻道；自命曰真儒。其说始固蔽不通，学者不能尽可其说，辩论亦从此纷起矣。
……于是以儒之说为昧难测也，儒之意为执难平也，儒之事为烦难从也，儒之情为隔难合也，儒之气象为厉难近也。彼方夷然自远，此复绝之；不肯钳然以处人后，二者各欲为名高，交相恶矣。
……立于朝廷，两相危陷，……以忧社稷。下处草野，是非烦辨。损害学案，激使他趋。天下之人婚官丧祭，终身儒行之中，所尊反与儒异，所言反与儒敌，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凌人。费氏父子痛斥这种理学，说他“矜高自大，鄙下实事”。（上，四七）他们要提倡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
盖圣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这真不愧为实用主义者的态度。
费氏父子皆有历史的嗜好，故他们对于古今学派的异同沿革，也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提出一种“心理区别论”来解释历史上学派的异同。他们说：
天地缊，万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异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于色，耳于声，鼻于臭，口于味，其官甚异；同出一身，不见其异，不闻其同也。学者论道，安得执其同，遂谓无异；执其异，遂谓无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圣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范》传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潜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刚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潜而教使刚，然后才因学以当于用。（上，四九）中行，狂，狷，同传圣人之道；高明，沉潜，不可偏废。圣人谓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子贡告诸往而知来：高明者欤？子羔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沉潜者欤？子张之学多高明，门人所传近于狂；子夏之学多沉潜，门人所传近于狷。师也过，商也不及，圣人进退之；未尝谓二子遂以过不及终其身也。……高明而学焉，则以高明入于道；沉潜而学焉。则以沉潜入于道。道同而所入异，入异而道亦同（疑当作因）之不同。韩愈所谓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我们分中行，高明，沉潜三种性质，颇似近世詹姆士说的哲学家有“心硬”“心软”两大区别。
高明一派，费氏谓近于刚，其实乃是詹姆士所谓“心软”的一派。沉潜一派，费氏谓近于柔，其实乃是“心硬”的一派。
心软，故富于理想，而易为想像力所诱惑；自趋于高明，而易陷于空虚。心硬，故重视事实，重视效果；虽不废想像，而步步脚踏实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堕入拘迂，易陷于支离琐碎。费氏拿这个区别来说明学术思想史上的派别：
后世学者，性本沉潜，子夏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学者之沉潜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张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子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沉潜，学者之高明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高明之非沉潜也。
圣人之道于是乎异矣。群言肴乱，不得圣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经乃可定也。古经之旨皆教实以致用，无不同也；而其传亦皆学实以致用。即有异，无损于圣人之道，亦不害其为传也。（上，五一）以上说的，皆为有人间“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言学异同之辨”而发的。小程子与朱熹属于沉潜一路，陆王属于高明一路。费氏此论最为平允，发前人所未发。
费氏父子的家学也属于沉潜一路，故费密虽受学于孙奇逢，为王学后人，而他攻击“良知”之说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复古本《大学》一件事而已。费密作《孙徵君传》（《耆献类征》三百九十七，页三六～三七），只说：
其学以澄彻为宗，和易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汉儒注疏邃奥，学者安可不造？”徵君则叹以为果然。费密所取于孙奇逢，如是而已。费密又自说是子夏七十二传。是他也自居于沉潜一路。但他屡次自命为中行，自称为“中传”，自以为得古经之旨，故对于程朱陆王的玄学方面一律攻击。
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实，都只是他的沉潜的天性的表现。他所攻击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传染的方面，并不是他们的沉潜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他“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但费氏父子的沉潜，虽然是个人天性的表现，却也是“时代精神”的先驱。八百年前，程颐给他的哥哥程颢作《行状》，曾述程颢的话道：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这是二程当近世哲学开幕时期对于中国当日思想界下的诊断。他们深知当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
然而自他们以后，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学盛行，结果还只是一种“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两宋时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玄学鬼。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颐的玄学的宇宙论，却舍不得那主静主敬的玄学。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
陆王唾弃先天太极的玄学，却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学。陆王末流的玄学狂热，更不消说了。高明的病菌弥漫在空气里，凡要呼吸的人，多少总得吸一点进去；沉潜的抵抗力强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
所以费密活在程颢之后五百年，他诊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风橐雾，可有可无”的诊断。五百年的玄学病，到此已成“强弩之末”；李闯、张献忠继客氏、魏忠贤之后，屠杀了几百万生民，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时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学热。
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他们真不愧为时代精神的先驱者！
十三，九，十七，脱稿。
李塨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父明性，有学行，隐居不仕，是一个遗民，学者尊为孝悫先生。颜元为他作传。
1677年，十九岁，中秀才，学院为吴国对。
1679年，廿一岁，始见颜元，深以颜学为然，“遂却八比，专正学”。
1681年，廿二岁，作日谱。是年《年谱》云：“夜卧思天地间无处无鬼神，人无处可离敬。如此卧也，焉知无神视，无鬼凭？敬耶，神钦鬼敛；肆也，神惧鬼凌。敬肆，祸福之机也，奈之何不懍？”
二十四岁时，或问天有上帝乎？曰，“有。门有神，山有神，岂天而无主宰之神乎？《诗》曰，在帝左右。《书》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这些地方，可见其陋。他终身不脱宗教思想。晚年惟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律。岁后，“每曰存心使如帝天之临。”
岁时，“每日下书‘小心翼翼，惧以终始’以自勉。”颜李皆是《太上感应篇》一类的宗教家。（二十四岁，“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己懈惰，天降之灾。”）1683年，父死。1686年，廿八岁，入京。在京时，与许三礼（酉三，河南安阳人。为当时的名御史）交。许三礼著有《圣学直指》诸书，恕谷引其言曰：
宋儒以理注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讳言苍苍者，则贯天人之学绝。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无鬼神者，则格幽明之学绝。
又记他的谈话曰：
道原于天，终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归结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强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遗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见性，只为戴儒巾之禅和子而已。恕谷似颇受他的影响，因为他们师弟本都是这一路的人。他有与许酉山书，首论尊德性，德即智仁勇，及《周礼》六德等；性即形色。圣人践形即是践其肃义哲谋圣以全形色之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次论道问学。引《大戴记？保傅篇》说小学履小节，学小艺；大学履大节，学大艺，皆修己治人之事，不以读书著述为教。恕谷期望酉山“以忠信笃教为德，以诗书礼乐为学”。
1688年，三十岁，寄书与费密论学，有复书。是《年谱》云：“思仁道大，求之惟恕。……乃自号恕谷。”
1695年，卅七岁，他的学生郭子坚请他到桐乡。是为第一次南游。在扬州拜费密，见其弟子蔡瞻治岷。在杭州见王复礼草堂。王氏著有《三子定论》（朱、陆、王）。
恕谷记其言论，有“太极图本道家说，今本《大学》《孝经》系朱子改窜，晦圣经本旨，程、朱、陆、王皆染于禅”等语。秋间北回。
1696年，卅八岁，毛奇龄寄赠《驳太极图》《驳（河图）（洛书）》。
1697年，三十九岁，再到桐乡。在浙时有《上颜先生书》（二，三四），可见他已受南方学者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