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罗斯福总统(3)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开始给全国人民上第二堂课。白宫一楼外事接待室的壁炉前摆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话筒。总统说他希望随性些，像在起居室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自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C·布彻说，如此一来，不如就叫作“炉边谈话”好了。自此，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罗斯福叼着象牙长烟嘴，慢慢抽着，谈论起全国银行停业的问题。“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几天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让我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并不是把钱放在保险柜里，而是用来投资各种信用债券和房屋抵押贷款。换言之，银行会把钱拿来投资，使一切运转起来……”

罗斯福态度温和，没有居高临下，用人人都能明白的句子和表达方式将复杂的工业经济表述得很清楚。他的语言质朴平实。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白宫的装饰上，前任政府留下的铺张排场都被去除。这里没有跑腿的仆人，没有号兵，没有军旗敬礼分列式，没有士兵换岗仪式，7道菜的用餐习惯也省去了。在华盛顿的众多官员中，罗斯福的饮食是最简单的，时间不允许他成为美食家。在白宫用过餐的客人说，这里单调乏味的饮食好像出自寄宿所。一位女士连续三晚都吃到同样的甜点：一片菠萝、两颗樱桃和稀奶油里的一个核桃。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得到了款待。总统的午餐只有一个水煮荷包蛋，才19美分。

在饮食上，罗斯福或许小气，但这只是表象。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意这些花哨的点缀。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局管理着国家，爱发号施令。他开玩笑地对一个访客说：“如果可以，难道你不想当总统？有谁不想。”和罗斯福会面后，心理学家荣格回忆说：“毫无疑问，他是个坚强有力的人。他才智超群，坚不可摧，又果断决绝，灵活多变，你永远猜不到他会做什么。”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任何总统“像罗斯福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埃霍·弗林发现罗斯福身边的助手和内阁成员不过是跑腿的，“罗斯福总是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说道：“他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发条。”亨利·摩根索也写道：“罗斯福就是一个统治者。”摩根索爱和罗斯福辩论，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争论到一定程度，罗斯福便将布满斑点的大拳往桌上一锤，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告一段落，胜负显而易见。

罗斯福一般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一早，他会在床上用餐，边吃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一堆报纸。他的卧室墙上挂满了船舰的图片，壁炉架上放着家庭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早晨起床后，他一般不会见客，但在“百日新政”时期，他的亲信顾问会聚在床前和他开会。有时，9点过后，男仆欧文·麦克达菲会为他刮胡须，整好衣装，再用无扶手轮椅推他到办公室去。上午10点，一天的忙碌正式开始。如果那天国会开会，他会花上1/4的时间讲电话。他跟别人说话时总会称呼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上任第一个星期，他打了个电话给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那时，华盛顿政界对这位爱戴棕色船形帽的女士并不了解，她对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也不熟悉。当珀金斯的助手拿起电话时，只听对方说：“我是弗兰克，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在吗？”助手转告珀金斯，她诧异地问道：“弗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弗兰克。问他为谁工作。”这么一问，电话那头响起了笑声：“我为美国工作，我是总统。”

罗斯福随时都会接电话，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想和他通话太容易了，大概有100人可以不通过秘书转接直接和他通话[1]。他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因此人们常常会忘记他双腿不便的事实。内阁会议上，他常转述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他的夫人。他会说：“我的内人说那片区域正流行伤寒病。”他上任不久颁布了诸多法令，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当困难群众打来电话向白宫求助时，一律不准挂断，必须有人接听。罗斯福和民众沟通频繁，是历代总统中表现最好的。有封信这样写道：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你派来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家，他们陪我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延期。你肯定还记得我之前写信说我家的家具被人搬走了。现在好了，你派来的人帮我拿回来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总统。

