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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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塞尔悖论

我最早了解到这种牛市悖论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当时的著名喜剧演员乔治·杰塞尔(George Jessel)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疑心较重的投资者不太情愿地参与股市投资,他先是买入了100只交易量很少的低信用公司的股票,惊讶地发现价格立刻从10美元涨到11美元。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位聪明的投资者,于是继续买入。最终,他一个人的出价把那只股票推到了每股30美元的高价,然后决定套现离场。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卖出股票,对方犹豫片刻后反问道:“卖给谁呢?”我于是把这个故事称为“杰塞尔悖论”。

作为杰塞尔悖论的延伸,每位在开始时怀有疑虑的买家都逐渐成为坚定的多方,由空方向多方逐渐转化的过程推动价格不断走高,从众行为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简单地说,在市场顶端,每个人都被转化为多方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此时已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新出现的卖家将无法出手。

我不清楚自己随后多年的观察能够给杰塞尔的故事增加多少内容。除了证券化抵押贷款市场外,由于杰塞尔式的风险承担意愿在21世纪前10年中段显著增加,出现了典型的全球性投机狂热,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容违背的债务契约的约束力也有所下降。参见: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10-K for fi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2004.Filed on December 6,2006;p.146。到2007年,债务市场的总体收益溢价被压缩到一个临界点,几乎没有空间容纳风险的进一步低估。信用风险的大致测算指标——CCC级垃圾债券与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差距——在2007年春季下降到罕见的低水平(图3-6)。我所认识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几乎都意识到了风险增加,但也都清楚风险低估现象已维持了数年时间。

图3-6 CCC级及以下债券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1988年8月——2013年6月这些债务契约是指贷款人对借款人施加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其他借款行为、运营资本的水平或者偿债安排等。,每日数据)

资料来源: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Federal Reserve Board

此时的金融机构会担心,如果过早收缩资产,肯定会损失市场份额,这种损失或许还是不可逆转的。我曾在1947年夏天供职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规避了互联网投机和房地产泡沫市场,保持了偿付能力,但其资产扩张速度在那些年里很难与花旗银行或摩根大通银行等相提并论。这种担忧表现在花旗集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在2007年危机爆发前的著名言论中:“当音乐停下时,有关流动性的各种事务肯定会非常麻烦。不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必须起来跳舞,舞会还没有结束。”参见:Michiyo Nakamoto and David Wighton,“Citigroup Chief Stays Bullishon Buy-Outs,” Financial Times,July 9,2007。

金融机构接受了这样的风险:它们可能难以及时预见危机的爆发,来不及收缩业务,但它们相信这些风险是有限的,因为当危机凸显时,对于它们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的看似无止境的需求只会慢慢减退,使它们有时间把大多数投资组合卖出去而不至于遭受损失,但这是错误的。它们没有意识到,市场流动性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这是驱动金融市场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动物精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投资者对风险厌恶程度的降低导致信用溢价的报价越来越低,并伴随着巨大的成交量(流动性的指标),从而使人们产生了能把一切产品卖出去的假象。然而当恐惧引发市场收缩时,由于买家大量回撤,买卖双方的报价呈现螺旋式下跌,流动性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事实上,在2008年危机的高潮中,许多市场真的完全见不到买盘。

第二章已经提到,某些泡沫的破灭没有导致严重的经济冲击,比如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1987年春季股市的狂跌,而其他一些则引发了严重的紧缩后果。泡沫的危害程度似乎与金融行业的杠杆水平有关,尤其是当债务期限短于其用以投资的资产回报期限的时候。对此,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与肯尼思·罗高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给出了证明。对这个结论的最好证明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各储贷机构的债务(大多数是短期)利率急剧上升,大幅增加了它们的债务成本。新发行的抵押贷款利率也在上升,但由于抵押产品的偿还期极长,只有极少数由储贷机构新发行的抵押产品的收入有所增加,绝大多数抵押产品的收入并没有变化。这个效应导致储贷行业的利润遭到挤压,很多机构因此走向破产。

即使考虑到“两房”的过度需求,如果2008年9月以股本金支持的金融资产的比例高得多,那么资产价格的下跌不一定会引发连锁式的破产,其危害或许不会比互联网泡沫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