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从西方哲学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5)

（三）实效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种立场选择，在逻辑表达上它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冠以“实效”二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实效性。这种实效性，笔者曾撰文总结为四点：理论的简洁性，实践的探索性，策略的灵活性，原则的唯实性。近几年来，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这种实效价值观更有了新的认识。

仅就实践的探索性而论，人们都非常熟悉“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看似直观和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道理。首先是“过河”代表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某种观点的检验，那就把丰富的实践活动变成了一种社会实验场，这在科学发展本身也是不允许的。再说“摸着石头”，有人曾说首先也得有石头，而且不是那种一踩就被水冲走的石头。实际上任何比喻都不能一对一地按字面去理解。所谓摸石头，就是代表了探索性。当然，探索也不是没有任何可遵循的，只是要突破一切预成的观念，大胆去设想、去试验，这就是变革与创新，是发展的杠杆。

我们党为什么提出生产力标准？这并不是说它高于价值标准，而是就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在进一步深入的前夕不断发生困惑的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按照邓小平理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只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能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改革的航船既然已经起锚前行，而且人民生存状态的改观证明了我们的方向和原则没有变，在这个前提下，就只有未打开的门，没有不该打开的门。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不是一个抽象标准，而是一个具体标准。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只要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就应该大胆前行，根本用不着再次回头去对照社会主义标准，因为这样的思维已经脱离了整体，由此而变得空洞、多余。

三、小结：生活之树常青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然后才有“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并不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可以说实际就是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它和检验真理的实践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动态性质。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之树便是生存运动，它是一切的目的而并非原因。高尚的人会说，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幸福。但是我们这里说的生存运动是以大写的人为主体的，因此，目的性得到了升华。

丰富多彩又变化多端的生存运动，需要它的每一位创造主体不断适应与追求，定格的东西总是一种片断。对于一个出色的作家，我们无不确认他一定要有生活。但是作家的生活有两种类型，一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或叫作“遭遇”，二是他为创作某一人物形象特意去体验的生活。就创作的典型性和影响力来讲，当然是第一种生活类型更具美学穿透力，因为它是作家本人的生命写照。至于第二种生活类型，就必须借助更多的艺术元素来形成感染力，内行的读者或观众总是能辨别这两种创作历程。

哲学以它的抽象性与文学相比，似乎离生活更远，但从本质上讲它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除非它是过时的哲学。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一个人不能超出时代，就象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历数我们时代的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在向人们言说着时代精神，最终它还是以文学命名、以哲学冠姓。

现在我们可以说，为了生存运动我们才去追求真理，而不是反过来！

这篇文章是2008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十年之际，收入到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一书中的。

我想，这样的观念已经明确了：感性活动是人类普遍的生存运动，其中够得上实践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一部分活动。有一位干部培训班上的学员就问过我：“小偷偷东西算不算实践？”这就很“八卦”。离开了社会性中的普遍意义这个元素，我们就没有资格称实践，它只能是感性活动，只能作为安全工作中的一个要素来理解。一位工人星期天从事家务劳动，我们每个人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体育锻炼，如果不从属于一个确定的目标，它只能是感性活动或生存运动。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讲辩证法，从普遍联系到对立统一，这是思维的深入。在对立统一的高度，我们统摄着普遍联系；但普遍联系未见得达到对立统一。

这样就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统摄着物质本体论；但物质本体论未经提升，不能自发地成为实践本体论。正因为马克思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论，所以它站在了思维的制高点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突出的制高点。正像萨特所评论：马克思所创立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今还没人能超过这一思想的地平线。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工具和起点

讲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先要明确，它首先是一个流派概念，而不能先看作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这样，我们在这里将无话可说。虽然它的产生是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但它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并不同于列宁的见解，而且在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没有做效果上的反思。我们要是按《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去与它进行对比，它肯定达不到这个高度。不能说它是同盟军，也不能说是机会主义。如果是前者，我们宁可叫它“后马克思主义”；如果是后者，我们会以政治姿态来说话。而现在我们所看重的，则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深入探索。

