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2)

[37]唐提式养老保险（Tontines），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办法，所有的参加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的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译者注

[38]一般经纪人（generalist broker），指从事多种经纪业务的经纪人。—译者注

[39]证券，通常指股票和债券。—译者注

[40]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译者注[41]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因在该交易所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其他多种证券，通常它也被译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约交易所。—译者注[42]卡特尔（cartel），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或同业联盟。—译者注

华尔街早期的牛市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纽约交易所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牛市的一个大玩家，他在牛市的操作方式成为此后所有牛市操作者追随的“榜样”，直至今日。

杜尔1747年出生在英国，杜尔的父亲是西印度群岛[43]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尔受教于伊顿公学，曾随克莱夫[44]的军队在印度服役。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过他父亲的房地产，然后定居在纽约，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笔利润丰厚的业务——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船桅和船樯。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附近买了一片开阔的林木茂盛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并盖了一座大庄园。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他站在了反抗英国的一边，并入选了大陆会议。卸任后，他靠给大陆军供应物资发了横财，并娶了凯瑟琳·亚历山大，也就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凯蒂小姐（Lady Kitty），她是非常富有的美国将军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女儿。

独立战争后，杜尔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的豪宅里过着王室般的生活，有穿着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每一顿饭要饮用多达15种以上的酒。他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得益于18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的金融事件。1785年，他被任命为依照《联邦条例》（Articles of Federation）设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Treasury Board）的秘书，这个职位简直就像是为获得内幕信息而专设的。1789年，汉密尔顿（他的妻子是杜尔妻子的表亲）任命杜尔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汉密尔顿本人很正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他在政府的职位来谋取私利，也从来没有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内部信息。当他的朋友——弗吉尼亚的亨利·李（Henry Lee）向他打听有关财政偿债计划的消息时，他拒绝告诉亨利任何消息。相比之下，杜尔就没有那么洁身自好了，例如，威廉·宾厄姆（William Bingham），一个费城的有钱人，也是杜尔的密友，满怀信心地在阿姆斯特丹举债6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投机于联邦债券。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杜尔的帮助，但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内部信息帮助他提高胜算，他怎敢冒如此大的风险。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联邦证券的投机活动，但杜尔宁可辞职也不愿遵守这条法律。他对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的兴趣远比对自己本职工作的兴趣要大，而且，事实上，他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也早已名声在外。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投机活动中去，直到汉密尔顿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这位从前的部下。他在1790年初秋给杜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担心，唯恐你会走得更远，那样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也会损害公共利益，连你我之间的友谊和我对公众利益的义务都将受到威胁。”杜尔有没有回复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没有书面材料留下来，但是面对汉密尔顿的提醒，杜尔的行为显然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其他人，杜尔继续参与投机。为他提供投机本钱的债主中有亨利·诺克斯[45]，当时美国战争部的部长。杜尔和其他人的主要投机工具是美国银行的股票，该股票的发行价是每股100美元。在1791年9月下跌之前，它的价格曾高达每股185美元，但却从未跌破过130美元，并且很快就又回升到170美元左右。

1791年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合伙经营，麦科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公民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股票放在麦科姆的账户上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麦科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以及他与财政部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年终他们将平分利润。

当市场传说美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被证实的话，股价肯定会上涨，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事实上，杜尔似乎有着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做多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在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做空纽约银行。这样，杜尔公开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也在赌这不会发生。即使收购没有发生，杜尔和麦科姆合营的股票账户损失惨重，杜尔自己的账户上也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与麦科姆的合营协议中约定使用麦科姆的钱，而没有他自己的，他这样两面同时“下注”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作这种“牺牲”的。

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百万银行（The Million Bank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如其名字所喻，真的拥有100万美元的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不言而喻，这一合并将发生在广泛传言的纽约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投资者蜂拥抢购，在百万银行的股票发行时，该股票的认购权证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46]银行宣布发行4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740份。

在这股狂热的高潮中，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尔身上，似乎他不会错。他的股票操作本来应该是很秘密的，但却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四处借钱购买股票也为股价的上涨火上浇油。他向银行借款，也向私人借款，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 Livingston）借了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著名人物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John Roosevelt）和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他开始买进银行股，为未来交割做准备，相信股价的上涨会使他有能力还钱。

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而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结果。

将股票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会员，因此他们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于是利率飙升到日息1%。

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做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审计员发现杜尔所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时，终于东窗事发了。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别无选择，他下令财政部对杜尔提起诉讼来追回这笔款项。

绝望中，杜尔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是仅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蜂拥把钱扔给他的人们，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像所有其他华尔街的绝望者一样，杜尔孤注一掷。在3月22日他写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经借给杜尔巨额的款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神圣，我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事实上，不用说，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一天后，他就因欠债不还而入狱，并在那里了结余生。杜尔入狱后，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当时纽约这个小小的金融社区里，就有25起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过他还有钱的人，现在也宣布自己已经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

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的其他人，就这样，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所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糟。虽然很多投资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也只会怪罪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还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保证恐慌不会摧毁基本完好的交易体制，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支持市场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供给的短缺，他允许商人可以用期限为45天的短期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这些关税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都不会发生。”

汉密尔顿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这样一个严密的应急计划有效地阻止了恐慌，使之没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确保了股市危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有个别的投机者无法避免地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汉密尔顿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及其所包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他们只看到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当他们随后执掌政权时，他们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使得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再一次义不容辞地介入一场重大的投机恐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

杰斐逊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将不得不自己建立规则，自己设计运作程序。这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的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43]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位于北美洲东南部与南美洲北部的群岛。—译者注

[44]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在保卫大不列颠在印度利益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注

[45]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1750~1806），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他曾把在纽约提康德罗加要塞缴获的55门大炮运到了波士顿，乔治·华盛顿用这些大炮迫使英国军队撤出该城（1776年）。—译者注

[46]坦慕尼（Tammany），后来演变为美国民主党的一个政治集团，也称坦慕尼协会或坦慕尼集团，在19世纪末，曾经一度控制了纽约的政治。—译者注

事实上，所有的银行，包括纽约州的百万银行，到此时还没有开张，尽管它们早已在投机狂热最高涨的时候就宣布成立。即使没有发生股灾，它们中能有几家会真正开张也是一个未知数。而要公开发行股票，一个公司需要得到许可证。在18世纪末期，这只能由州立法机构批准。

公司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发明，它对资本主义体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公司出现前，一个人如果要投资，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合伙投资，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置于风险之下。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一个公司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法人。公司可以被起诉，可以拥有它自己的财产，可以破产，甚至可以被指控刑事犯罪（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将一个公司关进监狱）。当然，公司也可以被征税。但是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公司本身，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必对他们持股的公司的行为负责。同样，股东们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他们在公司里所有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