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傅斯年——没落的鲁西望族中走出来的学术巨擘
他创建的历史研究所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他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他对明清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让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传奇人物，“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的一生】
生平：1896年3月26日，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出生于山东聊城的没落望族家庭之中。他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大学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与罗家伦等创建了著名的新潮社，并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五四运动时期又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传播民主与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在历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后世所敬仰，1949年跟随蒋介石移居台湾，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
师承：章太炎、胡适、黄侃等人。
著作：《青年的两件事业》、《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先秦文籍的演化》、《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留英纪行》、《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美感与人生》、《欧游途中随感录》、《时代的曙光与危机》、《东北史纲》等著作。
任职经历：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总指挥，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欧洲留学归国后相继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第一节 夕阳下的鲁西状元府
从来儒雅一书生，未道他人惹可惊。
仪态翩然由此见，衷心愿逞不平鸣。
——傅斯年的《无题》一诗
“儒雅一书生”，这是他一生都最为珍惜的“名片”——不论是站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潮头浪尖上，还是手持烟斗翘着二郎腿坐在蒋介石的对面，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介书生的模样，不畏权贵、敢说敢当。
这就是傅斯年，那个从没落的鲁西望族中走出来的学术巨擘，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走出来的一代学术大师……
1896年的3月26日，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典型的官宦世家，鲁西望族“傅家”。说起鲁西望族“傅家”，那在山东可谓是名声响亮，因为“傅家”曾经走出了一位功名显赫的状元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于顺治三年高中状元，他不但是大清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后来更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是名副其实的一朝宰相，并且是“圣祖爷”康熙的启蒙老师，死后被康熙皇帝称为“圣朝元老”，赞誉他“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
在走出了大清王朝第一状元傅以渐之后，鲁西“傅家”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官宦世家，此后又相继走出了进士、举人、太学生数百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人更是不少。但是，等到傅斯年祖父这一辈人的时候，随着大清王朝的日渐衰落，曾经显赫了两百余年的鲁西“傅家”也跟着走向了没落。
不过，对于幼年的傅斯年来说，家道衰落并没有让他的成长的受到太多的影响，毕竟这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家庭相较于一般的平民家庭来说，不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家庭教育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条件。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自幼勤奋好学，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年（1894年）考中举人，但是他终身都没有入仕，一直担任东平龙山书院院长。童年之时的傅斯年每天除了要去私塾读书之外，回家还要跟着祖父继续学习。可以说，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坏境让傅斯年从小就表现得比一般的小孩要聪明伶俐许多，他的功课成绩不但在同学中出类拔萃，而且也被当地人称为“神童”。
1908年冬天的山东聊城分外寒冷，从入冬以来就下了好几场大雪，当地人都被严寒逼回了屋子内，很少有人愿意外出活动。临近过年的时候，年仅13岁的傅斯年告别了家人，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就在这个寒冬，傅斯年跟着父亲的高徒侯延塽（清末进士，授刑部主事）来到了天津。
为什么年少的傅斯年会在这个时候跟着父亲的学生外出求学呢？非要等着在临近春节阖家团圆的时候来到天津呢？
原来，当时的傅斯年正遭遇了人生中一场大变故，四年前父亲傅旭安因病离世，当时傅斯年年仅9岁，还有一个只有7个月大的弟弟——父亲的骤然离去让这个已经处于没落中的鲁西状元府显得更加的凄凉，傅斯年的童年生活也因为幼年失怙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所幸的是，傅斯年的母亲李夫人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她一面竭尽全力为两个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一面严格监督傅斯年的学业。所以，幼年失怙的傅斯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平庸，反而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少年。
学业一直优异的傅斯年很快就受到了父亲的学生侯延塽的重视，侯延塽在前来傅家祭奠恩师的时候，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聪颖，其国学功底更是比一般的少年学子要厚重很多，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于是，侯延塽为了报恩，便决定将傅斯年带到天津去读书，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了巨大的变革时期，新学逐渐兴起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如果傅斯年一直待在地处偏僻的聊城，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成为一个思想僵化、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