学术界多以卢卡奇所提出的“整体性”这个范畴来研究他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整体性，其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把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看作一个内在有机体，是辩证法的入门立足点——普遍联系的另一种说法。但仔细分析却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最早的总体思想来源于古代希腊，他们把客观世界看作一个无所不相关的整体图景。后来，自然科学进入了所谓“整理材料”的阶段，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占据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人类文明不可跨越的路径。机械孤立的思维模式在所难免。但人类的反思能力必然会“突出重围”，再现暑光。恩格斯总结道：“虽然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这是恩格斯在1873年前后准备撰写《自然辩证法》这部宏大巨著时在导言部分做出的论断。到了1886年，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则进行了新的总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这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照过去说，我们把它理解为辩证法的成长也就是了，但和今天世界上更大范围内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学术界对卢卡奇“整体性”这个范畴的理解有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性、整体性。“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整体……的因素”，“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他特别强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应当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指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很明显，在他那里，事实并不等于现实。我们由此想到了列宁的论断：“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列宁还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事实必须是在联系中把握的，如果是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不但不胜于雄辩，那就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等等。在我看来，对眼前的事实，如果不经过反思，那就不是科学事实。他就像黑格尔哲学中的“杂多”，包含着任何可能性，但唯一没有确定性。

第二，现实性、具体性。卢卡奇指出：“对辩证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他还指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就像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我们也知道，真理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条件，就连下雨好不好也无从回答。由于卢卡奇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是纯学术理论家，因此，在他所表达的观点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生活潮流的实际感悟。

第三，历史性。卢卡奇认为，总体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而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总体性的活动，活动总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这种历史总体是无法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的，它既不是已经实现的总体，也不是某个日益趋近的目标，而是不断生成着的。

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新生政权维持了不到半年就告失败，在这种背景，我们不难看出卢卡奇那种痛定思痛的沉重感。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考茨基之流，在指导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坚持革命的自发演变观念，认为革命政党进行的革命活动对社会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革命的时机只有等待其自然的发生。提出所谓“消耗战略”，即通过工人运动包围资产阶级的堡垒，对它釜底抽薪，使敌人经常付出沉重代价，直到攻破堡垒。他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是一个有意识的阶级主体，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应该根据革命的形势随时调整战略，而不是消极地坐以待毙。考茨基用脱离现实历史条件的机械认识方法指导了1918～1923年间的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的工人运动，尽管各国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但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此情此景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本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第一任总统，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他却推出了所谓“新思维”，推崇全民国家全民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空洞口号。致使叶利钦有机会和他平起平坐，在俄罗斯当上了总统。从此，在克里姆林宫这个70年一直是苏联共产党心脏的宏伟殿堂里，共存着两位总统。这时，叶利钦向外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和诚实的共产党员开始明白这一制度开始崩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它。”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发表就职演说后再次向他表示祝贺。他说：“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将在历史的复杂阶段开始工作。叶利钦当选是改革带来的民主变革的结果。”他还呼吁加强中央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理解，强调在困难之际同舟共济。如果把戈尔巴乔夫看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蜕化分子，那就没有别的好说了。可是，对于接下来的以亚那耶夫为首的八人委员会，就不能不分析两句了。

就在1991年“8·19”事件的前夕，叶利钦就颁布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这是非常明显的向苏共的进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等12人发表呼吁书，要求成立爱国阵线拯救国家。呼吁书说：“一场巨大而前所未有的灾难已经出现”，“共产党人正在被匆忙加入敌人阵营的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消灭”。呼吁书问道：“我们……拥戴那些不热爱这个国家、甘愿受制于外国恩主和跨海越洋去寻求指点和祝福的人上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这种局势下，亚那耶夫作为苏联副总统，组织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本应该是全苏联的希望。可惜，像列宁这样的民族精英终于没有出现。亚那耶夫们看不到真正的对手是叶利钦，而是到戈尔巴乔夫那里去“逼宫”，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而当叶利钦得到消息的时候，所有的电话线都畅通无阻。电台上播放着音乐，在宣布“紧急状态”后3个小时，坦克才开上莫斯科街头。这让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政治家们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

叶利钦利用这种空隙组织行动，占领俄罗斯首府白宫，并同美国布什通了多次电话，策划煤矿工人罢工，在突出的位置发表演说。这样，被称为“开端就是结尾”的政治闹剧灰溜溜地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