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美国的创新天赋(4)

1783年，就在13个州和平组建美国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空旷的大陆，是一个仅有母国英国人口（有400万人）一半的农业国。即便其最大的城市也没有伦敦的1/10大。新美国人经受了长期的战乱，他们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自然资源是何等重要，现在他们能够开发甚至决定自己是否要开发它们。让人激动不已的是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憧憬，流行文化的创造者是将军、政治家、牧师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亚当·斯密断言，正因为那片未开垦土地的诱惑，所以在美国还未曾出现以“远距离交易”为目的的制造业。他指出，商品制造商——斯密称之为“工匠”——只要获得了超过其所需原料的收入，就不会去扩大自己的生意。他不会受到大笔收入的诱惑，因为现有的一切就可以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他认为工匠是自己顾客的仆人，顾客是他的衣食来源；但是，农场主需要耕种自己的土地，要靠自己家庭的劳作获取基本生活来源，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真正独立的人。”殖民主义同时培育了一种内心敌视制造业和工业的习性。以重商主义而闻名的英国把其所有殖民地当做原材料的来源地，而不是发展制造业的地方。

美国革命的煽动者也或多或少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都是有产者，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社会最大程度上是靠农业、渔业和贸易维持的；制造业被设想成为女人在家里织布、编毯子、搓洗东西、缝制衣服，男人在家里做家具、铸铁锹、铰铁链，以及沿街补锅、打铁、做木工等家庭作坊余下的工作。他们的词汇表里没有“资本主义”这个词，如果有，也是被当做一个肮脏的字眼。本杰明·富兰克林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个人财富的积累。在《独立宣言》的27条特别申诉中，开国之父们对英国政府打击美国制造业规模而采取的不受欢迎政策只字不提。宣言的主要起草者非常清楚美国应当发展成为哪种类型的社会，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在178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绝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民围着操作台忙碌，或者去操作手动纺纱杆；而希望木匠、泥瓦匠、铁匠们都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但对于一般的加工业，我希望他们仍留在欧洲。”古维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预见了美国“将涌现出大批机械师和制造商”的时代，可是他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相对孤立，特别是在审视工业革命蓄积的力量对英国造成的影响方面。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坚持认为土地是唯一真实的财富，相反，让他感到困惑的是阿比盖尔（Abigail）对投资有价证券的妇人之见。即便是集商人、科学家和发明家于一身的富兰克林，也歌颂农业，瞧不起商业。

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个体企业。中央政府弱化了管治职能，亚当·斯密的放任政策观念已经扎下根来。1790年，乔治·华盛顿在对国会所做的首次咨文中，建议“对从国外引进新型适用发明的人给予实质性的奖励”，然而他却没能说服国会拨款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特别是他在财政部的助理秘书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1755~1824），为奖励发明和制造业的拨款据理力争，结果徒劳无获。有几个州公开设立奖金，激励企业引进机械设备或众所周知的生产线，如梳毛机、硫黄、电线和编织品，可是那些人依然囊中羞涩。同1781到1785年这一时期相比较，1786到1789年授权企业可以融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美国产业界仍然缺乏资金，筹措资金的能力不强，整个经济大环境显得沉闷不堪。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萎靡不振的美国如何能领导世界蒸汽船行业的发展呢？不错，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推动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蒸汽船服务业的发展——他采用了英国的瓦特-博尔顿（Watt-Boulton）低压蒸汽机。然而到了1830年，在繁忙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行驶的蒸汽船却采用了美国人自行发明的高压蒸汽机做动力。确实，地理条件也是蒸汽船得以发展的有利因素。美国密布着大量的内河流域和众多的湖泊，加上有森林木材持续地用做燃料，比起英国相对狭窄的内河航道，美国蒸汽船的应用空间更加广阔，英国的河道两侧没有覆盖如此多的森林，因此适宜远航的英国河流不像为驿站马车修筑的快速道路那样多。但英国当时仍是最主要的海运国，这为蒸汽船主们提供了许多近岸内河航运和横跨英吉利海峡进行贸易的机会。英国的气候变化远不及美国那样猛烈，而且英国还有制造工艺的改进和金融实力做后盾，这一切无疑有利于蒸汽船业的发展。早在1788年，威廉·赛明顿（William Symington，1763~1831）驾驶一艘由他自己设计发动机的蒸汽船沿河上行，连续行驶到了苏格兰的一个观光湖泊。1803年，赛明顿在资金断绝的情况下失去了研制蒸汽船的兴趣，这再次说明个体在蒸汽船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英国，尽管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在瓦特设计的蒸汽机制造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这也成了阻碍蒸汽船发展的消极因素。这对合伙人拥有25年的设计专利权，而且还可以对原专利范围进行扩大和延伸，这无形之中阻碍了其他潜在实验者的发展。这对合伙人渴望保护他们的权利，拒绝跟别人合资。但谁又能够责备他们呢？他们花了整整25年时间才收回初期投资，同时还要向法庭支付时常出现的诉讼费用。另外，工业革命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瓦特本人也借助自己的威望，影响其他人对用蒸汽船来航海一直持怀疑态度。

