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曲谷底(4)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气氛十分凝重。埃莉诺·罗斯福读着报纸，她后来说“心里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教授来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见州长罗斯福周围散乱着一堆报纸。特格韦尔走进卧室时，罗斯福遮住骚乱的图片，仿佛在为他的国家忏悔。罗斯福回忆起，1920年他曾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现在觉得自己错了。“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罗斯福气愤地说，“也许再也难有作为。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游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尔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行为呢？”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没有以原则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事件，而是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罗斯福告诉特格韦尔，如果不是因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太可怜，他也许还会同情胡佛。“他们很可能在华盛顿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万千地说，“他们现在状况一定很差。”

退伍军人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他们没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州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在阿灵顿县警察局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堵死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之前，大约200名退伍军人溜进了县城，警察局局长警告他们24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会出动国民警卫队。里奇州长下达至马里兰州警方的命令是：“让他们沿着去巴尔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许他们进入马里兰州。”让他们全部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在区境线上遇到疲惫的游行者，通过沉睡的巴尔的摩，把他们驱赶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处。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人在约翰斯顿的理想公园找到了临时避难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赶到了俄亥俄州边界处，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驱逐。就这样一直驱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寻求好心人的帮助，以乞讨为生。铁路公司开通了一辆专门的火车，将他们带到平原各州。为防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城公民领袖筹集了1500美元，使棚车像那辆载着列宁的密封列车向前飞驰，无人知道它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只知道，到秋季时，大多数远征军成员已经融入了1932年爆发的人口大迁徙。

大约200万美国人（其中超过25万人的年龄在16~21岁）四处流浪。《财富》杂志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流浪人口”。州警护送退伍军人从一个州的边界到另一个州的边界，州警一直遵循着“大萧条”早期州长已定好的规矩。各地方政府都要处理很多等待救济的人，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潦倒的外来人口被指控为流浪者，被送到邻县边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如东圣路易斯，以它们乐善好施的救世军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数城市则冷漠无情。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20岁名叫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流浪者后来回忆说：“市民慷慨的施舍和铁路守卫员的品行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城市的基础，例如，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试图经过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轮手枪的地方被驱逐，到下一个目的地要长途跋涉很长一段路。”

流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长期的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难所，但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些被邮局贴上‘地址不详’标签的人，被我们称为暂住居民。”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在芝加哥，200名妇女整夜在格兰特公园或林肯公园露宿。她们既无寝棚，又无铺盖，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一名失业的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在支起帐篷的洞里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1932年，著名作家也属于贫困群体，有人记录下了这瞬息万变的生活。约翰·斯坦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他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这样描述那里的流浪者：

……只是经济崩溃时代的淘汰品。其中诚实正直的中年男子脸上布满了辛劳贫穷烙下的皱纹，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都是在城镇间漂泊的流浪者、货运列车的乘客、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人，没有容身之处的美国人。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绝望和烦躁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在纽约，这些流浪者来到混乱的聚会场所，钻到温暖的休息处，享受片刻的舒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恶心，足以让一个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对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游客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毁。1932年，普尔曼的乘客发现客运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位置有人坐，但在车厢底下和货运车厢上挤满了人。平均每天700个无票乘车人经过堪萨斯城。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铁路警卫员在12个月内将68.3万人赶下了货运车，因为吊在车厢外面是十分危险的。第72届国会小组委员会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特约代理R·S·米切尔提到他发出了关于387313名“大萧条”时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335名伤亡人员：

参议员科斯蒂根：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乘车，你是否注意到这存在的健康隐患？

米切尔先生：冬季的健康状况……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人，天寒地冻，穿得又少，还暴露在车厢外面，我捉摸不透他们如何逃脱肺炎的侵害。

参议员科斯蒂根：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危险。40年前，男女性别的界限划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队伍的女子经常会乔装打扮成男子，但很快会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们缺乏男子所具备的力气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处，偷袭运送物资的卡车。为了让自己有个容身之所，她们只能出卖肉体，但一次交易的报酬只有10美分。为了这10美分，她们不仅要冒着怀孕的危险——9个月后也未必能找到医生，而且还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还有另一种威胁。当时无论黑人白人都搭货车，他们之间的性交属于犯罪，一个被怀疑从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会哭喊着说是强奸（这会给她的顾客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此前一年，在一辆缓慢行驶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间的敞篷车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伟大自由主义的成因之一。根据两个白人纺织女工给警方的证词记录，9个没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工的证词满是脏话，完全无效，连记者都无法使用。这个案子经历了无数次上诉和两次最高法院的撤销定罪，直到20年后，最后一个黑人囚犯最终死于癌症。共和党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们受到的迫害愈加绝望，而引发了后来的战争。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为了找出他们宁愿坐牢的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托马斯·迈尼汉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加入了这帮年轻人的队伍。他发现，在布道所、教堂、医院、救世军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们都在排队领取救济食物。更准确地说，这些福利站应该被称为施舍处，“我亲自品尝了那汤，无料无味，不冷不热，一份只有一小杯。连过期的面包都舍不得给，更不用说苏打饼干了”。也从来不会给第二碗，而且领过一两天后就被赶出去是常事。

无论何处，迈尼汉都会看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肤松散、眼神空洞和举止紧张的特征。牛顿·D·贝克问：“我们承担得起对这一代青少年永久伤害的责任吗？”贝克被认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职。直到8年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应征入伍时，他才得以平反。国民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格蕾丝·凯利的父亲）发现，应征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为存在牙齿问题。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性创伤是由于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恋者造成的，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想以区区25美分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

亨利·福特却不认同：“为什么？四处漂泊对这些男孩来说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为他们在几个月里获得的经验比在学校待几年还要多。”就算胡佛总统认为并非这样，他也没有反驳。因为他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他不愿看到人们受苦受难的场面，尽管威廉·艾伦·怀特一再恳求，胡佛也从未到过排队领救济品的地方或救助站。当他的豪华轿车开过街角的苹果摊时，他也从没有转头看过。从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到1932年秋，胡佛总统都没有离开过华盛顿。那时，他趁着夜色已深从戒备森严的车里望出去，看到数以万计的民众露宿街头，大多是年轻男女，正如金·史密斯所写，他们“白天漫无目的地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晚上就随意露宿街头”。

胡佛一直在考虑白宫膳食的缩减问题，但又考虑到这会有损国家的士气。每天晚上，他都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他是最后一位每天穿着正装就餐的总统），并且独自享用7道菜。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曾经编出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如今这位记者已经破产，落到了要申请贷款以抚养三个孩子的地步。但总统认为，如果第一家庭对美国复兴都丧失了信心，那全美民众定会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