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胡适——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夹缝之中的世纪偶像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倡白话文与新诗的学者，是“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二十余岁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一生共获得36个博士头衔，毕生都在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而努力奋斗——这，就是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世人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胡适的一生】
生平：1891年12月27日，出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官僚家庭，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他是民国时期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一生学贯中西，著述颇丰，在历史、哲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考据学、红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之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高徒：傅斯年、俞平伯、牟宗三、顾颉刚、罗尔纲等人。
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先秦名学史》等论著。
任职经历：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第一节 一个人向左，一个人向右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年11月24夜，胡适于北平写就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正如这句诗里所写得那样，1920年下半年间的胡适正在经历一场重病的折磨，8月份的时候脚肿得连路都走不了，不过幸运的是这场病在接近年关之际却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
这一年，胡适刚满30岁，他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领袖级人物。但是，胡适这一年过得并不是很如意，除了疾病之外，他在这年年底还宣布与《新青年》杂志脱离了关系。
因为《新青年》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怎么会与其脱离关系呢？
这消息一经传出，就不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很多人都在猜想，胡适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究竟他和《新青年》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这一切，都要从胡适的家乡说起，因为导致他和《新青年》脱离关系的那个人跟他是同乡。
……
1891年12月27日，胡适在安徽省绩溪一个叫做上庄的地方出生了。绩溪坐落在秀美雄壮的黄山脚下，隶属于著名的“徽州府”，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地贫人多而选择相结成伴离开故土外出做生意，因此一直以善于做生意而闻名全国，所以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安徽帮”也因为乡党观念浓重而被人称赞。
但是，在这片出了无数富商的土地上也走出了像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著名学者。而胡适，就是踏着这些前辈的足迹走出来的又一位名震天下的安徽藉大学者。
190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的胡适在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之后，离开了绩溪前往上海求学——这一年，胡适只有14岁，他先是在上海梅溪学堂求学，后来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胡适在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深受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的影响，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成为了一名既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一定西方文化思想的“新青年”。
1910年，不满20岁的胡适以“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胡适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从此成为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一生服膺。
当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内孜孜求学之际，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同乡却在国内创办了一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杂志——《新青年》。胡适的这位同乡就是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一位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经济溃退、国力不振等不利状况的爱国学者。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面世就受到了广大青年们的追捧，其提出的“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宗旨，也打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1916年8月21日，一直对祖国未来发展怀有满腔热忱的胡适在读完第一期《新青年》杂志之后，马上致信陈独秀，提出了发动一场文学革命的要求，他在信中用无比热情的笔调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
接到胡适来信的陈独秀也十分兴奋，马上给胡适写了回信，鼓励他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在得到陈独秀的热切回应后，胡适马上写了那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陈独秀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了《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1）须言之有物；
（2）不模仿古人；
（3）须讲求文法；
（4）不作无病呻吟；
（5）务去烂调套语；
（6）不用典；
（7）不讲对仗；
（8）不避俗字俗语。
令胡适没有预想到的是，《文学改良刍议》一发表，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枚炸弹，中国20世纪初期的那场最具变革性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拉开了大幕，无数渴望变革的知识青年们纷纷投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文学变革运动中去了。而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了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旗手——他的同乡陈独秀毫无疑问就是让胡适一夜成名的“贵人”，而《新青年》杂志自然也就是胡适声名大噪的“发祥地”。
