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

本书讲述的故事涵盖35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使用铁犁的农民变成了使用电脑的白领；人类对外层空间的观察工具，从伽利略手工制造的两英寸望远镜变成了半径10米的成对凯克天文望远镜[6]，观察视野也从尚不能清晰辨认土星的光环，扩展到了距地球120亿光年的太空；人类的信息从以马车的速度传递发展到以光速传播。因此，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巨大的历史，而这样的一部历史，其内容必然只能涉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主题，以及世界强国（great powers）。

经典政治学给世界强国所下的定义为：“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世界强国的原因，没有人胆敢不考虑一个军火库中存有千百万核武器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世界强国是否必须是一个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世纪的罗马教廷肯定是一个世界强国，尽管它只控制相对较少的领土和人口。的确，教廷的“王国”固然是宗教性质的，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同样，早在1818年，当法国不得不向银行举债来偿还战争欠款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7]。”他说的并不是一句戏言。

如今，金钱的威力比其在19世纪初期远为强大，而国家控制世界经济——也就是金钱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所以，不要怀疑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虽然在地理上它并不占有多大的面积，仅仅是位于“一块墓地和一条河流之间”[8]的6个狭窄街区，但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是纽约金融市场的代名词。当人类迈进第三个千年时，这个市场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跳动的心脏。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市场，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密切关注华尔街，否则必然会遭受损失。

然而，这条其貌不扬的小街如何成为这样一个强大金融帝国的象征？而纽约——这个除了在18世纪末期短暂的一段时间[9]以外一直默默无闻，没有成为美国的首都，甚至未能成为纽约州首府的城市，又是怎样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了像太阳系中太阳一样的地位呢？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纽约的崛起缘于它众多的天然优势，它拥有北大西洋最优良的海港，也秉承了荷兰移民世俗爱财的传统，但是它成为金融中心却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千钧一发的转机——威灵顿公爵[10]曾说滑铁卢战役的胜负仅在“毫厘之间”，而华尔街的成名也不例外。如果不是1812年副总统乔治·克林顿[11]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打破僵局，赞同而不是反对詹姆斯·麦迪逊总统[12]关于续签美国银行许可证的提议的话，那么今天的电视播音员在晚间财经报道时就可能会说：“今天在切斯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上……”；如果他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ton）州长没有力排众议说服立法机构通过修建伊利运河的议案，今天的纽约也可能只是美国东海岸的几个主要城市之一，而不会成为西半球最伟大的城市。

美国很幸运，它建国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而《国富论》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开创性的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美国没有那些古老社会里难以消除的特权对生产力的束缚。有人曾经估算过，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如果一个人要从法国的鲁昂运货到马赛（尽管现实中永远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他将不得不缴纳多达50种以上的税赋，这些征税权是由王室一次一次地分别授予各地贵族和领主的。1787年的美国立宪大会，使得美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而美国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美国从建国之初就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或是设置其他限制。

不仅如此，正如工业革命为西方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也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发展受益于政客们最小程度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政客们和资本家们差不多一样自私自利。

然而，华尔街之所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不是只靠运气。

在数学意义上，一个自由市场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博弈场，而每一种博弈——从扑克游戏到世界大战，都有参与者、博弈策略和计分规则。但是与扑克游戏不同，自由市场的博弈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在扑克游戏中，之所以有赢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有输家。而在自由市场的博弈中，如果其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那么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信息完备也只是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接近，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当然，这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可以想象，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完全预测，那将是多么沉闷和令人窒息。因此，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也就意味着事实上自由市场总会有输家。

尽管如此，在一个自由市场中，长期来看，获得的利益总和将远远超过失去的利益总和。这一点，在资本市场上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资本，这个曾一度被称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实际上和劳动力、资源、技术一样，是任何国民经济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工人或原材料就不可能造出汽车，同样，没有工厂也不可能造出汽车，而工厂、原材料、工人的薪水，以及一个成功企业所必需的无数其他先决条件，都需要有资本才能得到。

