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骚乱(4)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超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需要150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1934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从仁爱受难塔望出去，耶稣一脸苦相看着这样的古怪场面——一个挂着“圣殿超级服务站”大招牌的汽车加油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热狗摊”。教堂里其他小贩叫卖的货品有：印有“筒仓查尔斯”照片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祷告”的十字架、《圣经》、反犹太册子和布鲁克林区《圣训报》。1934年，小贩们还售卖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销量最大时，在美国2000个教堂有售）。来参观仁爱受难塔的人都要尽量安静——并不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扰神父写每星期的布道词。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里，不停地抽着烟，身边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务十分重大，参观者都很清楚这一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他是个争议人物与他解约，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赞助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网，总共60多个广播电台。他的信徒数量庞大，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观众人数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满洲博士》和艾德·温的还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银币，数量之大，使他成为全国主要的白银投机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广播节目里把白银称为“基督教徒的金属”。他会接见听众，地位仿如教皇。有时他也同意屈尊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努力调解，希望找到库格林和总统意见一致的地方。

但是，根本不可能，两人没有意见一致的时候。一开始，库格林神父是支持罗斯福的。1932年，他的政治口号是“选择罗斯福，或选择毁灭”。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竞技场戏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新政的法令就是基督的法令。”但这样的承诺过于轻率了。就说一件事，他现在拥有50万盎司[5]的白银，而总统对待白银集团的态度并不友善。在财政部长向报界公布的白银投机商名单里，库格林私人秘书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首，让神父窘迫不已。这件事他本能应付，因为继任伍丁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大可以把新部长说成“基督教徒的金属”天生的敌人。但事件若不够耸人听闻，听众就会流失，所以这位广播神父选择了走极端。长此以往，他对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总统产生了敌意。

库格林的势力越大，他的敌意越盛。他组织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750万名成员。其中的好斗分子走上了街头，25人为一组（《社会正义》杂志称之为“小队”），向犹太人寻衅。寻衅时，他们一般会拦下已确知的犹太人，或者长得像犹太人的行人，要他们买《社会正义》杂志。拒绝的行人就会吃拳头。在时代广场的内迪克橙汁摊前，他们就多次用过这招，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裔警察是神父的崇拜者。同时，库格林又将枪口指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他攻击劳联，要求政府仿照意大利和德国，用法令解决劳资纠纷。按照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说法，库格林要的是一种“法西斯式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

在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下，库格林声称得到了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支持。教皇本人也确实说过，“圣教的每一位教士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正义而抗争的事业中”，但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家报》明确指出教皇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并不像罗亚尔奥克那位牧师所鼓吹的那样。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奈尔谴责库格林“对穷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这位“广播神父”在当时名声大噪、气焰嚣张。他曾对他的教会前辈口出狂言，声称他的杂志社是私人开办的，他们无权干涉。有人要是冒犯了他，必将会有大麻烦。拉瓜迪亚因批评希特勒而被圣殿授予“邪恶奖”，说他“在国际上宣扬邪恶思想”，自由派被划为共产党；他还对教众灌输工会（其实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纵）的虚假情报。忠实的教徒必须“追随基督的思想，效仿基督的行为，购买基督需要的商品”，并警惕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煽动，那随便你们，我就是在煽动人们。但我们肯定会战斗到底，赢得胜利。”

1935年年初，库格林为他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发布了极权主义计划，该计划第一点就体现了其基调，他要求“良知和教育的自由”而非言论自由。因为言论一旦自由就意味着他的“广播同盟”下台——除非他来领导国家，可能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同年，他与罗斯福决裂，“新政”在他眼里成了“犹太式新政”，总统也成了“骗子”和“忤逆上帝者”，库格林还在辛辛那提市的演讲中提出“用上了膛的枪”消灭罗斯福。连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这位对欧洲政治强人崇尚有加的天主教徒都觉得库格林言辞过于激烈，佩格勒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联邦政权颠覆调查专员应该以对待厄尔·白劳德的方式对付库格林，而不是瞻前顾后，“唯恐他叫嚣挑起圣战”。

可对狄林夫人而言，库格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过分。在她所开具的有权势的共产党人名单中不乏博拉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但这不但没有冒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一种短而圆的棍子，通常有两种尺寸，其一为妇女专用尺寸）的发明者詹姆斯·特鲁，而且像乔·麦克威廉斯这样的纳粹主义街头狂热演说者以及劳伦斯·丹尼斯这样的极右派分子也对此不以为然。最有趣的在于赫斯特报系对此也没有任何批评，这家报社公开宣称：“但凡听到一位美国名流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实公民。”赫斯特报系自1934年11月起就派遣记者伪装成学生潜入各个大学课堂，诱导教师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言论。他宣称除了“少数冥顽不灵的不满分子、头脑不灵光的大学生以及神经错乱的教授”外，没人会想改变美国的经济体制。