在料峭寒风中踏上求学之路的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远离家乡而满腹离情别绪，相反，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的他却表现得十分兴奋，不论是在乘坐汽车还是乘坐火车的时候，他都十分的好奇和激动，一直向侯延塽问个不停，像个喜鹊般叽叽喳喳了一路。
傅斯年跟随侯延塽来到天津之后，先是住在英敛之（《大公报》创始人、侯延塽的好友）家里，生活费由侯延塽负担，不够之时，则由父亲生前好友吴树堂接济。由于傅斯年本来就有着不错的国学底子，再加上他到天津以后更是奋发努力地读书，所以他次年便顺利考上了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
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后，便搬到学校住宿，开始独立生活。这时候，侯延塽也比之前更加关注他的学业，除经常和英敛之夫妇一起参加一些文士名流聚会之外，还一再地叮嘱傅斯年要多多学习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变化。可以说，侯延塽就是傅斯年成长之路上的最关键人物，日后成为中国顶级学者的傅斯年好多次在谈起侯延塽的时候，都非常感慨地说道：“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
1913年夏天，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
傅斯年初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国学功底深厚而进入了乙部（当时北京大学的预科班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乙部则侧重于文学、历史等社会学科）。虽然傅斯年有着不错的天资与国学功底，但是在初入北大的那段日子里还是很费劲，因为北大预科班乙部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对外语特别重视，要求学生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看懂外文原著并听懂外文课。而此时的傅斯年虽然在天津学了一些外语，但是距离学校的要求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不过，生性好强的傅斯年并没有向挫折低头，他整日坐在图书馆里刻苦读书，并且积极地请教外文老师和那些外文成绩较好的同学，最终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之后，他的外文成绩突飞猛进，不但能够读外文原著和听懂老师用外文讲课，外文口语水平也在班里名列前茅。
傅斯年在北大读预科的三年中，不仅仅只会“死读书”，他也以组织能力突出而受到老师们的称赞。1914年，傅斯年同沈沅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劝学》杂志，其宗旨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最后，他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雄辩会”，主张在提升文学素养的同时更要提升思辨能力。因此，他被同学们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一时间成为了班级里的“风云人物”。
在这三年预科班学习生涯中，傅斯年不但和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成为了预科班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也有了深刻变化，慢慢变成了侯延塽所希望的那种“新青年”：他在继续学习国学的同时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新学知识，由传统价值观念的卫道士转变为科学、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者，开始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决心成为一个为科学和文化献身的有志青年——从鲁西聊城到天津再到北京，傅斯年已经由当初那个官宦家族中的少年才子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尽管这一路走来颇多艰辛，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而是一直坚定地奔跑在前行的道路上……
第二节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1916年的夏天，每日听着清脆的蝉鸣声读书学习的傅斯年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一名学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傅斯年在北大预科班毕业之后便选择了继续学习文化——因为他相信，凭借着深厚的家学功底，一定能够将国学发扬光大，国学就是他的终身之所托，是他要穷尽毕生去研究探索的文化领域。
除了自身对于国学的热爱，傅斯年选择继续研修国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太炎。
当时，章太炎的学说在青年学生中影响非常广泛，很多青年学子都将他尊为“文化偶像”。年轻的傅斯年也不例外，他从第一次阅读章太炎的著作起便成为了无数“太炎先生粉丝”中的一员。所以，在进入北大文学院之后，傅斯年更是努力学习古经文，以便能够更好地研究章太炎的著作，不论是上课时间还是课余休息时间，他手里拿的书中总有一本是章太炎的著作。
傅斯年的同班同学伍淑在记述他在北大的同学时，曾这样描述他：“民国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有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章太炎著作），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它。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有几个老同学就说：‘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这是我对孟真的第一个印象。”
原来，当时的场景是傅斯年对于历史课教师的教课方式不感兴趣，便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检论》开始阅读，以打发让自己感到枯燥无聊的历史课——喜欢章太炎学说的傅斯年也继承了章太炎狂傲不羁的一面，傅斯年不仅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狂傲，平时在和同学研究讨论功课之时也总是傲气满满。
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指责自恃国学功底深厚总是藐视别人的傅斯年，因为与他同班的其他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国学问题上辩论过他——从小就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的傅斯年，经常在和同学争辩中背诵大段经典章节，很多自恃甚高的人在和傅斯年辩论国学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赢过他，往往是落得一个被他呛得哑口无言的结局。