此后，胡适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而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八首》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令陈独秀对他十分欣赏，陈独秀直接称赞他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神交颇契”的朋友。1917年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马上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当年6月，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提前回国，并在9月份的时候走进了燕园……
那一年，胡适才刚满26岁，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
然而，就在胡适和陈独秀并肩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之时，政治倾向上的选择却让他们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政治倾向的选择上，陈独秀选择了向左走，胡适选择了向右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在新世界娱乐场的屋顶上散发宣言传单之时，被北洋军阀的暗探抓捕，后来在胡适等其他社会名流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出狱之后的陈独秀被李大钊秘密送往了南方，不久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走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之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把他一手创办的《新青年》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主要阵地。
此时，一直与陈独秀并肩作战的胡适则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1920年9月1日，陈独秀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开始全面深入地向国人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其著名的《谈政治》一文也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对自己曾经的“战友”胡适直接批评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可以说，陈独秀的公开批判让胡适极为不满，他直接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 viet Russia（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胡适和《新青年》之间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陈独秀的私交并没有因此出现太大裂痕，后来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之时，胡适一直都是那个想方设法去营救陈独秀的人。
这一年，胡适生了一场大病，并与他生命中的“贵人”陈独秀分道扬镳。但是，胡适并没有就此从时代的大舞台上沉寂下去，因为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即将又翻开新的篇章……
第二节 是信仰苏联还是信仰美国
和《新青年》脱离了关系后，胡适除了一直在燕园中忙着做学问之外，他还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应该选择陈独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应该像美国一样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整整困扰了胡适好几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他非常希望踏上苏联那个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顶礼膜拜的“革命圣地”去看一看。令胡适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中方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次年7月，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的胡适，从北京启程经哈尔滨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他从1917年由美国返回国内九年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趟行程中第一站就是他一直渴望“一探究竟”的莫斯科。
当火车穿过茂密的森林和辽阔的田野驶进莫斯科之后，第一次站在“红色主义之都”的胡适在第二天就去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详细地了解了这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国家的革命历程，此后他又随着两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参观考察了莫斯科的监狱和大学……
由于胡适的此次行程的终点站是英国而不是苏联，所以他在莫斯科只停留考察了三天。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天之内，这个红色国度的变革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深受震撼，让他觉得苏联“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离开之际，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到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伦敦之后，胡适仍然沉浸在考察莫斯科之时的激动情绪之中，他又马上给好友徐志摩写了两封信，在信中称赞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对苏联的教育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大加赞扬。
