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5)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会成为亨德拉病毒的扩大宿主？为什么不是袋鼠、袋熊、考拉或者长鼻袋鼠？如果马起到了扩大宿主的作用，那么一个明显的事实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并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而是属于外来物种，大约200多年前由欧洲定居者带到澳大利亚。分子进化学家解读的基因证据表明，亨德拉病毒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病毒。和麻疹病毒这个远亲不同，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潜伏很久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蝙蝠也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古老动物；昆士兰州的化石记载表明小型蝙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500万年之久，而狐蝠大约是在2000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在这个地区进化。人类的出现是最近的事情，大约只有10000多年的历史。更准确地讲，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这片土地开辟家园、乘坐简陋的木舟取道东南亚经南海和努沙登加拉群岛（Lesser Sunda）到达澳大利亚西北部这片陆地时，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这至少是40000年前，也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所以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4个因素当中的3个因素——狐蝠、亨德拉病毒和人——可能从更新世时代（Pleistocene era）就已经共同生活在澳大利亚了。然而，直到1788年1月，马才抵达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和其他接下来的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小的变化。这些最早到达的马匹乘坐第一舰队的船只，在亚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的带领下来到澳大利亚，这位从英国来的船长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建立一个罪犯的流放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了5个月后，菲利普在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附近的一个荷兰人定居点停了下来，装备物资和牲畜，以便从非洲继续向东进发。他绕过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即现在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沿着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朝北继续航行。其实，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早已到达过这里，“发现”了这片土地，但是菲利普的队伍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在距现在悉尼很近的一处天然良港中，他的小舟将736名犯人，74头猪，29只羊，19只山羊，5只兔子和9匹马送到岸上。这9匹马中有2匹种马，4匹母马和3匹小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化石或者史实方面的记载表明澳大利亚有马科动物。也没有亨德拉病毒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当中暴发的说法（至少没有为世界所知的说法）。
1788年1月27日，亨德拉病毒暴发所需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凑到了一起——病毒、贮存宿主、扩大宿主和易感的人类。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在亚瑟·菲利普船长将马带到这片大陆到维克·瑞尔牧场的马发病中间，有206年的时间。为什么病毒潜伏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呢？还是这种病毒早已出现或者经常出现，只是从来没有人确定其究竟为何种病毒？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究竟有多少例感染亨德拉病毒的患者被误诊为被蛇咬伤？
科学家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在探究。
1994年亨德拉病毒只是厄运之鼓中的一个重音。在过去的50年里，鼓点越来越响，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传播得越来越快。这种现代才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选定一个时间点显得有些刻意，但是1959到1963年之间在玻利维亚人聚居的村庄中马秋波病毒的暴发，可能是现代人畜共患病的开始。开始，这种病毒并不叫马秋波，当然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马秋波是灌溉玻利维亚低地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这种疾病的第一例病人是当地的一个农夫，发了高烧但并不致命，病来去匆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是1959年比较潮湿的季节。接下来三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更多的这种病例，病情更加严重。症状包括发烧、发冷、恶心、呕吐、身体疼痛、鼻子流血和牙龈流血，被人称为爱尔蒂弗黑人（El Tifu Negro）（因呕吐物和粪便的颜色而得名）。截至1961年末，已有235人感染此病，死亡率达40%。直到人们将该病毒分离出来，找到其贮存宿主以及通过预防的措施阻断了其传播方式，才拯救了此病的患者。捕鼠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科学工作是在困难的野外条件下，由美国人和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他开诚布公地说，他为病毒的危险之美所吸引。他找到了病毒，但也几乎因此而丧命。之后，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派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分队：约翰逊和同事去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和工具。在巴拿马的一家医院退烧痊愈后，卡尔·约翰逊在寻找新出现的病原体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将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引起人们关注和焦虑的病原体列成一张单子，其中不仅包括马秋波病毒、还有马尔堡病（1967）、拉沙热（1969）、埃博拉病毒（1976，卡尔·约翰逊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IV-1（1981推断出这种病毒的存在，1983年最早分离出这种病毒）、HIV-2（1986）、无名病毒（Sin Nombre）（1993）、亨德拉病毒（1994）、禽流感（avian flu）（1997）、立百病毒（1998）、西尼罗河（1999）和SARS（2003），还有发生在2009年的让人非常恐慌但是反季节发生的猪流感。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比维克·瑞尔的那匹可怜的母马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为之激动。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疾病是一系列可怕但是却毫不相关的事件——由某种神秘的原因引起，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马秋波、HIV、SARS和其他疾病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行为”，是和地震、火山喷发和流星陨落一样的自然灾难，让人悲恸但是不能避免。这是一种消极忍耐的看法，也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
