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5)

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1996年，雷斯顿病毒再次通过另一批菲律宾猕猴被运送到了美国。这批与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市得病的猴子出自同一家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出口行，但这批是送到了得州艾利丝（Alice）的一家商业检疫机构，邻近科珀斯克里斯蒂市（Corpus Christi）。一只动物死亡，检测雷斯顿病毒抗体呈阳性，关在同一屋里的其他49只都被进行了安乐死处理，以防万一。（多数在死后病毒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协助卸载和处理猴子的10名员工也都被隔离了，他们检测结果也为阴性，但当然都没有被进行安乐死处理。

乌干达成为该病毒的下一个非洲轨迹点，2000年8月古鲁（Gulu）北部小镇周边开始了苏丹病毒的暴发。你会觉得乌干达北部与当时的苏丹南部接壤，所以苏丹病毒能够穿越或感染两个国家的人也是不足为奇的。怎么穿越？怎么横跨？通过个体的活动，还是未知宿主物种的集体分布。这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例子，说明解决宿主谜团的重要性：如果知道哪种动物身上有哪种病毒，而且知道那种动物生活在哪里——或者反过来说，这种动物不在哪里生活，就能了解病毒下次会蔓延到哪里，或不太可能在哪里出现。这些有助于提高警觉，提前防范。如果宿主是生活在西南苏丹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而不是生活在尼日尔沙漠里，那尼日尔牧羊人就可以放心了。他们还有别的事情担忧。

不幸的是，在乌干达，2000年的接触性传染使得苏丹病毒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医院传到另一个医院，从国家的北边传到西南边，导致共224人丧生。

这个死亡率还是“只有”53%，和1976年第一次在苏丹暴发一样。这准确的巧合似乎反映了苏丹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之间的毒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不同，可能反映了埃博拉针对人类进化为第二批宿主所做出的调整（尽管随机事件也可能算得上一种解释）。在一次暴发中，死亡率的大小有许多因素，包括饮食、经济条件、公共卫生和暴发地能得到的医疗护理。病毒本来的凶残性很难与这些环境因素分离的。但是能推断的是埃博拉病毒似乎是听说过的四种埃博拉中最恶毒的，至少从其对人类的影响方面来看是这样的。泰国森林病毒根本就不能和埃博拉病毒相提并论，更何况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只感染了一例人类（如果算上后来没有确诊的一例也可以说是两例），而且只导致了一人死亡。泰国森林病毒可能不易传播，致死率或许不及埃博拉病毒，但是只通过一个病例，并不能够证明患病人数增加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像是不能通过一片面包证明整个面包的情况。而且，泰国森林病毒可能容易传播，且致死率低——只能感染人但是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没有人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仔细检查科特迪瓦的民众。

进化在使泰国森林病毒（或任何病毒）对人类毒性变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是从死亡率的简单对比中就能轻易推断出来的。单纯的致命性可能与病毒再生的成功率和长期存活是无关的，而这正是定义进化的方法。记着，人体不是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栖息处。宿主才是。

和其他动物传染病相似，埃博拉病毒可能已经适应了平静地生活在宿主（或者很多宿主）体内，稳定而非大量地繁殖，对该物种产生很小的或不产生伤害。病毒被散播到人体内，遇到了一个新环境，全新的条件，经常引发致命性破坏。人可以通过直接的体液接触或者和病毒的其他来源接触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至少到目前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相继出现多个病例相隔较远、间隔时间很长的情况。一些科学家用“终端宿主”和“贮存宿主”这个概念相区别，用以描述人类在埃博拉病毒的生活和冒险中的角色，与寄生宿主相区别。这终端宿主意味着：当暴发得到遏制和终结，病毒就进入死胡同终端了，不会留下后代。当然，散播出去的并不是病毒的全部，只是病毒血统，孤注一掷——但消失了，失败。这是进化上的失败。它没有强硬到变成人类地方性疾病。没有引发大范围疫情。根据已有经验，埃博拉病毒就符合这个模式。细心谨慎的医疗程序（如屏障护理，使用隔离病房、医用手套、隔离服、面具和一次性针头和注射器）可以阻止病毒蔓延。有时候，更简单的方法也能在当地遏止接触性散播。过去很可能经常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建议：如果你的丈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给他食物、水、爱，或许加上祈祷，但要保持距离，耐心等待，希望一切都好——如果他离去，不要用手清理他的遗体。最好退出来，给他飞吻，然后烧掉小屋。