胡适的这些信在寄回国内之后，不但在朋友间传阅开来，也被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朋友发表在了报纸上，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1926年的中国正处在北伐战争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想的碰撞甚为激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正在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革命政策。所以，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所写的这些赞扬苏联的信件一经发表，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当然，也有许多对苏联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在读到胡适的些信件之后，纷纷指责胡适“赞成苏俄的论调”不合时宜，有的人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事实上，胡适早在抵达苏联的一个多月前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称赞社会主义的话：“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那么，此时的胡适是不是真的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了呢？答案是没有，或者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赞同社会主义。其实，他真正所赞同的社会主义，是像他所想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当时，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对他心目的社会主义做出了描述：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胡适又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这一次他不再是来求学，而是想观察一下美国的社会情况——到底是选择信仰苏联还是选择信仰美国？
不过很快，主张“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胡适就作出了他的决定：信仰美国。
1926年的农历除夕日，胡适乘坐“American 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顺利抵达纽约。再次回到纽约，繁华的街景依稀可以看出当年临走时的模样，但是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却又显得那么的陌生。而让胡适感到最为不可思议的就是纽约街头往来穿梭的汽车，不论是在热闹的街头还是在静谧的乡间大道上都随时能看见汽车的身影。几天之后，他又在纽约的《国民周报》（The 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全世界共有汽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汽车22330000辆。
美国的汽车数量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1926年，美国造的汽车总计450万辆，出口50万辆。
再次回到美国的胡适整天都忙着与老朋友们会面。一天，胡适受朋友的邀请前往费城做演讲，演讲结束之后随朋友到郊区去闲逛。当他和朋友走到一座教堂门口的时候，发现教堂门口的草坪上竟然停着几百辆汽车。看到这一场景，胡适一时感到很不可思议，虽然这些日子他经常看到汽车从他面前飞驰而过，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辆汽车停在一座不起眼的乡间小教堂前。于是，他转过头来问身旁的朋友：“这里是在开一场汽车比赛吗？”那位朋友听完后，笑着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工地，说道：“你看那边不是在盖房子吗？这些车都是那些盖房子的工人开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每天看到的是收入丰厚的工人开着汽车去工作，夜晚住在乡村木屋里的大学老师们一大早开着汽车去上课，孩子们上学之时都有公共汽车接送，新鲜的牛奶、鸡蛋、蔬菜等物品每天都用汽车运进城里来，有的人家周末全家坐着私家车出去度假旅行。对此，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美国是汽车上的文明，而中国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
此后的几个月内，美国社会的繁华和文明程度令胡适为之倾倒，他直接选择“信仰美国”——汽车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让汽车走进了美国居民的家庭；所得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大税收；普通民众都可以以购买股票的方式成为企业的股东。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参加了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 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会上的一位普通蓝领工人站起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而这句话让胡适很有感触……
凡此种种，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胡适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他说：“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所以，胡适选择了信仰美国。与此同时，他也找出了“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的原因，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提出几个答案：
（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
（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
（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
在成为美国牌“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之后，胡适却并没有在美国逗留太久——1927年春天，胡适从美国的西雅图出发转道日本回到了国内……
第三节 你依然不能做我的诗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年4月19日 胡适重游纽约时写就
1938年的春天，当胡适和友人划着小船沿着美丽的赫贞江漂流观景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了，而是一名有着学界、政界多重身份的世界知名人物了——这十余年间，胡适先后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等职位，成为了纵横中国学界和政治界的顶级“大明星”。
故地重游，望着眼前的一幕幕美丽而又熟悉的场景，胡适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让他梦萦魂牵了一辈子的女人，那个女人是他一生的挚爱，他们彼此深爱50年，但是至死都未能牵手……
这个女人，并不是胡适的原配夫人江冬秀，而是一位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白皙的皮肤和一双闪露着知性与温柔的大眼睛的美国女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认识的韦莲司。
1910年，胡适前往美国求学，就在他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他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叮嘱：“男女交际尤须留心。”不过，母亲这句临行之前的叮嘱更像是一道“命令”，在此后与韦莲司交往的四年之中，他都没有敢越雷池半步，从来没有向韦莲司表白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都相互欣赏、相互倾慕，可彼此之间的那层窗户纸从来都没有被捅破过。
毕竟，胡适在抵达美国之前已经是一位“订过婚的男人”……
14岁那年，胡适的母亲便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旌德县的名门大族“江家”的小姐江冬秀。不过，胡适和江冬秀的结姻过程却颇具戏剧性。胡适的姑婆是江冬秀的舅母。一天，江冬秀的母亲来看望胡适的姑婆，恰巧胡适的母亲也带着胡适前来探望。结果，江冬秀的母亲打眼一见胡适就觉得这孩子不错，生得眉清目秀且谈吐斯文，马上表示要将女儿江冬秀嫁给胡适做妻子。