才气过人的傅斯年逐渐成为北大文学院中的“名人”，很多教授在谈起傅斯年的时候都认为他必将成为“一代博学之士”，就连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对傅斯年是“恩宠有加”，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傅斯年。傅斯年的同学、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罗家伦在也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随着傅斯年在北大文学院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也开始注意起傅斯年。在和傅斯年接触过几次之后，黄侃决定亲自教授傅斯年，他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和发扬章太炎的学说，成为章太炎学说的新一代衣钵传人。
能够拜入章太炎得意弟子黄侃的门下，这对于傅斯年来说无异于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刚刚成为本科生不久的傅斯年就成为了黄侃的得意门生，他经常穿着大褂手里摇着一把大葵扇，俨然一副旧派儒生的模样行走在北大校园中。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傅斯年必将成为章太炎学说的优秀继承人之时，他却干出了一件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大事儿——“背叛师门”，改入胡适的门下，而胡适恰恰是章太炎所瞧不起的。（章太炎在点评民国哲学之时，曾对胡适有过这样的评价：“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1917年秋天，刚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一踏上北大的讲台，就在北大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除了胡适的年纪只有二十来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们认为这个新来的教授比起国学大师陈汉章来简直差了好几个档次，一个劲地想把他赶走。当然，也有一些学生非常喜欢胡适，因为他讲课颇有新意。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北大文学院中“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在同室好友顾颉刚的鼓动下决定去听一听胡适的课。结果是，傅斯年在听了几堂胡适的课之后开始对胡适心生好感，他对哲学系几位关系不错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在对胡适的课产生好感之后，傅斯年经常和同学罗家伦等人请教胡适。随着双方的交流日渐深入，傅斯年渐渐发现胡适这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青年老师并非读书不多，而是一位学贯中西且为人十分随和的大学问家。随后没过多久，傅斯年就做出了一个令北大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转投胡适门下，由北大保守派教授黄侃的学生变成了北大新派教授胡适的学生，并且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成为了胡适手下的第一骁将。
顾颉刚后来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除了在新文化运动中跟随胡适“鞍前马后的效命”之外，傅斯年跟着自己的新老师胡适也学到了很多，他在胡适的指导下认真钻研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可以说，正是在胡适的悉心教导下，年轻的傅斯年才从国学大师黄侃的高徒变成了为文学革命而拼搏的斗士，让一身傲气的傅斯年走上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帮助了傅斯年的同时，傅斯年也帮助了胡适。在胡适初到北大的时候，正是由于傅斯年的支持，年仅二十余岁的胡适才能够在大师众多的北大讲台上站稳脚跟，后来胡适在回忆起这段难忘时光之时感慨地说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第三节 远赴欧洲，追求真知
如果说，从鲁西聊城走出来是傅斯年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点的话，那么从北京前往英国便是傅斯年人生中的第二个大转折点——在胡适的指导下开始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开始泛起了波澜，觉得自己应该像老师胡适一样前往欧洲去留学。
他在写给俞平伯、罗家伦等同窗好友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与想法：“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1919年12月16日，只带着一件简单行李的傅斯年从北京前往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轮船前往几千公里之外的英国求学，他在临行前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特地注明这对他人生意义深远的一天，“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1920年1月2日，和前来送别的好友们依依惜别之后，傅斯年和俞平伯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他们都是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第一次登上远离故土的远洋轮船之后，傅斯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内心没有对于远航的兴奋与激动，充斥着他的内心的却是对于祖国的忧虑。临行前在上海所暂住的这些日子里，他目睹这座有着“东方巴黎”称誉的城市里的种种繁华，但是他也看到繁华背后那阴暗的一面，烟鬼、妓女、小偷等不良人群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个角落里一脸迷茫地活着，这让他心里非常难受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从上海远渡重洋前往英国无疑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以后，傅斯年和俞平伯才在英国的利物浦上岸。一个礼拜后，傅斯年办妥了伦敦大学的入学手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毫无疑问，一直靠别人资助读书的傅斯年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注定是清苦和艰辛的，就在他努力适应留学生活的时候，与他同来的俞平伯却突然不辞而别，直接乘船返回国内去了——傅斯年和俞平伯一直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他们同为新潮社成员，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作战，可是这个时候，俞平伯却突然做出了这样一个令傅斯年措手不及的决定，如果俞平伯就此离去，那么傅斯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岂不要更加的孤独？
所以，在听闻俞平伯准备离去的消息之后，傅斯年急急忙忙从伦敦抄近道前往法国的马赛阻拦。不过，他在出发之前怎么也不相信俞平伯会因为过不惯异国羁旅的清苦生活而返回国内，还认为俞平伯可能是突然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才就此返回呢！但是，结果却并非傅斯年所料想的那样，当他气喘吁吁地将俞平伯拦截在归国的路上之后，一问才明白，生性内向又刚刚结婚的俞平伯是第一次离家远行，清苦的生活和对新婚妻子的思念让俞平伯很是痛苦，所以他决定回国。