上千万人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其中有人惹是生非也不足为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种类之广、数量之多”超出“一战”后的任一年，而且，因路易斯安那州并未遵照宪法，所以这个记录并不完整。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主义的宣传部长的话，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则是公认的极端主义者的领袖。广播神父有自己的信徒，但他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德博士的追随者成千上万，但汤森德自己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人达到目的。而老练的政客朗几乎拥有一切：选民、选举大纲以及政治本能，他也知道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夺权。只有他才是罗斯福真正需要防备的政敌。

休伊·朗的传奇记载于两本著名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第一号》，另一本是罗伯特·佩·华伦的《国王班底》。休伊·朗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生于温堂区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中，家境十分贫困，但极佳的天赋使他在穷小子间鹤立鸡群。他最开始卖一种叫“康拉莱尼”的起酥油给那些穷人，其中既有穿背带裤的男人，也有穿印花衬衫的女人，这些人对他报以死心塌地的信任。他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杜伦大学法学系三年的课程，在他21岁时，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别授予他律师执照。他的成就之高，杜伦大学迄今为止其他学生无出其右。此后，美国最高法院颁布了一项关于学校教科书的法令，被下级法院判为违宪，休伊·朗为最高法院辩护并胜诉，由此大放异彩。他在陈述观点时没有依赖任何法律援助，也没有参照任何参考书，仅凭一页简报舌战群儒，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高度赞扬。

要不是暗中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律师往来，朗毫无当选州长的胜算，他采取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与新奥尔良市的那帮腐败政客不同，朗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当时路易斯安那州被众多州外企业控制，全州仅有30多英里的柏油路，穷人被医院拒之门外，各条主要河流上均未架设桥梁，全州半数儿童无法上学。赫伯特·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一职时曾来到此地，当地情况让他颇感兴趣。他对当地奉若至宝的伊万杰琳神话嗤之以鼻，用他的话说，人们对这个女性所知甚少，甚至她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都还有待考证，也许她根本就叫格温多琳，这样的羞辱罪不可恕。1928年秋，时年35岁的朗竞选该州州长时的机智辩论，惊得农民和老乡们目瞪口呆。在马丁维尔市，站在成捆的棉花上，在燃烧的火把的映衬下，他发表的演说成为美国政坛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之一：

伊万杰琳就是在这里等待情人加布里埃尔的，可他始终没有出现。这棵橡树是名垂千古的景点，因朗费罗曾写下一首诗为它吟诵。但在这苦等却看不到希望的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建起来，孩子们可以有书念，可这些学校在哪儿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可这些公路在哪儿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儿呢？失望的伊万杰琳流下了伤心的泪，但她只是哭一辈子。你们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已经哭了好几代。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不会让你们继续流泪。

他一当上州长，就粉碎了那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开征新定的营业税，欠债的可申请延期偿还，穷人可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学童由校车接送。三年内，他修筑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还建造了12座桥梁；将特种财产税减低了20%；在新办的夜校里，17.5万名成年文盲有机会读书识字。在南方，他是唯一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当三K党头子威胁要来路易斯安那州开展反朗运动时，朗对记者说：“转告他们，那个帝国杂种[6]休想走进半步。我说他是狗崽子，可不是骂他，他出身如此，我只是实话实说。”

朗呼喊着“人人是国王，但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如今王冠有人戴，那人就是他自己。《阿莫斯和安迪》曾讲过一个秘密团体，叫作“海中的神秘骑士”。他们的领导人被尊称“首领”，朗就以“首领”自称。侯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朗俨然成为路易斯安那州之王。”像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的人，日夜都要带着武器防身，因为有人挨了打，有人遭到绑架，有人进了监狱。在朗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女秘书的丈夫威胁他要起诉他破坏别人的家庭，朗就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路易斯安那州上空绕来绕去，一直到投票完毕才放他下来。所有法官都对他俯首帖耳，就连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包括在内。所有警察，不论州警还是市辖警察，都直接向他报告。教师、税收员、州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甚至州长，全都听从他的指令。最后，由他掌权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不要了。谁当选、任什么职务，都由朗决定，而不是选民。新奥尔良市民嘟囔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神气十足，像古代罗马的恺撒。他说，他试过和反对派讲道理，但“讲道理行不通，所以我要用炸药。谁挡我的路，就把谁炸飞”。

1935年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22分钟内一口气通过了44项议案。议会里尚存几个正直的人，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也没有看见昨晚的月亮上有血迹[7]。但是，我看见这个议事大厅亮堂的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随骑白马的死神一起灭亡。[8]”此话一出，他立即被轰下台。就算有人流血，也不会是朗。他身边始终站着配有左轮手枪和冲锋枪的保镖。他的心腹还说，就快有联邦特工来保护他了，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政敌都很清楚，朗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