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
三位苏联核专家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在北京滞留期间,应二机部邀请,在很小的范围内,讲了一堂关于原子弹的课,三个人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他们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但很少透露数据。时间是1958年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听课的人是二机部的六位领导,即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和郭英会,还有一名翻译叫朱少华。李觉因为出差,没有参加。苏联专家担心保密问题,刘杰告诉他们,这层楼上,只有这个房间里的我们这些人,又专门安排人在楼梯口守着,别人一律不准到这一层来。
讲课前,苏联专家提出,不要记录。讲课中间,也几次提醒,不要记。实际上他们都记了一些,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讲完课,苏联专家有些不高兴,提出要把笔记本收上来,当场烧掉。宋任穷反应快,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国政府的部长,上将军衔,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你们应该相信我,把记录本交给我处理,你们就放心吧!”翻译把这几句话译过去,三位专家商量一下,勉强同意了。
课后,这6个笔记本锁进了二机部的保密柜里。讲课的事,除了在场的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应该说,这是一堂比较重要的课。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数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刘杰认为:除了最后一个数据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这最后一个数据,宋任穷说:“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
三位苏联专家讲过一堂重要的课之后,又在邓稼先等人分别陪同下,到几个核工业部门进行参观,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想起来,这三位苏联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对中国算是很友好的,几十年过去,核工业部门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9月份之后,他们相继奉调回国,而且是匆匆走的,一去不复返了,没了消息。11月份,郭英会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一下他们,苏方礼貌地拒绝了。至于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
后来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得太多了。有人回国后还受到了处分。
1957年,艾森豪威尔连任美国总统后,再次策划“两个中国”阴谋,1958年,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蒋介石加紧“反攻大陆”的行动,不仅对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轰炸,而且频繁出动飞机,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散发传单,空投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7月中旬,命令解放军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
炮声一响,美国口头强硬,但没有直接出兵,只是再次讨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8年,美国共进行66次核试验,仅台海危机之后的10月份一个月内,就进行了23次。从这个气势上看,的确吓人。
苏联方面的表现,比较微妙,先是责怪中国方面炮击前不事先通报,让他们被动。尔后态度强硬,站在中国一方。
炮击进行几天之后,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周恩来说:“炮击金门,使我们摸清了美国的底,真打起来,美国人是不会卷进来的。”
周恩来又说:“美国又在叫嚷对我们使用核武器,不管是真是假,嚷出来总有他的目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请大家议一议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如果真要用原子弹,我们炮击金门,是他最好的借口。他们目前没动,一是在看苏联的态度,看苏联这把核保护伞怎么发话,毕竟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二是试探我们的反应。
书记处认为,有了不久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吵,苏联的态度恐怕不会和过去一样了,至少话说出来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甚至不排除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中国。
毛泽东认为,苏联不站出来也好,我们就好好看一看没有苏联因素,美国人到底怎么对待我们。
聂荣臻汇报说,在房山的那个“一堆一器”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下,搞不搞剪彩仪式?
毛泽东指示,不但要搞,还要搞大些,隆重一些。
按常规,反应堆和加速器这样敏感的东西应该高度保密才对,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态度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1958年9月28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移交。陈毅、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领导人,还有从苏联请来的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莫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阿里哈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多位苏联专家,来到房山县的坨里,参加建成典礼,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典礼仪式。陈毅、聂荣臻、林伯渠上前剪彩,聂荣臻在验收证书上签完字后,郑重交给钱三强。聂荣臻讲话说:“在今天的时代,原子武器并不是美国所能独占和垄断得了的……”
会后,各大报刊刊登出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文台、英文台、俄语台等播放了这条新闻,以及聂荣臻、郭沫若和叶夫列莫夫等人的讲话。
与中国的高调宣传相反,美国的反应相当平淡,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只是反复拿投射原子弹吓唬人。这时候,中苏两党尚没有撕破脸皮,在美国叫嚣使用原子弹最凶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于复杂的目的,终于站了出来,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对中国人民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
1958年前后的台海危机,闹嚷了一阵子之后,缓缓平息了。
“一堆一器”的建成,既有它的政治意义,也有它的科学价值。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归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所继续兼任所长。基地汇集了一批顶尖物理学人才,如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人,也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中,特别对是对于原子能科学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一堆一器”建成仅一个月,就生产出33种同位素。
随着时间的延续,中苏两国关系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虽然过去,没人再提,但各自的心里,都有了死结。到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中国方面被迫对苏方展开了适度的反击。
早在1951年,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新德里对美国外交官鲍尔斯预言:“从历史的逻辑和地理的现实来看,中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
尼赫鲁又说:“当然,他们今天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但是。中苏的联合不会持续几年以上……中苏早晚会发生某种对抗。”
尼赫鲁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在对原子弹样品的期盼中,二机部终于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长波里雅可夫的来函:“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958年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杰根据宋任穷的指示,安排物质供应局局长姜涛负责接运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姜涛安排人早早赶到满洲里去接货,但是整个11月份过去了,还是没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
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派往中国的总代表名叫索洛维也夫。姜涛找索洛维也夫交涉。进入12月份,索洛维也夫回话说,样品和资料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他决定和姜涛一起带人去满洲里接运。还说,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他安排苏联大使馆买,让姜涛和他的人,随时听候指令,择机出发。
为了怕误事,姜涛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索洛维也夫却又通知姜涛,说:“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暂时不能去了。”
1959年2、3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准备发运货物,要中国方面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在出发前的一天,索洛维也夫来了通知,说,莫斯科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让继续等。
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火车票也买好了,让姜涛准备带人出发。这回姜涛等人乐坏了,心想不会再有什么差错了。谁知,结局如出一辙,刚要动身,索洛维也夫打来电话:“先不要去了。”
姜涛已经在办公室睡了四个多月,见是这样的结果,真有点急了,大声问,为什么?
索洛维也夫说:“我们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了,不能签字,货不能发……很抱歉。”
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其中秘密,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时隔38年之后,涅金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写道,当时,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确实已经装车待运,停在某个离中国不远的车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党的领导接到请示后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了?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销毁,那列专列开车了,警卫人员也撤走了。
这个时候,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