送走俞平伯从马赛回到伦敦大学之后，傅斯年也一度产生了返回祖国的想法。但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最终还是坚定地留在了伦敦。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静下心来的傅斯年开始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同时也选修了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的课程。
在伦敦大学学习了半年之后，傅斯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比出国前沉稳了许多，他在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这样说道：“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
随着对留学生活越来越适应，傅斯年的学习涉猎范围也越来越广，他开始对英国文学、世界历史、政治学等学科感兴趣起来。据他的同学回忆，当时的傅斯年几乎将萧伯纳的所有戏剧作品看了个遍。
1923年9月，傅斯年告别了伦敦大学，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继续他的留学之旅，他从伦敦到柏林求学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柏林大学被誉为“欧洲最有学术气息的大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郎克的量子论都是当时轰动全球的学说，而傅斯年所感兴趣的语言文字考据学更是柏林大学的“招牌学科”；二是，当时在柏林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远远比伦敦要多，陈寅恪、愈大维等人就在柏林，傅斯年的很多北大校友也在柏林求学，因此在柏林的留学生活远远没有伦敦那么孤寂。
从伦敦辗转来到柏林的傅斯年马上和陈寅恪、愈大维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并在这里再度遇到自己的北大同学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当时，在柏林留学生中最著名的就属陈寅恪了，他与傅斯年一样都出身于家学渊源的官宦世家。在来到柏林之后，傅斯年马上和陈寅恪一样，成为了柏林留学生中的青年翘楚——与傅斯年同年进入北大的一位校友在听说傅斯年到来之后曾说了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话：“陈寅恪与傅斯年，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觉得自己人文学科造诣十分深厚的愈大维在认识傅斯年之后却决定改学自然学科，因为他发现傅斯年的人文学科造诣是他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被傅斯年的渊博学问给彻底“征服”的愈大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在办理好柏林大学的入学手续之后，一直对于知识非常“饥渴”的傅斯年马上发奋了起来。在此后的几年之间，他学习的专业虽然以文史哲为主，但是为了在研究文史哲方面有更大的突破，他又继续学习一些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很多时候就连一些没有学生愿意听的冷门课他也去听讲。有一回，傅斯年和罗家伦、毛子水等人一起去康德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几个人吃完之后便在饭桌上聊天。这时，同座的毛子水偷偷打开了傅斯年身旁的一个大书包。原本以为书包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打开后却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三本大部头的地质学书。毛子水平时挺严肃，马上笑了起来，并对傅斯年说道，“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不行，可是又拿毛子水没有办法，只能一个劲儿地用脚跺地板——这只是一个发生在傅斯年身上的小插曲，但是却也深刻地显示了傅斯年在留学柏林期间博览群书的用功劲头。
傅斯年在柏林留学期间虽然不像在伦敦时那么孤独寂寞，但是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提高多少，甚至可以说比在伦敦时更为糟糕。当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各方势力都在忙着抢夺地盘，哪里还会顾及那些在异国他乡艰难度日的穷留学生呢？据《中国留学教育史》记载：“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十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在谈到父亲的这段往事之时曾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在那时候，傅斯年的情况也比陈寅恪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弟弟，根本无力去接济远在欧洲的傅斯年。傅斯年在给刘半农的一封信中表述了自己当时所遭遇的困境：“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而刘半农给傅斯年的回信则是：“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而在傅斯年写给罗家伦的另一封信中，他则详细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凄惨窘境：“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就这样，傅斯年和很多的留学生一起在求知的岁月中忍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富于学而贫于财，在如此艰苦的日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就如同深深扎进土地中的大树，不管头顶是烈日还是风雪，都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去……
第四节 留洋归来，书生报家国
1926年秋天，当秋风轻轻地从莱茵河畔掠过的时候，已经阔别家乡7年之久的傅斯年踏上了返家的历程。他先是抵达香港，再从香港转道上海，最后回到老家山东聊城——在欧洲留学的7年之中，傅斯年已经从最初的那个有着深厚国学造诣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年轻大学问家。
当年冬月，傅斯年携胞弟傅斯岩赶赴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傅斯年一回国就成为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扛鼎之人”，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却并没有引起一点儿的非议，因为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领军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不论是校长戴季陶，还是朱家骅、顾孟余、丁惟汾等其他校务委员会成员都一致认为，让欧洲留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两个天才型学者（另一位是陈寅恪）”之一的傅斯年担负起发展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重任，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