可是，江冬秀的母亲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绩溪有着“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的习俗，再加上江冬秀家财势正旺，而胡家已经家道中落，胡适的母亲觉得不太合适，便一直迟迟不表态。江冬秀的母亲实在是非常喜欢胡适，便找到胡适的一位本家叔叔说和，做了很多工作后胡适的母亲才答应找个风水先生看看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令胡适母亲没有想到的是，风水先生最后推断江冬秀命带福相，二人八字不冲不克，女孩大一岁并没有多大关系。内心一直很忐忑的胡适母亲最后又将江冬秀和其他几个女孩的八字写在红纸上叠好，放进签筒里在灶王爷像前“抽签”，没想到最后抽中的恰恰就是江冬秀。这下，胡适的母亲觉得真是“天赐良缘”，当时还只有十四岁的胡适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订过婚的男人”，而等他和江冬秀第一次见面却是要等到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了。
1914年，胡适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亨利·韦莲司一家人成为了邻居。因为是师生关系，所以韦莲司教授的夫人一直非常照顾这个聪明好学的中国留学生，胡适得以有机会经常去他们家做客——那场令胡适梦萦魂牵数十年的爱情便在这个时候悄然开场……
当年夏天，胡适应韦莲司教授夫妇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婚礼派对，而在这次派对上胡适遇到了那个令他一见钟情的姑娘，刚刚从纽约归来探望父母的“小师姐”韦莲司——尽管韦莲司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但是她的年纪还是要比胡适大6岁。
从胡适一遇见韦莲司起，她就成为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他称赞她为“新女性的理想典范”。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下了“小师姐”留给他的印象：“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就在胡适对于韦莲司一见倾心的同时，韦莲司对于这位黄皮肤黑眼睛一身儒雅气息的“小师弟”也颇有好感，她觉得胡适学识渊博，人又健谈，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就这样，两个相互倾慕的年轻人开始一点一点地靠近，他们经常给对方写信，也经常向别人打听对方的近况。在这年秋天的时候，他们终于开始约会了。在一个天气爽朗的周六，他们沿着落满了秋叶的凯尤卡湖散步，一直走到了几英里之外的艾特娜小镇，最后又慢慢地踱步回来，散了三个多小时的步后，他们不但一点儿不觉得累，相反还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从这一天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约会，一天不见面两人心里都觉得很失落。不过，这段令胡适毕生难忘的美好日子并不是太长，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后就因为韦莲司有事儿外出而结束了。
在过感恩节的时候，胡适受韦莲司母亲的邀请前往她家吃饭。不过，韦莲司因为去外地写生而不在，这顿饭让胡适吃得非常的不舒服，满以为会见到几个月未见的“小师姐”，结果迎来的却是一场巨大的失落。当晚，胡适回到家里之后，就马上给“小师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对她的思念。胡适在信中提到了他们几个月前最后一次在凯尤卡湖畔散步时他折下一枝柳枝送她的场景，用中国“折柳赠别”的习俗表达对她的依依不舍。而当胡适坐在窗前写这封信的时候，窗外的已经失去一身青翠之色的柳树让他备感怅惘。
1915年1月的一天，胡适终于又一次和“小师姐”韦莲司见面了，久未谋面的两个年轻人在公寓内从早上一直聊到深夜。结果，两人这次深夜独处的事情被韦莲司的母亲知道了，虽然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韦莲司的母亲还是非常的反感，并一再向他们追问当时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在场。因为在当时的美国，未婚的男女青年在寓所内约会的时候都要请一位已婚的人在场。不过，“小师姐”韦莲司却觉得母亲的管教是多此一举，因为在她看来，他们的交往是非常纯洁的。她和胡适只追求心灵上的碰触，他们都认为只有心灵和思想上碰出火花，才能称得上是男女之间交往的最高境界。
然而，随着两人之间感情的加深，“几近狂狷”的韦莲司却先忍耐不住了，此后她在和胡适独处的时候总是“欲行不轨”，希望能够捅破两人心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是，面对韦莲司的炽热，胡适却在这场自己最为渴望拥有的爱情面前选择了退缩——他是真心的爱着韦莲司，但是他又逃不脱母亲套在他头上的那个“紧箍咒”的束缚，每一次他想向韦莲司表白或者接受韦莲司的“暗示”之时，母亲的叮嘱都会在他的心间悄然响起，自己已经是一个订过婚的男人，在几千里之外的那片故土上还有一位女子等着他回来娶她，尽管他们从未谋面，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任何的牵连，可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胡适还是迈不出那一步。
当然，除了胡适已经订过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韦莲司的母亲极力反对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
在这之后，胡适和韦莲司之间的独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之间的情谊只能通过书信来互相传递。等到胡适在1917年返回中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经有一百多封了，但是这些信件中的绝大多数谈的是相互之间的敬慕之情以及一些学术、思想上的交流。直到双方分别之际，胡适才在最后一封戳着美国邮戳的信中写道：“曾经企盼我们之间能够举行婚礼。”
胡适返回国内不久，就迎娶了母亲为他订下的未婚妻江冬秀，他在结婚之后为了保持对于婚姻的忠贞，选择了与韦莲司不再联系，等到他们之间再次开始通信，则已经是1923年的事情了——1923年，韦莲司失恋之后，心情极度沮丧，她在痛苦中想起了那位给自己留下了美好印象的异国知己胡适，于是便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胡适在接到韦莲司的信之后，心中那份已经烧成灰烬的爱情再度燃起了一簇簇火苗，他马上给韦莲司写了一封回信，并希望他们此生还能够再有机会“重温年轻的日子”。
相隔千里的思念，更让他们梦萦魂牵，鱼雁的往还，更让他们牵肠挂肚，心心相印。但是，两人再度相逢却在10年之后，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终于有机会相聚。
1938年的时候，再次抵达纽约的胡适一边和友人泛舟赫贞江上，一边在这片曾经与韦莲司共同凝望过的江面上回味着他们之间的爱情，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句纪念他们爱情的诗句：“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9年6月10日，甚是思念韦莲司的胡适情不自禁地为其写了几首诗词，写完之后马上就寄给了她。其中，有一首《临江仙》曰：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胡适在这首词中将一对爱恋中的人嬉耍游玩之时的场景和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如他和韦莲司曾经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中，胡适一直都没有抛弃自己的妻子江冬秀，尽管他对于韦莲司的爱更加炽热，但是他还是守着他的婚姻。而他与韦莲司之间的爱恋则变成了柏拉图式的恋爱，书信成为了他们传递感情的唯一纽带。1958年夏天，胡适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之后，韦莲司特意订做了一套银质餐具送给胡适以示祝贺。同时，她还在附信中深情回忆了她和胡适之前的点点滴滴，而胡适在写给她的信中也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
