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教育批判——培养独立生存与竞争的能力(2)
我读书时的特点是太随意，感兴趣的就读，不感兴趣的就不读。我喜欢外语、地理、化学，最不喜欢的是数学。因为小学在学正负数的时候，我搞不懂为什么负负相乘就得正，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你记得就是”；学几何的时候，我对一个定理有异议，去问，还是一样回答。我因此得出结论：数学不讲道理。于是不再理会，学数学兴趣一直不大，成绩不好。
在谈到高考招生问题时，袁隆平院士说——高考也应该把如何鼓励偏才的问题考虑进去。如果什么都整齐划一地要求，可能会把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箍死，埋没一些人才。当年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不是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吗？若当年清华亦按今例，钱先生必不能被录取，中国将会因此而少了一位大师，所以我认为考试要改革，要突破一些框框，允许一些偏科的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学生平时在学习当中要少考、多学，知识面要宽，学校要特别注意学生自由发展兴趣，甚至鼓励“偏才”。循规蹈矩的孩子缺乏创造力，“全才”不见得今后都会发展，有些是书呆子，没有什么戏唱。
过于统一的考试会埋没偏才，将来通过高考改革，学校有了一定自主权，有些专业的考试，考两科基础课，再选一门专业课未尝不可。
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中，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首次进行自主招生试点工作，5%的新生将由本校自主招生录取。其基本原则是，考虑高考成绩，但又不完全凭高考成绩录取，还将涉及考察学生的平时成绩、创新实践才能、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才能，不再是“一卷定终身“的模式。
从2003年开始的高考自主招生改革打破了自1977年以来“以分数定终生“的坚冰。我认为，这种改革尝试表明我国选拔人才的标准，已由原来的一考定终身改为高考加综合评价的方式，对人才的选拔更加科学。它给了一部分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专长的“偏才“、“怪才“们一条特殊的“绿色通道“，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二、注重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忽视了向学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本领。
在中国，一说起读书和教育，似乎就是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一种代名词。我们历来把一个具备了多少知识来衡量其学问的高低，所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就是中国的古人们用一种容器单位和数量来形容一个人学问之丰厚的。
中国人习惯于用知识、学历、文凭来典当一个人的价值，习惯于以考试分数来论成败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孩子考试能力的培养上，学习是为了考试，读书是为了考试，而掌握知识也是为了考试，于是中国学子们一切能力的展示是在一张张白纸上进行的，因此，所谓“纸上谈兵”也就成了中国人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惟妙惟肖的成语。
但是——书本知识在如今这个充满变数的现实中究竟还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们学生如果只会背诵唐诗宋词，只会解繁琐的数学物理题，他们将来怎样在社会上立足？
他们靠什么生存？
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有高学历的人也会失业？
为什么老师们教给学生也许一辈子也用不到的知识，而当学生走入社会真正需要用到的知识却没有人教给他们？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教育过于注重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忽视了向学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设定并达成目标，开发潜能，调控情绪，投资理财，人际交往，为人处世，求职就业等等。
韩寒为什么能够一举成名？就因为他有一个深明大义的好父亲，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让他去闯吧，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让他走去。教育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学会生存。如果他能生存得很好，又何须高中文凭，又何须走考大学这座独木桥。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又如何呢？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
再说他现在在学校里几乎上什么课都不听，的确是既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又影响别人，还影响老师的情绪。既然书读得精神疲惫，不堪重负，他又适应不了学校的现行规范，那么还不如休学。他只要将来不做政府官员，不当大学教师，不在意进不进单位、有没有正式工作，更不在意学历这个虚名的话，那么一纸文凭对他来说真的比一张草纸还不实用。
他过去常说，他即使读大学也是为我们而读，到时他会将文凭朝我们一丢再也不会去用它。
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们一定要的话，我去帮你们买一张来。现在，在社会上买张各类学校、各种学历的文凭的确不是件难事，而且绝对比“正版”的便宜。既然国家和社会“尊重知识”，似乎对证明学历的那个本子十分看重和需要，那么总会有“市场”去“弥补”国家文凭“生产能力”的不足。
不过，如果读书读到为我们而读这个地步，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意思了。何况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变得合情合理，社会也在进步，不会永远一概只讲文凭而忽略能力的。作家出版社就并没有因为他是高一学生没有大学文凭而不出版他的小说。再说知识随时可学，随地可学，不为文凭的学习也许更像学习、更派用场。
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来到了一家企业，当他发现老板认为他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文凭的普通员工时，他那种不服气的姿态在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妄中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在他眼里，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小人物怎么可能与他这样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相提并论，于是他认为老板是在有意与他作对，一气之下，他离开了那家企业。
为了进一步弘扬他这种孤傲的凛然之态，他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来到了一家企业，并由于学历之高而深受老板的重用，然而不久，老板发现，这位盛气凌人的高学历者其实际的办事能力还远远不如一般的职员，与此同时老板还发现，由于他不可一世和高傲而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从而使原本充满团队精神的一个部门变得怨气十足、支离破碎，于是老板愤然炒了他的鱿鱼。
