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3)
里德告诉我，她的工作范围包括一系列威胁大猩猩健康的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只是其中最异类的一种。其他的主要是更为常见的人类疾病，因为和人类基因相近，大猩猩更易感染肺结核（TB）、小儿麻痹症（poliomyelitis）、麻疹（measles）、肺炎（pneumonia）、水痘（chicken pox），等等。只要有带病毒的人类在森林中行走、咳嗽、打喷嚏和排便，大猩猩就可能感染这样的疾病。任何这种反向接触性感染——从人类到非人类，都被称作人类传染病（anthroponosis）。比如，著名的山地大猩猩，因向它们示好的生态旅游者们携带的麻疹之类的人类传染病毒而受到威胁。[山地大猩猩是东部大猩猩种类中严重濒危的亚种群，仅活动于卢旺达维龙加火山群（Virunga Volcanoes）的陡峭山腰上和邻边低地里。中非森林中的西部大猩猩，是纯低地品种，数量更多，但面临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除了栖息地因伐木活动而遭破坏，大猩猩本身遭到猎杀，供应本地人食用或以丛林肉售往市场，传染性疾病也会将西部大猩猩从现在相对较多的数量（总数大约100000只），推向如山地大猩猩般只有少量孤立群体艰难存活的境地，或导致局部灭绝。
但是，比起栖息着山地大猩猩的维龙加山腰，中非的森林还相对广阔；而且西部大猩猩的家园领地，不舒适、几乎难以穿越，因此很少到生态旅游者。所以，麻疹和肺结核并非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要说，毫无疑问，”里德说，对西部品种而言，“埃博拉是最大的威胁。”
她解释道，埃博拉病毒对大猩猩造成如此严重困难的原因，不仅仅是病毒的横行肆虐，而且也包括数据太过缺乏。“我们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这样的病毒。不清楚它们是否幸免于此。但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大猩猩群体中的，要知道它在哪里。”任何关于哪里的问题都有两个维度。埃博拉病毒在中非分布多广？它潜伏在哪些宿主物种中？
第八天，我们打好包，重新给小船装载，沿蒙比利河下游离开，数据库中没增加一份新血样。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决定其相关性的因素：大猩猩极为稀少。狗又开始在夜间表现怪异。比利·卡雷什近距离看到了一只大猩猩，但却无法掷镖过去。在普洛斯波·贝罗对动物足迹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下，卡雷什跟踪了另外两只大猩猩。其他的，以前常出没于这些湿地的几十只大猩猩，要么分散到未知地区，要么就……死了？总之，大猩猩曾经在这一带大量出没，但现在没了。
病毒似乎也没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潜伏起来了。
病毒藏在哪儿？近80年里，埃博拉的宿主身份一直被认为是传染病世界中最黑暗的未解之谜。这个谜，和解开谜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76年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发作。
那一年病毒在非洲暴发了两次，相互独立，但几乎同时发生：一次在扎伊尔北部（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次在苏丹西南部，两地相隔300英里。虽然苏丹疫情发生得稍早一些，但扎伊尔的更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附近有条小水路，埃博拉河，最终该病毒也以此河命名。
扎伊尔疫情暴发的中心是本巴区（Bumba Zone）内的扬布库（Yambuku）村里的一家小天主教会医院。9月中旬时，一位扎伊尔的医生汇报了24个备受关注的新病例——不是通常的疟疾，而是更可怕、更充血的症状，以吐血、出鼻血和便血为特征。到医生向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当局致电汇报预警时，已有14个病人死亡，其他人也处于病危之中。10月初，扬布库教会医院已经关闭了，残酷的现实原因使多数医院人员都死了。几周之后，一支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国际响应团队，应扎伊尔卫生部指示，聚集到这里，对这种未知疾病进行紧急研究，并就如何控制给出意见。这个团队，成员来自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扎伊尔、南非和美国，其中9名来自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这些人被称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成员，负责人是卡尔·约翰逊，他也是当时1963年在玻利维亚致力于马秋波病毒研究的美国医生及病毒学家。他自己也勉强从该病毒感染中脱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3年，他仍旧充满热情、十分专注，没有因为与死神擦肩而过或职业的挑战而显得漫不经心，他担任疾病防治中心特殊病原体处的负责人。
马秋波危机的解除，要归功于他对生态次元的专注，即病毒在没有侵袭玻利维亚村民时在哪里生存？那个例子中，宿主的问题是有迹可寻的，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本地老鼠将马秋波病毒带进了人类住所和粮仓中。把这种鼠捕捉处理后，疫情也被有效遏止。现在，在1976年10月和11月令人绝望和昏沉的日子里，在北部扎伊尔，又遭遇了另一种隐形未知杀手。随着死亡数字上升到几百人，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腾出时间像研究马秋波病毒时一样思考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那时，他们知道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隔离知识被迅速应用在运送到包括疾病防治中心在内的海外实验室的临床样本当中。（约翰逊，在飞到扎伊尔之前，亲自指导着疾病防治中心的隔离工作。）他们清楚这个病毒与马尔堡病毒相似，马尔堡是9年前发现的另一种致死性病毒，电子显微图显示二者同样呈纤维丝状，且扭扭曲曲，如痛苦的绦虫一样。但实验室测试也揭示出埃博拉与马尔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种新的病毒。最终，这两种蠕虫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被划分为同一新属：线状病毒（filoviruses）。
约翰逊的团队也知道，新的埃博拉病毒一定寄居在人类以外的某些活动物中，在该物种体内存在时制造的混乱较少，维持着持续的生存环境。但宿主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紧急，比如怎样断开人与人传播、如何拯救病患者的生命、怎么制止病毒暴发。“只做了些很有限的生态调查，”团队后来汇报说，且调查结果全都是否定的。除了人类，别处都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的迹象。但是回顾起来，这些否定的数据还是有用的，至少记录了早期研究者们寻找过哪些地方。他们研究了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村庄里收集来的818只臭虫，却没发现任何病毒存在的证据。考虑过蚊子，也没有结果。他们从10头猪和1头牛身上抽了血，都证明并无埃博拉病毒。抓了123只啮齿类动物，包括69只本地鼠、30只老鼠和8只松鼠，没有1只是病毒携带者。检查了6只猴子、2只小羚羊和7只未知品种的蝙蝠的内脏，也没有发现埃博拉病毒。
