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经济的近忧与远虑
上篇 何处飞出“黑天鹅”
中国经济的近忧与远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人形容中国经济，就像莫奈的画一样，从远处看非常漂亮。从美国看，从欧洲看，美得不得了，有人甚至提出了要中国救欧洲的想法。但是真正从近处看，就会发现像雾里看花，很不清楚。话是这样说，实际上，别的国家也一样。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拓广开来，就是国国有本难念的经。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你真的跟当地的熟人谈，听到的也都是抱怨。既有近忧又有远虑，人之常情，国之常情。“黑天鹅”也不时地出现。近年来，“唱好”中国与“唱衰”中国的议论也总是不绝于耳。对“硬着陆”“房地产崩盘”“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地方债务危机”等等问题，借一句网上时髦的用语：“元芳，你怎么看？”
一、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美国纽约大学有一位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经济学教授，人称“末日博士”。2005年以来，鲁比尼对美国经济、美国的金融发展不断地提出很多灰暗的预测。他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出现大问题，金融泡沫早晚要破裂。他出了一本书叫《金融灾难的十二个步骤》，详尽阐述了美国的泡沫将会如何一步一步地破裂。开始没有人理他。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人们想起了他，发现他预见的确实很准。之后危机一步一步地发展，也跟他所预测的八九不离十。他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慌了手脚的小布什总统马上把他请到华盛顿，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国际事务高级经济学家。从此，他被人称为“末日博士”，也就是国人所说的“乌鸦嘴”。
据报道，这位“末日博士”提出的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观点是：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要“硬着陆”。他一生中只来过两次中国，一次是2009年，我当时所在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请他来讲美国的金融危机。2011年初，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大家就是大家，在华的短短几天，他就看出了中国经济的大问题，预测2013年后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他的根据是，晚上去看中国的高楼大厦，灯都是黑的，说明中国有很大的房地产泡沫。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任何国家都会有一次经济的硬着陆。他说：“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充斥着过度投资，空荡荡的机场和高铁、没有出口的公路、成百上千个庞大崭新的中央或省级政府大楼、‘鬼城’、预防全球铝价格上涨而新建好但未开工的炼铝厂，等等，无一不是中国过度投资的明证。”于是他预言：“最终，更可能是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将遭遇严重的硬着陆——包括20世纪90年代东亚在内的所有过度投资，最终都以金融危机或后续经济缓慢增长为结局。为此，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净出口在GDP的比重，刺激消费的增加。”注意，这里他用的是2013年以后，至于多“后”，他没说。
大家天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唱好中国”与“唱衰中国”两种不同论调的争论。但是，这年头只要是“末日博士”说的话，大家都特别关注。报纸等媒体一转载，把2013以后的“以后”两个字省掉了，于是“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变成了很多媒体的通栏标题。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中国的GDP增长，2009年第四季度时是12%，到2012年第三季度已经滑到了7.4%。由于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消费都疲软，中国的出口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特别值得担心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林毅夫曾预言，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至少是一个中期现象。没有三到五年，西方经济走不出危机。美国与欧洲过去的那种靠借债超前消费的模式，再也持续不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几十年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得不改变了。
1.潜伏的“黑天鹅”：中国经济四大风险
从近期看，中国经济至少存在下面四大风险。
第一，房地产及其引发的系列风险。我们正处于房地产的调整过程中。火爆多年后，房地产限购等措施使得北京周边的房价，降了大约30%左右。即使这种风险不会导致整体经济的“硬着陆”，房价一旦下跌过快，也会对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因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房地产的崩盘往往都要引起一场经济危机。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的次债危机，再到目前的欧债危机都与房地产崩盘不无关系。要防止我国房地产的泡沫继续扩大，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现在就要让房地产软着陆。认真看一看2012年下跌的所有数据，几乎都与房地产投资的下降，都与房地产的不景气有关。
房价如果下跌过快，很多借银行贷款买房的人，就不愿意偿还贷款了，从而“断供”，这会给银行带来问题。另外，这几年地方政府近50%的财政收入靠卖地取得。一旦房地产价格暴跌，地方政府的收入就会降低，这个时候也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第二，企业转型的风险。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劳动力短缺。这两年农民工工资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内地企业正处于日本60年代、港台地区和韩国80年代大转型的时期。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大浪淘沙过程。这几年各个地方也在推动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但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的知识准备好了没有？金融机构对企业转型中所需的大量长期资金有没有灵活的机制给予提供？劳动者能不能适应大跨度的技能变化的要求？各级政府能否快速、准确提供企业、市场、劳动力转型所需的新环境、新政策？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这次转型能否成功。
第三，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问题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利率结构的先天畸形。民间借贷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渠道融资太困难，另一方面，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狭窄，而且投资回报率太低。这样，有需有求，民间借贷市场自然活跃。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对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限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但是，民间借贷一方面非常活跃，另一方面又很不规范，这就放大了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要想吸纳更多的资本，就必须承诺更高的回报率，这样一来，等于加大了融资者的成本。一旦民间借贷的成本远远超出融资者的投资回报率，这种民间借贷模式便要出问题。不但冲击金融体系，更会引发经济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