本来，这位高学历者应该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到底是他者的原因还是自己的不足。然而他却不这么想，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除了只会读书考试之外，连一些基本的综合能力都不具备，相反，他认为自己应该去读博士，以便能够到更大更著名的公司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于是，他又轻而易举地考取了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却尴尬地发现，当他去一家家公司应聘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一方面因为他所开出的条件太高，另一方面招聘者对此人简历中数次闪电般的工作经历似乎看出了破绽。于是，在一次次的拒绝中，这位不可一世的博士终于被无情的现实击跨了。
这位博士不可谓知识不多，学历不高，但他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就在于他缺少一门生存学问的教育——为人处世。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报纸上的一则报道：“童话大王”郑渊洁19岁的儿子郑亚旗——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失败者”，以一家媒体网络技术总监的身份担任招考官，而前来应聘的人群中有一位具有最高学历，但找不到工作的“成功者”——博士。这不正是对那些只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忽视了学习生存的知识和本领的人的一种莫大的嘲讽？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认为高学历就等于高素质，是高薪水的代名词，因此不少人为了提高人生层次，实现人生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一张学历文凭。然而，一张文凭真的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吗？拥有高学历就真的等于拥有高薪水吗？
周涛是一个民办大学的专科生，他在一家跨国大公司的招聘会上，一举打败了拥有MBA的高才生，成为这家公司驻北京的总经理，从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凭并不等于水平，学历不能代表能力。
20岁那年，周涛高考落榜后，父母凑了3000元钱，送他去湖北经济管理大学读会计专业。三年后，周涛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专科文凭。他想自己终于可以找份工作赚钱来给弟妹交学费，减轻父母的压力了。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仅凭那张专科文凭想找份工作竟是这样艰难。
1993年盛夏，周涛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湖北省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可面对用人单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门槛，他傻了眼。多次碰壁后，他最后连向用人单位递简历的勇气都没有了。
1996年3月的一天，周涛遇到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高中同学，他告诉周涛北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比武汉多多了。同学的话让周涛原本就不甘失败的心又活络起来，他毫不犹豫地带着这两年积攒下来的2000多元钱来到了北京。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周涛被北京联邦家居公司销售部录用了。由于周涛踏实肯干，勇于创新，不断开发新的销售方法，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业绩一直遥遥领先。他连续两年被评为公司“地毯销售状元“。2000年5月，他被任命为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寻求的往往是最合适的人才，而未必是最高级的人才，比如操作机床，高级技工就要比研究生来得强。有了一张高学历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了高能力和工作的保障。任何劳动力都要进入市场接受检验。只有当你的技能符合买方需求，你的市场价值才会被认可。
2000年12月，周涛突然接到了北京一个很著名的猎头公司的电话，说美国康贝尔家具公司准备进军北京市场，在招聘北京地区销售总经理，请他去面谈。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周涛决定去试一试。
2001年4月10日，周涛以自己雄厚的实力被康贝尔公司录取了，成了公司在北京分公司的一把手，月薪10万。事后，周涛才知道，公司之所以招聘他，是看中了他的营销策略、销售经验以及他对北京市场的了解和广泛的资源网络等这些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财富，这些知识和财富是在学校里学不来的，也是他真正打败刚从学校毕业、拥有MBA高学历人才的法宝。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到一个跨国公司的地区销售总经理，这些年的打拼让周涛对学历和能力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不要因为自己学历低而苦恼、自卑，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筹码。毕竟，大多数用人单位更看重人的能力，而非一纸文凭。
三、课业负担沉重，严重影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心理问题突出。
学生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教育方法的不当和学生们对考试的反感。考试本来是为了衡量一个学生在一段时间的效果好坏的标志，但现在成绩却被老师和家长视为“珍宝”，成绩表现你聪明与否，总之成绩代表了一切，说明了一切。成绩好上天堂被老师家长捧上天，而成绩坏下地狱，老师，家长，同学甚至瞧不起。
教师视学生考试分数为生命线，想方设法给学生硬性灌输知识，搞题海战术，使学生整天有作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公式原理，一天到晚“读死书”、“死读书”，学习时间每天都达10多小时，而家长在望子成龙的心理作用下，对此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极力迎合。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身心负担加重，思想压抑，失去了青少年应有的朝气和欢乐，心身易于畸形发展。
有一个中学生在网上愤怒地写道：
我整日在学校与家这条线上奔波，似已麻木！学习，本是快乐的事，但为何我这么痛苦，制度呀！摧残人性的制度！我整日受制度的洗脑，变得面无表情，心无感触！如机器一般，而教育的根本就是将我们变成机器！但！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机器吗？不！我们要反抗！推翻应试教育制度！永不屈服！！
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年级学生徐力，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
2000年6-11月哈尔滨发生了3起不幸事件：一名小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好，怕老师找家长，在家中跳楼而死；另一名小学生因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撵出教室，又不敢回家，在校外服毒身亡；还有一名高三女生因考试没考好受到家长责骂，在家自尽。在一个城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有三名中小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而走上绝路，对此不能不是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