终端宿主的理论是传统观点，可以应用到常规事件过程中，但是还要考虑到另一个角度。人畜共患病，从定义上讲，关乎的不只是常规事件，其后果的影响也会非同寻常。每次传播就像彩票，由病原体购买，买入方却是一种新的、更为宏大的存在。要超越终端，机会还是渺茫的。去没去过的地方，扮演没演过的角色。有时赌徒也能大捞一笔，想想HIV。

2007年底，出现了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但这一次发生在乌干达西部。

2007年11月5日，乌干达卫生部收到一份报告，本迪布焦（Bundibugyo）发现20例离奇死亡者。本迪布焦是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是新名字，1997年以前是扎伊尔）山区边境上的一个偏远地区。一种未知病毒急性感染，要了20人的性命，情况非常突然，其他人也有危险。是像引起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属细菌吗？也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但起初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病人中很少有出血的。迅速收集血样，飞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在那里进行检测，检测物既有能检测所有埃博拉病毒种类的综合性检测物，也有能分别针对四个已知的埃博拉病毒种类进行的检测物。虽然四个单独种类检测是阴性的，但综合检测中却呈现了一些阳性结果。因此，在11月28日，疾病防治中心通知了乌干达官员：是埃博拉病毒，没错，但不是以前见过的亚种。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确认了新型埃博拉病毒与前四种在基因上至少有32%的区别。这种病毒被命名为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很快，疾病防治中心实地考察队到达乌干达来帮助应对暴发的疫情。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和国内卫生权威人士一起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照顾病人、努力防止进一步传染和调查疾病性质。最终的统计是116人感染，其中39人死亡。

也和往常一样，科学团队后来发表一篇学术文章，宣布发现新的埃博拉病毒。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乔纳森·S·汤纳（Jonathan S.Towner），一位疾病防治中心的分子病原体学家，有寻找宿主的实地经验。除了指导实验室工作，他还去了乌干达，与反应团队一起做了些工作。在汤纳的论文中，除了复杂的分子方法论技术性描述和本迪布焦情况的详细发现之外，还有个非常有趣的表述，关于五种埃博拉病毒：“每一种病毒的基因组之间都至少有30%~40%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程度大到可能反映出它们所在生态区位的差别和进化历史的不同。”汤纳和合著者似乎建议不同种埃博拉病毒之间的关键差别——包括致命性的差别，可能与宿主体内的生存环境及方式和曾经的生存环境及方式有关。

本迪布焦事件给许多乌干达人留下了心病，而且他们的心病也是有道理的：乌干达现在遗憾地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承受过两种不同埃博拉病毒侵袭的国家（2000年古鲁发现的苏丹埃博拉病毒和2007年发现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也是唯一一个在同一年暴发了埃博拉病毒疾病和由另外一种线形病毒引起的马尔堡病毒传染病的国家。[令人毛骨悚然的马尔堡接触性传染，于2007年6月发生在一个叫基塔卡（Kitaka）的金矿当中，这部分故事到时我也会讲到。]一个国家的运气这样差，也难怪在2007年后期，乌干达民众间流传着谣言、故事和焦虑，也使得对真正埃博拉病毒的追踪更为艰难。

一位孕妇，表现出出血热的症状，产下孩子后离世了。留给祖母照顾的孩子很快也离开了人世。很悲伤，但却不罕见；在农村恶劣的条件下，婴儿经常死亡。更引人关注的是孩子的祖母也死了。据报告说，一只猿猴（黑猩猩或大猩猩？）咬了一只家养羊，感染了它；羊被及时屠宰，一个13岁的小男孩剥它的皮，然后小男孩全家生病。不对，是吃了一只死猴子。不对，是吃了蝙蝠。多数的传言都不够确凿，但它们的流传和主题反映了人们对人畜共患病的广泛和直觉性理解：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无论野生还是家养的，一定或多或少是疾病祸水的根源。在12月初，后来又在2008年1月，都有关于国家边远区域出现疑似动物（猴子和猪）死亡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也有狗被垂死的猴子咬了之后就死去的情况。狂犬病？埃博拉？卫生部派人去收集标本并进行调查。