第四，地方政府债务。2008年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资公司，即投融资平台。这些投资公司往往以土地为抵押品。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到2010年已有10.7万亿的债务。这还不包括乡、镇、村一级的债务。有人估算，县以下的债务至少还有上万亿。假如把欧盟比作一个国家，把希腊比作是欧盟的一个省，那么，我国地方债务与希腊债务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规模相似。地方政府债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希腊不相上下。再者是借贷机制相同。希腊之所以敢借这么多债，根本的原因是还债的机制为本届政府借，未来政府还。同样，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我国地方债的迅速攀升，也与这样的机制有关。最后，贷款银行的败德机制相似。把钱借给希腊的银行专业人员难道算不出来还款有问题吗？大家都知道，在欧元一体化的机制下，如果希腊债务出了问题，欧盟不得不管，否则欧元就要崩溃。中国的银行们同样也是这种心态。地方债务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过去几十年这种现象多次出现，政府多次救市，屡试不爽。
当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毕竟还有与希腊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希腊没有独立的货币。希腊使用的货币是欧元，本国不能印货币，而中国能印货币；第二，希腊的债主要用来消费，但中国主要投资基础设施，还是有一定回报的；第三，中国政府手上还有巨额国有资产。在非常严峻的时候可以卖企业，卖资产。因此，虽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很大的风险，但是目前而言这种风险还是可控的。
2.中国经济能否挡住“多箭齐发”
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上面讲到的任何一个风险，遇到了都是大困难。搁在别的国家，出现一个就可能产生危机了，而我们是“多箭齐发”，还不断地出现不可预料的“黑天鹅”，中国经济抵挡得住吗？
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这首先要定义什么叫“硬着陆”。在讨论中国经济时，大家往往用的都是一个词，但这个词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完全不一样。吵了半天，实际上基本观点都一样。经济硬着陆就是衰退。按国际标准说法：如果一个国家的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或者零增长，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处在衰退之中。但是在中国经济过去3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下，什么叫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呢？
有人说，中国经济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季度的增长达到了6.1%。以这个指标为标杆，经济增长低于6.1%就应称为“硬着陆”。当然也有将之定义成5%或4%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在2013年或是未来几年出现6%甚至低于6%的增长，可能性并不大。实际上，从2012年9月开始，各类经济指标都显示增长率开始缓慢上升。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不应该出现硬着陆。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后，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条传播很广的微博：“中国，请你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慢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抛弃。”这条微博在国内疯传，它反映了人们对于过去追求GDP高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战略的质疑。
3.“九略高，八正好，七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对每年的GDP增长率如此之关心，如此之熟悉的了。一谈起GDP，从国家领导人到出租车司机，都如数家珍。2012年三季度7.5%的GDP公布之后，专家们见仁见智。乐观者见到的是半杯水满，认为增长还略好于预期；悲观者看的是半杯水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开始。而我的观点就像题目上所说的，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是，“九略高，八正好，七也没什么大不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下调了几乎是全球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欧债危机远未过去，政府债务支付困难还会不断重复出现；财政悬崖使美国又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受这些经济影响，全世界新兴国家的增长都在大幅下降。
当前的形势中还有一个须十分注意的因素，就是要防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应该看到，目前较低通胀的局面是十分脆弱的。我国通胀的70%～80%是由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美国正在遭遇25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大旱，欧洲也正在遭受大范围干热灾害的袭击，其中英国的干旱为30年来最严重，法国近1/3的地区因干旱采取限水措施，欧洲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德国由于干旱被迫将小麦总产量下调10%。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5年来第3次粮食通胀的冲击。农作物的歉收导致市场粮价出现波动，一些地区的玉米市价直升30%。在芝加哥，玉米价格更是上涨41%。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担心失业过多。而现在全社会总的说来还处于劳动力短缺中。企业找不到足够的员工，工资还在快速上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过快增长，会使劳动力短缺更为严重，带动劳动工资的进一步上涨。而城市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又会带动农村短工工资上扬，进而推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因此，不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现实情况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都不易，也不该太快。特别是不宜通过政府过多的宏观刺激，人为地把增长推得过高。
从这个意义上看，2012年上半年7.8%的增长率，下半年只要经过努力，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货币政策上稍放松一点，就能保证全年至少7.5%的增长率，达到年初定下的增长目标。因此，不必再采取过多的政策干预。