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他们的调查结果而受挫。“过去30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发生过比这更紧张刺激或更具潜在暴发性的新型急性病毒瘟疫，”他们的报告警示道。他们注意到，88%的病例死亡率，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仅次于狂犬病（这基本算是致命疾病的本位标准：在症状表现出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几乎为100%）。委员会向扎伊尔当局提出6条紧急建议，其中包括本地采取的卫生措施和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监控。但埃博拉宿主的识别并未被提及。那算是科学事务，比向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提出的行动任务稍微抽象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待。
等待在继续。
扬布库事件过去后三年了，卡尔·约翰逊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仍然在思考宿主的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由于缺乏支持寻找埃博拉栖身之地的专项考察资金，他们将这工作放在扎伊尔猴痘持续研究项目当中，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组织。虽然没有埃博拉那么棘手，猴痘也是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由生活在贮存宿主或者宿主身上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确定这种病毒的宿主究竟是什么。所以，做一个联合研究似乎顺理成章，且经济节约，用两套分析工具来筛选收集来的同一组物种。实地考察组再次从村庄和本巴区周围森林以及扎伊尔北部和喀麦隆东南部地区收集动物样本。这次，他们自己抓到的和猎到的，加上付钱请村民收集来的，一共有1500多只动物，共117种。有猴子、大鼠、老鼠、蝙蝠、猫鼬、松鼠、穿山甲、鼩鼱、豪猪、小羚羊、鸟类、乌龟和蛇等。从每种动物身上抽血，然后剪下点肝、肾和脾。所有这些样本，在独立的小瓶中深度冷冻，运回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样本组织中的活病毒能生存吗？血清中能检测出任何埃博拉抗体吗？约翰逊和他的合著者在《传染病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坦白说明，该答案是否定的：“未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让埃博拉宿主的探寻工作尤其困难、极难聚集的一个因素，就是该病毒在人口中瞬息变化的特性。有时完全消失好几年。这对公共卫生来说是福音，但对科学来讲算是限制。病毒生态学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物种、任何的非洲森林中寻找埃博拉，这犹如大海捞针。在空间和时间上最有希望的搜寻目标是有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地点和时期。中间安宁的时期里，没有人因该病而死亡，不管怎样，没有谁的死亡引起医学权威的关注。
1976年扬布库暴发后，1977年到1979年间，扎伊尔和苏丹又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疫情，之后15年里，埃博拉病毒就几乎没在非洲任何地方再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似乎有些零星的病例，也是后来才确定的，但暴发时不明显，没有任何确诊的暴发引起紧急响应；在那些小例子中，一系列的感染病例似乎都自生自灭了。自灭是与高致命性和中等传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个专门概念。意思是一些人死亡，又一些人感染，其中一部分死亡，但其他人康复，病原不再继续扩散。在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机构召集突击队之前，病发事件就自我了结了。然后，一定间隙后，再次回归——在马依布2村和加蓬其他地方暴发，一个叫基奎特（Kikwit）的地方，疫情发生更令人担忧。
扎伊尔的基奎特，位于金沙萨东部约300英里处。它与扬布库、马依布2村和博韦外的伐木场有个至关紧要的区别：这是个有20万人口的城市。有几家医院，有着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途径，这是其他疫情发生地所没有的。但相似的是，基奎特也被森林围绕。
基奎特第一例确诊的是一位在森林里或附近工作的42岁男性，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森林。他在该市东南5英里的地方，开垦了几片林地，种上了玉米和木薯，用木材做木炭。他是怎么得到木材供应的，怎么给花园晒太阳的？大概靠砍树做到的。这个人在1995年1月6日生病，一周后死于出血热。
那时，他直接传染了至少三个家人，都非常致命。接下来几周里，疾病继续传播到更广的交际圈，导致10多人死去。一些接触者明显是把病毒带到了基奎特总医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也带进了城市妇产医院，在那里感染了一位实验室化验员。而该化验员又将这种疾病带回基奎特总医院。这位实验室化验员在基奎特总医院接受治疗时又感染了几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怀疑是与伤寒有关的内脏穿孔，于是打开了他的腹腔），还有两位帮忙照顾他的意大利修女。化验员死亡，修女死亡，当地官员猜测这是流行性痢疾（epidemic dysentery），而这样的误判使得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基奎特其他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中。
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是痢疾的假设。卫生部一位医生认为更像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而且这更接近事实的猜测迅速得到确认。5月9号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收到了血液样本，检测确定是埃博拉病毒。7月暴发接近尾声时，基奎特已经有200多人死亡，其中有60名医护工作者。判断错误（如当成溃疡性胃肠道出血）时，给埃博拉病人做腹部手术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