傅斯年和胞弟到达中山大学的时候，正值学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之时。根据学校的安排，将按照成绩的高低进行分级，成绩差的学生将在寒假中补习国文、外语和数学三科。由于傅斯年精通国文和外语，数学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他一踏进中山大学的校门就开始指导学生们进行补习。第二年三月份，新学期一开学，他便开始讲授《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傅斯年博闻强记，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很多时候他上课都不带课本，直接拿几根粉笔上台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快的时候学生们连笔记都来不及做。因此，他在踏上中山大学讲台的一年多时间内，不但没有被学生们赶下台，还成为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
当时，迫于条件有限，学校开的好几门课都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他就自己下功夫编写，经常是晚上在灯下刻好油印的钢板，第二天油印好再发给学生。对于这种情况，傅斯年曾经这样说道：“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斫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在努力培养学生的同时，傅斯年也尽力增强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师资队伍。1927年，傅斯年先后聘请来了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等人。他还打算聘请更多的著名教授前来风气较为开明的中山大学任教，这样既能够让他们“免受政府的气”，又能够让他们安心治学，教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来。
可以说，傅斯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此后又有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前来中山大学任教，赵元任、何思源等著名学者也站上了中山大学的讲台。因为，傅斯年跟他的老校长蔡元培一样，遵循“兼容并包”的治学原则，既欢迎深谙西方文化的“新派学者”，也尊重对于国学有造诣的“耆旧宿儒”，所以在他上任后没几年，中山大学就一跃成为了国内知名大学之一。
《傅斯年传》作者马宽亮、李泉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傅斯年之时，曾用动情的笔墨写出了这样一段话：
傅斯年热爱教育，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培养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视此为振兴中华学术的根本保证。但是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个大学教员，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学行政工作，他要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方法付诸实践，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学者进行“集众”的研究，成就中华学术的大事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傅斯年成功筹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可以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傅斯年“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最终由他主持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真正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享有不错声誉的研究机构。以研究民国文人学者为主的著名作家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傅斯年的重要性：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仁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1929年，傅斯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于次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无耻言论，他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对日本人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后来，这本书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成为李顿调查团的一项重要参考，最终李顿调查团根据傅斯年的论证结果，在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随着狼子野心的日本发动罪恶的全面侵华战争，傅斯年的“平静生活”就此被打断。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北京就成为了沦陷区。一路逃难的傅斯年面对着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内心十分的凄凉与愤怒。不久之后，傅斯年就将这满腔的愤怒对准国民党政府高层发泄了出去。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连在正面战场上打了败仗，损兵折将百万余人的同时也让大片国土成为“敌占区”。可就是在这个民族危亡、国家危亡的紧要时刻，国民党政府中依然有很多人不管不顾继续贪污享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就是对当时这种情况最恰如其分的描述。所以，傅斯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一直以敢言敢说被称为“傅大炮”的他将炮口对准了“贪污头子”孔祥熙，他连续两次直接弹劾孔祥熙。
在傅斯年对着孔祥熙开炮之后，与孔祥熙是连襟的蒋介石以“压着不办”的方式想将这起弹劾风波悄悄掩盖过去。可是，蒋介石却低估了傅斯年的决心与毅力，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后，他还是找出了孔祥熙的贪污事实，直接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最终，使得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找他来解决这一事件。但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傅大炮”根本就没有给他面子，他也狠狠地挨了傅斯年一炮。
蒋介石在找到傅斯年之后，问道：“孟真，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回答道：“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看傅斯年这样回答，以为解决孔祥熙的事情将不会成为一件难事，他接着说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然而，傅斯年接下来的话却蒋介石感到非常的没面子，他一点儿都不犹豫地回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最后，蒋介石只好向傅斯年妥协，将孔祥熙赶下了台。