纵观全球，在未来很多年中，随着各期债务的到期，欧洲债务危机会不断重演。不大幅调低社会福利，政府赤字压不下来，债务还会不断增加。调低社会福利，又会触犯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会出现不稳定。日本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后至今还未能真正调整过来。美国经济的活力更大一些，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维持长期的低通胀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很难上去。而一旦货币增发从量变引起了质变，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局面可能会产生。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即使是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恢复过去常出现的两位数的增长将十分不易。加上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在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下，劳动者收入会相对快速增长。这时如没有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又可能引起通胀。这些都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况且，宏观经济更宽松一些，还能给我们未来的结构性改革留下更多的空间。因此，“九略高，八正好，七也没什么大不了”，应该成为一段时期内合适的增长目标。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下，“稳”字要抓两头。在启动宏观微调后，就要注意防止投资反弹过快。应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动力还在，对投资失误的惩罚不足，只要有机会大干快上，内在的机制很容易造成矫枉过正。近日来，一些地方政府把这轮调控又当成是一次大干快上的机遇，上项目的兴奋状态令人担忧。
经济的大起大落、增长的不稳定，受冲击最大的往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以笔者看到的一篇有关四川农村金融的调查报告为例，当地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农户的问题贷款。在几年前的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热中，很多刚刚起步的农民将自己多年打工积累下来的钱，加上贷款，大量购买了与基建相关的设备和投入，如工程用车、工程机械、承包小工程垫资、建筑材料生产投资等等。由于2011年宏观政策一转向，这些处于建筑末梢的投资农户大部分血本难回，形成坏账。
（1）稳增长要抓住银行贷款这个“龙头”。
在上次4万亿的拉动经济政策中，实际上政府财政支出并不多，当时支撑巨额投资的主力是银行。在4万亿的投资中，中央政府只出了1.2万亿，加上地方财政投入，财政支出也就2万亿左右。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财政本来就要投入的钱。而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从2008年的4.9万亿陡然上升到2009年的9.6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也有8万亿。
因此，要防止这次投资过度反弹，首先要防止银行贷款的再度飙升。在宏观上，对货币的投放、利率政策要谨慎。要降息最好先从非对称的降贷款利率入手，防止存款出现负利率。对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额度要实行总量控制。在微观上，对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谁审批，谁负责”，有关部门可重申不良贷款的终生追究制。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很重，但目前的还款机制是借钱建设马上能出政绩，还钱是未来政府的事。因此，地方政府有举债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出了坏账要追责任，首先要追银行的责任。银行工作人员是专业人士，应该对项目进行认真的尽职调查。项目能不能还款，其实并不难计算。银行已经商业化了。这些年国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投了这么大的资买贷款管理硬件与软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员工培训，这时还说经验不足，还把责任全推给政治影响，说不过去了。
（2）防止对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
最后，把宏观微调要多花的钱花在节能、环保、新兴产业上，是必要的。但要防止央企、国企又拿到大头，产生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比如，卫生部长陈竺宣布公立医院不能再负债建设、盲目扩张，要为民间资本留出空间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加快各个垄断或变相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及金融支持，是当前既不用政府花太多钱，又可以加速结构性调整，加快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
随着国务院各部门密集出台落实新36条的细则，应该借这一东风，把民营投资给真正调动起来。实践证明，仅有一些条例、一些规定还不够，一定要有监督检查，要问责，有奖惩机制。当前要特别防止借宏观微调，大量的资金又涌向“铁公基”，涌向大型国企，出现把民间投资、小微企业进一步挤出去的危险。为此，应该加强各项政策与措施的透明度，制定规则来加大项目审批与投资的透明度。例如可以定一条规矩，让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一律及时在网上向社会公布，以此来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社会对公共投资的监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宏观微调的早期就要定下防止矫枉过正的机制来，防止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二、2020年能否确保两个翻一番
对老百姓来说，中共十八大最大、最实惠的亮点，在于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GDP与居民的实际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1.确保两个翻一番意义重大，但得之不易
实现两个翻番，特别是第二个翻番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名列世界前茅。经济总量也达到了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却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造成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现象。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中很多重大结构性问题，都与这一比例下降有很大关系。比如说，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与投资、内需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之一。表现在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造成的。又比如说，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增长不但远低于GDP增长，也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
内需不足，就不得不靠投资。国家就不得不上很多大项目。政策就要向工业、向城市、向国有企业、向大项目倾斜。银行、金融业也要往大做，以支持巨额投资的需要。而不断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越来越大，内需不足就不得不出口，造成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不但容易与别国产生贸易摩擦，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在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中也很容易缩水。
因此，实现GDP与居民收入的两个翻番，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实现第一个翻番，即GDP的翻番，不难。但实现第二个翻番，即居民收入的翻番，不易。改革开放30多年来（1979～2011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近10年来的年增长率更高达10.7%。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近年来增长率已逐渐放缓。未来8年（2013～2020年），要保持过去两位数的增长不容易，但从GDP翻一番的要求来看，要达到年平均7.2%的增长就够了。从现在的情况看，这并不难。