一个月后我去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都）拜访卫生服务理事山姆·奥克威尔（Sam Okware）博士时，他说：“然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疫情——恐惧。”奥克威尔博士同时也担任国家埃博拉病毒特别小组主席。“这是最难控制的，”他说，“这个新疫情是恐慌。”

他解释道，这些都是偏远的地区。村庄、群落、小镇，森林环绕。人们主要靠野生动物为生。本迪布焦的疫情暴发时，人们都不愿和该地区的居民接触；经济停滞；外界不接受他们的钱币，怕携带病菌；主要城镇的人口流失；银行关门。当病人恢复（如果幸运到能恢复的话），从医院回到家中，“他们又被回避，房子也被烧了”。奥克威尔博士是位瘦瘦的中年男子，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讲到乌干达受重创那年时，他长长的双手在空中挥舞示意。本迪布焦事件，据他所说，比起受到的关注而言，其实更为“隐伏”，在卫生官员们费力地理解问题时，它还在不断加剧。还有五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他开始一一列出：（1）为什么每家只有一半的人数受感染？（2）相比其他种类的埃博拉病毒，为什么这次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如此少？（3）为什么这个病毒在本迪布焦地区分布如此不均，有些村庄有，而有些没有？（4）这些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吗？说完这四个，他顿了顿，一时想不起第五个未解决的问题了。

“宿主？”我启发道。是，对的，他说：“宿主是什么？”

2007年，乌干达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完成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埃博拉病毒分类和分布情况的全部轮廓。四种埃博拉病毒分布在中非的不同地区，在宿主体内出现，感染到人类身上，引发疾病（以及无数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死亡），主要发生在六个国家：苏丹、加蓬、乌干达、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似乎是菲律宾地方性的，多次通过感染的猕猴传播到美国。但它是如何到达菲律宾的呢？埃博拉病毒起源于赤道非洲吗？它能一下猛然跃到菲律宾，而在中间地带留下什么痕迹吗？按蝙蝠飞行来算，西南苏丹到马尼拉几乎有7000英里。但没有哪只蝙蝠可以不歇息，一下子飞那么远的。是不是真正的埃博拉病毒比我们推断的分布更广？科学家们是不是应该从印度、泰国和越南寻找呢？或者，是不是雷斯顿病毒到达菲律宾的方式与泰国森林病毒到达瑞士和约翰内斯堡一样，乘飞机去的？

如果从生物地理学（研究各种生物生活在地球上哪个地区的学科）和种系发生学（进化族系的研究）角度来看，有个特征很明显：当前对埃博拉病毒的科学了解，在黑暗的背景上，投射了多束针孔状的细光。

埃博拉席卷过村庄时，人们（幸存的、丧亲的、受到惊吓但幸免于感染的）对这个现象有自己的理解，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恶魔巫术作祟。可以粗略涵盖不同民族和语系群体中的信念和实践，也经常用来解释成人猝死的原因的一个词是：巫术（sorcery）。

举一个例子，加蓬东北部伊温多河上游的梅可卡（Mékouka）村，是1994年暴发开始时的金矿营之一。三年后，一位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去村里向村民们了解他们对疫情的看法和反应。许多当地人用他们巴可拉（Bakola）语的一个词回答他，说埃博拉是“ezanga”，意思是一种吸血术或恶巫术。他希望详细描述下，于是一位村民解释“ezanga”是“指跟坏人很像的魔鬼，引发人类疾病”，是积累物质而不分享的报应。（这似乎不怎么适用于那个伊温多河上游的猎人，他在1994年死亡之前与人分享了大猩猩肉。）ezanga甚至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召唤来对准某个受害者，如扮演巫婆。人们若妒忌某个聚敛了巨大财富或权力的邻居或熟人，可以派ezanga去侵蚀那个人的内脏，把他折磨至死。他们告诉休利特，这就是为什么掘金矿工和伐木场员工是埃博拉高危人群的原因。他们受人妒忌和厌恨，因为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