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人类的活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解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词语）。对此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伐木、修路、砍伐森林获得耕地、打猎和捕杀野生动物（非洲人这么做时，我们称之为“野生动物肉类交易”，有负面的意味；在美国这仅仅是“游戏”而已），砍伐森林作为牧场、开采矿物、人类定居、郊区扩张、化学污染、营养物质流入大海、掠夺式地获取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气候变化、或者国际市场上出口的产品需要上述资源，和其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生态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这些活动。但是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口，人类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其聚集起来的影响就非常严峻了。热带雨林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但是却是物种最丰富最具层次性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着数百万计的生物，很多还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划分进某个物种，或者人们能够认出却知之甚少。
第二个因素：这些数百万计不为人知的物种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其他有机体，其中很多都是寄生物。很多病毒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经常提“病毒王国”这个词，这个巨大“王国”中的有机体的数量足以让任何一个物种群体相形见绌。比方说，很多病毒生活在非洲中部的森林，寄生于某种细菌、动物、真菌、原生物或者植物。它们受到生态系统关系的制约，不能大量繁殖，不能任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猴痘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只不过是这些众多病毒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病毒尚未发现，很多病毒寄居的宿主生物也没有被发现。病毒只能在某种其他有机体的活细胞中才能复制。一般来讲，它们只寄居在某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上，和宿主有着亲密、古老而且（并不总是如此）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良性的依附关系。它们不能独立生存，不会引起混乱。可能偶尔杀死几只猴子或鸟，但是这些尸体很快就被森林分解掉了。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
第三个因素：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寄生的微生物失去了宿主，只能重新争夺栖息之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找到新宿主，一个新的种类的宿主或许就此消亡。并不是它们特别要针对人类，而是因为人类太多了，冒冒失失地侵占了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疾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曾强调：“如果从饥饿的病毒或者细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人类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食物来源，人口高达几十亿。而在不久以前，人口数只有现在的一半。在25年或者27年的时间里，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使得其成为了所有有机体进化自身之后理想的攻击目标。”病毒，特别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新的感染和疾病的暴发，也催生了新的瘟疫和流行病。这些病毒中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科学家称之为M属HIV-1的病毒。正是这种HIV病毒（12种HIV病毒当中的一种），引起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暴发。自从30年前发现这种疾病，已经导致3000万人死亡。目前至少有34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尽管这种疾病威力巨大，很多人对于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这种曾经藏身于非洲森林深处、感染黑猩猩却伤害不大的疾病传播到了人类并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发现艾滋病的真实和完整的经过，它最早并不是1981年在美国的同性恋当中发现，也不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非洲的几个大城市中发现，而是比这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在喀麦隆东南部一条叫作桑加（Sangha）的热带河流的发源处发现的。在过去几年里，了解这些惊人发现，并对艾滋病的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人就更少了。这些发现后来会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见第八章）。现在，我就想强调一点，即使现在提到的人畜共患病只涉及艾滋病，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人类被感染疾病揭示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瘟疫、流感）、现在（疟疾、流感）和将来感染人类的流行病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疾病。
无需多言，将来可能出现的疾病将成为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其他物种传染的奇怪的微生物只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有些对此深有了解、悲观的人士甚至说下一个疾病大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学家，可能会认为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能将圣弗朗西斯科抛到大海中的大地震，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这个语境中，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是由病毒引起的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源于热带雨林或者中国南方的市场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导致3000到4000万人死亡吗？现在这个概念还并不明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情况就是疾病大暴发。HIV-1和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之间的主要差异可能是HIV-1致人死亡的时间长。很多新病毒致人死亡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