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突破增长的极限

虽然包括美国、德国和中国在内的制造业大国，纷纷摩拳擦掌，希望能够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取得领先地位，但是，一些不同的声音却在质疑着这一浪潮给人类带来的未来前景。

这个问题是直接而且尖锐的，那就是，工业互联网所代表或催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看，无疑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升极其巨大。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用较少的投入，利用机械和电力的强大力量，产出更多的产品，使人类过上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发达国家人口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短，获得的相应福利也越来越高，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的物质上的巨大进步。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一些学者在质疑从生产资料产生的效率方面，通信和信息技术并没有为生产率带来巨大的变化。据统计，1939年到2000年是美国经济的跃进期，人均生产率年增速达到2.7%。然而在社交网络、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席卷一切的2000年到2013年，人均生产率年增速却降到了0.9%。也正因为此，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提出了著名的“索罗悖论”，即虽然企业在IT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从生产率上看却收效甚微，他说，“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但就是在生产率的数据上看不见计算机。”

如何解释索罗悖论，在经济学界一直充满争议。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最近几年科技创新的实质性进展，并不像其表面那样令人振奋，且不足以抵消人口结构变化、不平等现象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因为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快速推进和实施，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所谓空心化，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劳动群体的收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而少数知识精英阶层却在此期间获得了巨额报酬，巨大的利益被那些掌握知识和高技能的人群攫取了。据统计，1991年到2012年间，英国年均实际工资增长为1.5%，美国为1%，德国仅为0.6%，远低于同期经济的增速。西方的知识精英们在询问，信息技术真的可以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吗？

在中国，我们也面临着类似但不同情境下的挑战。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际上面临三个巨大的困扰：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和巨额债务。虽然中国政府已经调整了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经济重新驶上一个快车道，但是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而且缓慢的。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累积的巨大产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消化时间。仅以钢铁为例，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中国的钢铁产能已多达每年10亿吨，实际产出为7亿吨，占全球钢铁产量的46%。因为中国钢铁产能的过剩和生产速度的减缓，2014年以内世界铁矿石价格已经下挫了50%，也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我认为，工业互联网将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形成推动，但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凸显工业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互联网与工业相结合的增长方式跟过去机械和电气时代所代表的实物性增长特征完全不同。这里的根本差异在于，互联网以及支撑它的数字技术，其背后所需要投入的原材料价值是极其微薄的，它需要的更多是知识、技能这样的高智商人力投入。而且互联网自我颠覆式创新的速度极快，它的增长和获利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实物性增长方式。在这一点上，用实体经济的视角和思维方法无法理解，也更不能够去预见未来的变化。

在这里我试图用一个假设的模型来解释，当技术带来效率提升的时候，它对整个产业的整体增长影响的曲线关系（见图1-5）。

从图1-5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大规模使用的时候，那些最初掌握了这些技能的高知识人口，利用这种技术进行有效的供应链管理、零售与批发销售业务的新锐公司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效率，同时获得赢者通吃的先发优势。这些企业虽然成功了，但是它们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大。这正如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电子商务在中国的成功，虽然塑造了阿里巴巴和京东这样的电商龙头，但是相应地传统商业业态也呈现了集体崩塌。有人认为，电商对此时中国经济整体的贡献并不算大，如果拉平看，可能略有下降。但这个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重新塑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内在的技术组合和商业组合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反弹的临界点呢？我认为必须经过两个关键的阶段。

第一个就是单体设备与互联网的融合需要达到高度的成熟。在这一方面，事实上今天的工业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仅仅是刚刚开始。不论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还是在大型企业的管理系统中，信息技术仍旧是以硬件或者设备的附加功能的形式出现的。当这些技术对效率的提升在单机上的作用发挥到很高水平的时候，才有可能在系统的效率层面进行下一步的重塑和整合。

2012年我的工程师们曾经在GE的中国创新中心做过一个测试，GE公司的航空发动机的生产车间，从全球范围看已经是劳动生产率很高的生产单元了。即便如此，当我们进行针对加工中心的先进生产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lanning）软件设计的时候，依旧可以发现20%以上的加工中心的效率优化的空间。这还是单体设备，如果在整个系统层面来看，我们传统的工业体系里，不论是在冶金、化工、石油、天然气，还是交通运输，每一个领域进行多达10%以上的优化，空间依旧是存在的。

从图1-5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率先采取行动进行效率优化的公司，它们获得的竞争优势可以帮助它们获得更多的订单，但是它们不见得能够为整体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范围的帮助。这些采用信息技术获得先发优势的知识工人或者高级管理者们将获得更多的回报，而整体经济的增长不见得受益，甚至会略有下降。

因此第二点，这个必须突破的临界点的到来，取决于这些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新技术能否取得广泛使用。当新技术普遍使用之后，整个产业系统会有更大生产效率的提高。

尤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网络效应将使得整个系统的产出规模在高效运行下获得意想不到的更大提高，比如相关的服务业就会应运而生。打车软件滴滴和快的的使用，使得出租车的乘车效率至少提高了30%，就是一个当使用者广泛参与时网络效应发挥效用的明证。

这就是我想谈的第三点。那就是当新产业沿着这条曲线，从A点趋向于B点的时候，意味着更多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附加产业将会出现。这就好像当汽车19世纪末在欧洲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传统马车的革命性替代。随着汽车大规模在美国生产，当时有人担心马车工人的工作不保，马匹的饲养、马车的制造，甚至与养马和马车夫相关的产业都会受到重大打击。今天我们没有人怀疑，因为汽车的出现我们创造了更多新兴的产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产业获得普及化、规模化优势以后才出现的。

因此，工业互联网真正带来的突破增长的瓶颈是在产业真正规模化和普及化之后。但是网络时代的特质跟实体经济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因为知识掌握的不均等，在普遍人群当中因为互联网经济的获利可能也是不均等的，这只能依赖国家的税收和产业扶持政策的宏观调整，来取得二次分配上的均衡。

互联网的本质是透明，是公开，是信息的自由交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变得更加高效、高产，将更多的浪费环节通过互联网的高效方式消灭掉，人类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空余时间。里夫金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间的盈余的工作方式将会出现，更多基于服务的工作，以及我们过去没有想象过的职业可能会出现。因此当我们用一个更加开放的眼光看待未来的时候，应该能够相信，工业互联网有可能帮助我们突破过去二三十年在西方国家徘徊已久的增长极限，也帮助中国找到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新抓手。而这一切，需要我们创造机会渡过这个僵持的A点。

老子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就应该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