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后，韦莲司也没有嫁人，而是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之间的那段美好的爱情。
第四节 从北大教授到驻美大使
1938年，当胡适和友人划着船在赫贞江上欣赏美景的时候，他除了在回味自己与韦莲司之间的爱情之外，还主要在思考如何完成自己肩头上扛起的一项重要使命——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由北大教授变成了“驻美大使”，作为一名纵横学界与政界的“两栖明星”，他在政界所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大，肩负起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重任。
1937年9月8日，日本侵略者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的北平也已经沦陷在了日军的铁蹄之下。这天胡适在乘坐轮船前往汉口的同时，也在船舱的桌子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隐喻的口吻说道：“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
面对陷入战火中的祖国，胡适在感到“明知时势不利”的情况下还要去“尽人事”，一心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奋斗。1937年9月13日，胡适在汉口乘坐飞机绕道香港、菲律宾、夏威夷等地，于26日上午抵达旧金山。当胡适一踏进旧金山这座城市，就立刻为了祖国的生死存亡忙碌了起来。当天下午，胡适就在旧金山市的大中华戏院进行了一场名为“Can China Win？”（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9月30日，胡适在出席加州大学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上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昂的救国演说。
一天之后，他又奔赴哥伦比亚电台进行了一场名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英文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展开对华援助。虽然这场演说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经历了不小的波折——胡适前一天晚上从加州大学返回自己的寓所之时已经是深夜了，但是胡适并没有马上去休息，而是匆匆地吃了一点夜宵就开始写广播演说词，直到天亮之时才写好。可是，胡适顾不上休息写了一夜的演说词最后却被哥伦比亚电台告知没法播出，理由是其中的一些词句太过激烈，要求胡适修改之后再进行演讲。胡适听了哥伦比亚电台的话后，非常的生气，直接告诉前来传递消息的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也不修改。”就这样，在胡适的强烈坚持下，哥伦比亚电台最终做出了妥协，他们按照之前的播出计划于当晚7点45分播出了胡适的这篇言辞激烈的英文演说。在胡适从哥伦比亚电台回到寓所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0点多钟了，可是他却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相反他的心情还十分的激动——他一回到寓所，就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
10月12日，胡适与时任驻美大使王正廷一起去白宫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其报告了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并代国民党政府表达了希望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愿望。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情况也非常的关心，问中国军队能不能支持到当年冬天结束。对此，胡适以无比坚定的口吻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国军民一定能够坚持到明年。胡适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的坚定态度让罗斯福总统看到了中国人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他在胡适和王正廷临走之时，以非常诚恳的态度特意嘱咐胡适不要悲观，要相信中国一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美国一定会支援中国的。
……
在此后的10个月时间内，胡适一直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作巡回演讲，不断地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宣扬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必胜信念，努力争取美国政府和世界公论的支持和同情。可以说，胡适的这些演讲为中国军民取得美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创造了很大有利条件，赢得了全世界反法西斯者的同情，而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们最为痛恨的人之一。胡适的朋友杨鸿烈致信胡适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1938年7月，胡适又前往英国、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进行巡回演讲，极力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同情。不过，胡适在进行“世界巡演”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尚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一直写信激励朋友们要勇敢地去面对日本侵略者，千万不要做日本人的走狗。8月4日，他在伦敦的一家旅馆内准备完演说词之后，突然想起了还生活在北平沦陷区的周作人，由于最近从朋友的来信中听闻周作人有投日倾向，甚是放心不下，便提笔写了一首诗给周作人寄了过去。其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胡适的这首诗写得可谓是用心良苦，他劝说周作人要懂得“重与轻”，千万不要被日本人所利用。远在北平沦陷区的周作人接到胡适的信后，也似有所悔意，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寄给胡适。其诗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不过，周作人还是没有抵御得住日本人的利诱——“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最终附逆当了汉奸！
就在胡适在欧洲进行演讲之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向他连续发了好几封电报，敦请他接替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
接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来的电报之后，胡适一开始还拿不定主意，因为他曾经打定主意此生决不踏进政界。这时，他的妻子江冬秀也劝他不要接受驻美大使一职，这一年恰好又是他与江冬秀结婚20年之时。回顾自己与妻子结婚的20年里，他虽然一直在和政界“纠缠不清”，但是却从来没有正式担任一官半职，而在恰逢结婚20年的时候出去做官，着实觉得很对不起妻子。