最终，美国蒸汽船先驱们的形象就定格在了这个国家心中。1787年，约翰·菲奇（1743~1798）第一艘实用型蒸汽船下水，他完全无视瓦特对蒸汽发动机设计的担忧，而且非常自负，完全不在乎瓦特是否知道这一切。赛明顿因为没有资助人而犹豫不决，菲奇则不屈不挠地争取所有可能的机会。极具人格魅力的罗伯特·富尔顿和精明的合作伙伴罗伯特·利文斯顿以及具有反叛精神的亨利·施里夫（Henry Shreve）都对蒸汽船的发展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的俄亥俄流域和中西部地区，蒸汽船是工业革命的敲门砖，而他们的这种态度则使之显得与众不同。新型蒸汽船发动机制造厂和铁件铸造厂吸引了一大批熟练技工，他们汇集到匹兹堡、辛辛那提、威灵、路易斯维尔，以及后来的圣路易斯。有一组数据能表现当时发展的速度之快。在1809~1819年的10年间，蒸汽船建造的总吨位数从1000上升到17000，而1830年的数字是64000，1840年则是202000。

到1830年，随着蒸汽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美国人渴望跟随英国的脚步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这种热情呈现出乐观甚至盲目自大的情绪，美国在新型领域的发明能够跃居世界第一的观点在当时急剧膨胀起来。杰斐逊也受甚嚣尘上的美国人完美无缺论调的影响。1785年，他曾写信给巴黎的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恳求她给自己寄两条英国的亚麻桌布和餐巾，因为英国货“比这里的更好、更便宜”。到1812年同英国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他对安装在自己庄园里的纺织机械津津乐道，因为只需两名12岁的小姑娘和两名妇女即可加工他家里所需的全部亚麻布、棉花和羊毛。“我们的制造工人，”他自夸道，“几乎同英国的那些工人在同一水平线上。”

工业革命运动从必将失败到走向繁荣，从被禁止到急剧扩张，经历了50年时间，其中有两起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824年3月3日，蒸汽船成了那个星期一事件进展的催化剂。美国历史上对法庭审判造诣最深的人之一、伟大的司法创新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自1801年以来担任首席法官——终结了纽约州对蒸汽船服务业的垄断地位，而且他的裁决结果造成的影响超出了对航运权本身的制约，且一并解除了美国跨州贸易活动的限制。

第二件解除人们思想束缚的事件发生在1838年，当时的国家专利法使发明家们的利益得到保护。1790年以前，发明人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地取得专用许可证，为此要满足各州不同的要求。1790年颁布的第一部《联邦专利法》简化了专利申请的手续，但它只是建立了一套申请专利权注册的程序，并没有对专利产品进行审查。当时不提供任何产品独创性的证据也能够申请专利，以致几个人可以持有相同发明意图的一个专利权。实际上发明者们仍旧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保护自己的所有权。赛勒斯·麦考密克（1809~1884）在1834年获得谷物收割机发明专利的时候年仅25岁，他在22岁时即完成该项发明，但是在1848年基本专利权期满后，他的余生就花费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改良成果的专利权上面。多产的发明家和创新者奥利弗·埃文斯对法官的裁决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的专利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结果他回到家里销毁了自己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