1945年的夏天，就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宋子文又一次被选举为行政院长。一直对“贪污犯”宋子文没有好感的傅斯年，这时候又忍不住开始向宋子文开炮——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一篇轰动政坛的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最终，宋子文也只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选择辞职下台。
第五节 台湾，生命的最后归宿地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执掌了中国数十年的蒋介石开始准备撤往台湾。当年12月，蒋介石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一职，因为他的学术水平和人格品质都堪称是学界的楷模。
傅斯年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却是拒绝，因为他知道当台湾大学校长无疑是一件苦差事，要想把台湾大学筹建好，除了要有很强的学术水平和组织筹备能力，还需要一个强健的身体。但是，当时的傅斯年身体并不好，因为肥胖和容易动怒，一直是小恙不断。所以，他选择了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
可是，傅斯年的拒绝并没有让蒋介石改变初衷，随后蒋介石又派遣教育部长、傅斯年的老领导朱家骅连番游说。最终，傅斯年碍不住朱家骅的情面，于1949年1月20日动身赴台，正式接任台大校长一职。
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之后，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放松对台大的规划和建设，他摒弃了民国初年以来建“大学堂”的观念，继承了胡适等人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办学观念，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作大学存在目的与发展方向，力求以具体行动矫正当时教育制度的流弊。
傅斯年的个人魅力对于台大学风的形成亦有很大的影响，他不畏权贵、发愤治学的精神成为了台大之“魂”。1949年，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访问台湾之时，蒋介石亲自带着一帮军政大员前往迎接。在麦克阿瑟下了飞机和蒋介石坐在一起的时候，前来接机的那一些军政大员都恭恭敬敬地站在两旁，唯独傅斯年一人翘着二郎腿叼着烟斗，坐在蒋介石和麦克阿瑟旁边的沙发上吞云吐雾，以台湾大学校长的身份与蒋介石和麦克阿瑟平起平坐。这件事情传开来之后，便一直被台大学生当作学校最引以为傲的“典故”向别人讲述。
傅斯年虽然贵为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人，也是随时能够向国民党财政部要来钱的人，但是他却两袖清风，生活十分清贫。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有时候他的妻子买米还需要向别人借钱，好几位比他更穷的朋友在急需用钱的时，他都会拿自己的藏书出去卖了换钱救急。
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傅斯年的健康状况也因为忙碌过度而急剧下降，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是愈来愈严重，后来还患上了胆结石。为此，他的夫人对他的饮食严加约束，每天除了给他吃一些青菜和半碗米饭之外，再也不给他吃任何东西，为了防止他偷吃，夫人从不给他零用钱。但是，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下，傅斯年的身体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健康。
195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傅斯年在和朱家骅的闲聊中，突然说道：“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在听了傅斯年的这句话之后，朱家骅虽然感到很突兀，但是却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在他看来，五十余岁的傅斯年正处于干事业的大好阶段，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令朱家骅没有想到的是，傅斯年发出的这句感慨竟会一语成谶。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上午先参加蒋梦麟主持的农委会会议，下午出席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之后，突然昏迷跌倒。蒋介石听闻傅斯年出事之后，马上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亦是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抢救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时，可是傅斯年最终还是因严重脑溢血而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5岁。
1950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里，傅斯年的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挂着蒋介石亲笔写的“国失师表”的挽幛，旁边放着数不清的挽联和花圈，当日仅是进入礼堂祭奠的人就多达5000余人。
在傅斯年的追悼会上，他一手创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仁送来了这样一副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的学生与老师们也为他们敬爱的校长送来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傅斯年的追悼会上送来的挽联，则可以说是傅斯年一生最好的评价：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傅斯年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台大校门旁的一小块儿空地上，而这座小型墓园就是现在的“傅园”——最初，“傅园”是由知名建筑师吴炎操刀设计的，由十六根大圆柱组成的希腊式纪念亭、埃及方尖碑和几何形水池组成，呈现出一派西方古典气息。现如今，“傅园”和台湾大学校园融合在了一起，台大学子们每天上课下课之时听到的钟声就是从“傅园”中的大钟传出来的，每次上课和下课的时候都会传出21声，因为傅斯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要留下3小时作为沉思”。
【他人评价】
罗家伦评价傅斯年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胡适对于傅斯年的评价：“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台北中研院副院长、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评价傅斯年：“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傅斯年从学生时代起便属于学问型的人物，而不只是口号型人士，所以他在《新潮》的发刊旨趣书一再强调，要知道西方的学术‘美隆如彼’，而中国的学术‘枯槁如此’，用一句现代人的话说，‘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傅斯年的想法，它表达了戊戌以来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