但是，此时国难当头，作为华夏优秀儿女的他此时能选择退缩吗？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胡适最终还是决定出山，他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电报——“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10月5日，胡适奔赴华盛顿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一职。这是胡适平生第一次做官，也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为此，他写下了这样一首白话小诗，其诗云：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之时正值广州失陷、武汉沦落的危急时刻，他一上任就马上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去了一封电报，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随后，他又给妻子江冬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既没有外交经验也没有外交才干，只是一介书生的他唯一能拿得出来的外交武器只有“诚实与公开”。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整个美国都被他的诚恳态度与报国精神给感动了——他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促成美国政府给予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的借款，即“桐油借款”。即便现在看来，这也算不得一个小数目了，在当时那可算得上是一笔国际间的巨额借款了，这对当时正处抗战困难时期的中国军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此后没多久，胡适又促使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可谓是全世界最忙碌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之一，许多盟国的大使要想见上罗斯福总统一面可谓比登天还难，经常是申请了几个月还没有任何的音信。但是，胡适却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尊重，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交流沟通的次数远远比其他盟国的大使多得多，而且罗斯福总统还经常亲自给他打电话，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他是唯一一个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知事件发生的外国大使。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美国各地去演说，因为他熟悉美国历史，了解美国民众的心理，因此他总是能够赢得美国民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纽约进行一次题目为《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演讲之时，深谙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心理的他直接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抗日战争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讲道：“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后来，美国听众们将胡适的这次演讲称为“佛尔居山谷”演说。
不过，胡适毕竟只是一个不擅长外交的知识分子，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外交中，他的“诚实与公开”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因此他出任驻美大使之后一直在国内遭受各种非议。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说，当时胡适的朋友中就有人这样议论胡适：
（1）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2）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3）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当时，还有一些人议论胡适这位驻美大使太喜欢出风头。当然，这一非议也并非没有缘由。胡适在出任驻美大使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纷纷慕名请他演讲，并赠予他学位，而胡适也乐此不疲，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先后获得了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
终于，在这样的言论纷争中，胡适的驻美大使也做到了头——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令，本来就不想着做官的胡适，在接到免职的电令之后立即就交卸了差事，马上从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第五节 悄然陨落的传奇巨匠
刚刚卸下驻美大使一职之后，胡适原本打算留在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但是，一心想着振兴中华的胡适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启程回到了他旅美这几年一直梦萦魂牵的北大校园。
然而，胡适做梦也不会想到，北大校园依旧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地——1949年4月6日，随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的溃败，一直信仰美国牌“自由主义”的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祖国前往美国，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公寓生活”。
当胡适“流亡”纽约之后，却发现这个在二战后迅速繁华起来的国际大都市既熟悉又陌生——纽约，这个记录下他的青春往事的城市，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的淳朴了，这里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乐园，生活成本已经比之前高出了很大一截。
而此时，刚刚抵达美国的胡适却只带着一丁点儿存款，要想在纽约生存下去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要靠朋友的救济。为此，胡适感到非常的丢人，便整日将自己关在家里专心考证《水经注》。
1950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才算好了一点，因为他的家人也来到了纽约——他们居住的房子虽然很破旧，但是毕竟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他们虽然生活比较清贫，但是粗茶淡饭的生活也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这样的日子在持续了8年之后也继续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谋生技能的胡适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了。由于生活过得非常拮据，胡适选择了回到台北去生活——1957年秋天，在美国生活了8年的胡适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决定回到台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次年4月上旬，胡适便飞离美国，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结束了在美国整整9年的流亡生活。