请注意上一段第一句话中“长期来看”这个词。时间往往正是一个自由市场所最需要的，因为，一个完全依靠自我运行的自由市场，往往会很快趋于崩溃。原因很简单：自由市场是由谋求自我利益的人组成的。事实上，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富论》中，他写道：“同行是冤家，即使是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中，人们也各自心怀鬼胎；而他们相互沟通的目的，往往只是合谋来损害公众的利益，或者设法哄抬价格。”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游戏规则，需要裁判来监督，并强制执行这些规则，否则，市场参与者们就会自己毁掉这个市场，正如一句广为人知的格言所说：“如果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机制上尚存缺陷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资本家（的贪得无厌）[13]。”

在华尔街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关键历史阶段，规则和裁判恰恰是它最缺乏的——早期的华尔街市场如此之小，小到维持游戏的公平只需要舆论的监督，就像左邻右舍玩扑克游戏时一样。但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得华尔街突然成为地球上第二大资本市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资金在交易，原先陈旧的、非正式的交易和监管体系迅速崩溃，但一时还没有新的体系取而代之。在这个阶段，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联邦政府应该在市场监管方面有所作为，而当时的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都深陷在腐败的泥潭当中，大部分官员都很容易被金钱买通。

在一段时间里，那些只关心下一次获取暴利机会的投机者可以为所欲为。当然，根据人的本性，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经纪人队伍随后开始主导市场，因为他们的利益有赖于市场长期的稳定，所以他们严格执行规则，压制了投机者的猖獗活动，从而使华尔街逐步成为一个长期健康运行的资本市场。

从结果看，华尔街是证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的最好例证。华尔街的经纪人只是在一个稳定、公正的资本市场中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客观上为美国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融资渠道，而美国也很快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华尔街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获益更多的是美国——它作为一个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并使得“美国世纪”[14]成为可能。

在这个美国世纪中，经纪人的利益和投资者（请注意不要与投机者相混淆）的利益又开始渐渐发生冲突，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正如投机者在75年前抵制经纪人推动的改革一样，这一次，经纪人起初也抵制这些改革，所以，这一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推动才获得成功的。几乎在同一时期，华尔街在其一如既往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将证券投资引入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从而再一次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并使得千家万户走向富足。

华尔街一向不属于美国的“主街”[15]，但是，计算机这样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使一切都不一样了，它给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不亚于早年的蒸汽机。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金融帝国、一个特殊的“世界强国”崛起的故事。正如2500年以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华尔街刚出世时非常弱小，微不足道，完全不为世界列强所注意，但是地理条件，政治格局，技术进步，还有纯粹的运气因素——运气往往是所有伟大事物必不可少的标志——都促使其成长，使其超越了它的左邻右舍，成功地——当然也常常是痛苦地——应对其内部的冲突，最终成为一个金融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使得所有其他世界强国无法藐视它的存在，否则只会给它们自己带来麻烦。

同样，和罗马的故事一样，华尔街的故事也是一段值得向人们讲述的传奇。因为，正如罗马人一样，在华尔街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慷慨又自私——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

[6]凯克望远镜，位于太平洋夏威夷岛上的一座天文望远镜，坐落在海拔4200多米的莫纳克亚山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译者注

[7]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 Bank），始建于1763年，创始人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是英国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商人银行集团。1995年，巴林银行因投资失败而倒闭，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译者注

[8]指华尔街的地理位置位于纽约下城三一教堂旁的墓地和东河之间。—译者注

[9]指纽约在独立战争期间和此后一段时间内曾作为美国的临时首都。1789年，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10]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在他任首相（1828~1830年）期间，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29年）。—译者注

[11]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1739~1812），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805~1812）。—译者注

[12]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译者注

[13]此处原文为：“If the trouble with Socialism is socialism，the trouble with capitalism is capitalists.”——译者注

[14]指20世纪。—译者注[15]Main Street，译作“主街”，常用来泛指美国的主体经济或主流经济，如制造业等。人们传统的观念是，华尔街为美国主体经济提供服务，而不是主体经济的一部分。这一段的意思是，华尔街已经成为美国主体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