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会收到5000—8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国会议员曾将他比作耶稣。一次民意测验中，纽约小学生将罗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数远逊于罗斯福。美国人民觉得他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就写了41首歌颂扬他的功绩。每当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热情的群众都会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边缘。在纽约，歌剧《我的粉红色》的演出现场，演员们每次谢幕时都会将歌曲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这时台下的观众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像罗斯福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带来希望。”就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不已。一个商界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罗斯福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之前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沃尔特·李普曼也改变了以前的判断，写道：“我们曾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人和事失望。但仅仅一星期时间，我们对政府和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罗斯福的巨大魅力还吸引来了校园里和职场中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华盛顿的住宿业生意红火起来。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楼被改造成旅馆，等待着加入新政队伍的年轻单身汉入住。华盛顿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害怕起来。后来，有人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一大群讨厌的年轻律师住进了华盛顿……他们趾高气扬地进入办公室，占据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忙这忙那，没完没了。我不知他们为何而来，做了什么，又为何离开。”

这些年轻人有的没有离开，有的离开后变换个身份又回来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司法部青年律师J·W·富布赖特（后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放弃药物学研究而从事救济工作的休伯特·H·汉弗莱（后任第38任副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师亨利·福勒（后任财政部长）都是当时聚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林登·B·约翰逊是新人中办事效率很高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政府让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带头清除一些棉花种植园，以支持农业调整管理局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一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新政的众多政治新星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萨姆·罗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暴躁鬼”。私底下，他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个套房，出手阔绰，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名气不敌他的人编了首歌讥讽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农业部士气特别高昂。新上任的总顾问杰罗姆·N·弗兰克招收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有瑟蒙德·阿诺德、艾毕·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对他们赞赏有加，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未来前途无量，特别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韦尔都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乐工作室秘密见面。他们会对新政府进行研究，却没有头绪。这不足为奇。莫利那时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强烈反对在外交场合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挑起了阶级对立，口气好像阿尔·史密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总统先生。在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偏向经验主义，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银行业的颓势后，罗斯福实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削减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员（包括国会议员）的薪资。

然后，他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保守派的好评。但共产党的一名发言人将此举称为“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则称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的意味”。但是，罗斯福很重视民间资源保护队，在军队的支持下，此举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个组织由麦克阿瑟负责组建。乔治·C·马歇尔上校负责南方17个团队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分管宾夕法尼亚州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忽视了政治因素，让共和党人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落得个办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万青年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穿上了草绿色的制服。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完成了罗斯福的构想。

4月19日，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此举却并未获得右派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阿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胡扯本位”。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总统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美元贬值11.5%，当年夏天继续贬值17%后就稳定下来。这时，欧洲已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再次拥有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得明白。查尔斯·盖茨·道斯拍手称快，共和党领导人也拍手叫好。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废除金本位制的决定把全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现出对罗斯福决策的声援：“看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高兴……显然，想消除‘大萧条’的阴霾，就要反对并打倒主张通货紧缩的势力。”

任何决策，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在地，意指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欢迎，就谈不上革命性或者开明。直到3月下旬，罗斯福才明确变为“左”倾。那时，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农业调整法》显然是针对艾奥瓦州农民暴动事件制定的，该法案采用减少产量的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补贴农民、让他们少种地的做法，有违常理。亨利·华莱士的这段话道出了上百万人的心声：“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办法。庄稼长得正好，却要毁坏，实在有悖常理。”4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下令屠杀600万头小猪。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憎恶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当，留下了这样的烂摊子。（罗斯福开玩笑说，要给猪实行计划生育。）从长远影响的角度看，联邦政府主持救济引起的争议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犀利地指出：“参议员们，人们天天需要吃饭，不是等到长远后才吃。”霍普金斯是个身形瘦削的高个儿，头发蓬乱，惯于冷嘲热讽。“大萧条”时，他在纽约做社工。新政期间，他一直和罗斯福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进入政府工作，离不开贵人的引见。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根本见不到总统。在纽约参加一个名流聚会时，他看到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场，便恳请她到楼梯间说话。当时人声嘈杂，只有那里比较安静。霍普金斯向她解释了联邦救济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将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见此方案，共和党人无不震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斥其为“社会主义”，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L·比第惊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