再次回到“蒋介石怀抱”的胡适，受到了台湾高层的热烈迎接，他的飞机一到台湾机场，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就携一干大员前来迎接，场面非常宏大，接机的人有五六百人，就连已经80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
4月10日，胡适正式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于当天主持了第三次院士大会。这一天，不但有很多台湾高官前来捧场，就连“总统”蒋介石也是亲临致辞。
至此之后，胡适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他一心在台湾做学术，先后三次主持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大会，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任之恭、吴健雄、杨联升等三十多位新院士。他的著作也逐渐成为台湾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他最心爱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在台湾影印了。当然，他最擅长也最喜欢的演讲也从没有在台湾停止过。
胡适抵达台湾后的晚年生活中，除了过着和名人政要交际不断的“显赫日子”之外，他也非常喜欢与市井小民交朋友。有一位叫做袁瓞的卖芝麻饼小贩就是他的台湾“平民朋友”之一。这位小商贩除了卖芝麻饼外还喜欢研究英美的政治制度，其在闲暇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谈论到底是英国的社会制度好还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好。不过，囿于知识有限，他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过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到底好在了哪里？各有什么优缺点？于是，他在感到很困惑之时便贸然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教。
胡适接到袁瓞的信后非常惊讶，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竟然会在业余时间勤奋自修，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一种精神啊！于是，胡适马上提笔给袁瓞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之后，这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胡适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聊天，让胡适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惬意与宽慰。
虽然胡适在台湾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但是也有一些事情令他的晚年生活多了几分不快和惆怅——1959年到1960年间，胡适因为“总统”的连任问题而心烦意乱了好些日子……
自从蒋介石在1954年当上第二任台湾“总统”之后，因为其年事已高，再加上“宪法”的规定，他已经不能继续再连任台湾“总统”了，所以很多的政界要员和社会公知人士都希望蒋介石退居二线，让年富力强且很有才干的蒋经国出任总统。在这场“连任风潮”中，胡适也站出来支持蒋经国接任，反对蒋介石继续连任，他请时任“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介石转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此后，他又在报纸上多次发表蒋介石不能再连任总统的话，他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
结果是，胡适因为反对蒋介石连任而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本来只想安安稳稳享几天清福，在学术方面再取得一些突破的胡适被接踵而来的政治压力弄得坐卧不宁，透不过气来。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蒋介石的支持者进行“围剿”……
就在这样一种政治压力颇大的境遇中，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胡适，终于在孤寂与忧愤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困扰他很久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怀着愉悦的心情由福州街前往蔡元培馆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教书数十年的他早已桃李满天下，他从早上一起床就陆续接到学生们的问候电话，好几位蜚声国际的学生都回来参加这次院士大会，这怎么能不让胡适心情愉悦呢？
在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之后，胡适所主持的院士会议终于顺利走完了全部流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下午五时，祝贺新院士的酒会开始举行，当天一直非常高兴的胡适一会儿与学生们聊天，一会儿又与现场的记者们打打趣合合影，简直成为了会场上最为闪亮的“大明星”。
在酒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胡适进行致辞，他说：“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那充满幽默的话语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大家在为他鼓掌的时候都忘记了他是一位有着严重心脏病的老人，而且不久之前刚刚从医院出来。
紧接着，胡适又对他近些年来一直遭受“围剿”的事情进行了一些驳斥，他说：“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胡适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的嗓音发生了变化，身体开始发出轻微的颤抖。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为了不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的离开而扫兴，他一直坚持到酒会结束。
但是，胡适没有想到，他一时的不忍离去却演变成了永久的离去——在酒会结束后，已经深感不适的他赶紧往外走，就在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没有任何效果……
就这样，在一场欢乐的盛宴结束后，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一代大师就此陨落，而他毕生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则依旧长存于天地之间……
胡适死后葬在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的小山上，这里绿树成荫、芳草成片，他的墓碑是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上面写着：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他人评价】
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近代历史学家、胡适的忘年交唐德刚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
《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熊培云评价胡适：“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