但是，要在未来8年中居民收入增长翻番，并不简单。据统计，1979～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7.4%。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居民收入年增长率要比GDP增长率低2.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8年GDP增长为7.5%～8%，按这一比例，则居民收入增长为5%～5.5%左右，达不到翻一番7.2%的要求。即使拿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最近10年的数字来看，2002～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9.2%，农村纯收入平均增加8.1%，比同期GDP增长率还分别低1.5与2.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在未来8年GDP年增长7.5%～8%的条件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难以达到年增长7.2%。换句话说，要保证居民收入翻番，在收入分配的结构上就要有大的改革。依靠过去30年，甚至过去10年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够的。
2.为什么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呢？依据经济学理论，GDP生产出来后是要全部分配出去的。如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那么谁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呢？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看，GDP生产出来后，大体上被划为三块：第一块是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及政府的其他收入；第二块是企业利润；最后一块属于居民，通过工资、农产品销售收入及其他收入来维持居民生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就意味着政府与企业的收入比重在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8%，1995年最低的时候仅占10.9%，而到2011年已经上升为22%。这还不包括近年来增长很快的土地出让金、国企收入等收入。而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攀升。政府与企业收入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就挤压了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因此，要确保居民收入翻一番，除了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要进行收入分配大的结构性调整。说白了，就是政府与企业要让利。这并不是要政府与企业减收，而是说它们收入的增长速度要降下来。十八大提出了要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个说法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也不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否则对居民收入一定会有一个挤出效应。
那么，政府与企业如何向居民让利呢？根据历史数据，GDP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差2个百分点左右。从现在的收入水平看，大体上是每年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要把这1万亿每年从政府及企业中拿出来给居民，还要尽可能地让低收入的居民能多拿到一些，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大文章，需要深入分析，详细计算。从政府与企业兜中把这么一大笔钱掏出来，如同虎口拔牙，实属不易，需要大智慧，大博弈，大手笔，大决心。在此，我仅谈一些大思路，详细的设计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
3.政府如何向居民让利
假定，纯属假定，在上述居民收入增加的1万亿元中，一半由政府拿，一半由企业拿。该如何进行？当然也可以是政府少拿点，企业多拿点，反之亦然。这里仅提出一个思路，供学者们参考。
按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规模，5000亿元等于是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5%左右。过去10年，政府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0.4%，减去平均通胀率2.6%，实际增长为17.8%。如能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降到与GDP增长同步的水平，即年增长8%，则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的减少，就等于是让出了1万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能保证政府的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高一点，但不要高得太多，每年的这5000亿元就绰绰有余地让出来了。
因此，要保证两个翻番的第一条，就是政府不过度超收，财政收入不要增长过快。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工作绩效要加上一条：在保证政府的收入时，不要收过头税。税收少了是没有完成任务，税收多了也没有完成任务，绩效评估时也要扣分。
在具体执行上，还可以考虑如下一些措施。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到5000元左右；加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目前很多小微企业是按照“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或“承包承租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为35%，比企业所得税率高10个百分点，很不合理，可降至与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致。这不但可以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以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
除此之外，未来政府在一些民生问题上的补贴也可以考虑少给企业，多给居民。例如对水电气、公交、种子、化肥等的补贴，现在更多的是补到企业头上，并没有算进居民的收入。政府花了不少钱，老百姓感觉不强烈，企业也不感激政府，还造成了价格的扭曲，吃力不讨好。如把这笔钱补进老百姓的收入中，让价格高一些，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如何消费，消费多少。政府同样的支出，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利用，百姓的收入也会提高。况且，一刀切式地补贴企业，实际上是富人受益更多，因为他们消费得更多，这很不合理。而补贴居民，可以采取贫困与低收入人群多补，中等收入人群少补，富人不补的方式。
当然，要政府减收，或减缓增收速度，前提是政府要减支，或减缓支出的增长速度。现在新开展的民生工程越来越多，过去的民生欠账也要不断地补回，财政增收速度下降，会给政府的运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在提出两个翻番，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同时，政府同时要减少开支。要加快梳理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该花的钱，坚决地节省下来。最近温州市政府采取了措施，把行政开支减少了40%。这说明，如果措施得力，很多政府的支出是可以减下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透明度，由社会来监督。如三公经费的限时公布，使各部委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消费有所克制。如能将政府预算公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群众在网上来监督，相信政府的支出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的。
4.企业如何向居民让利
同样，企业也要向居民让利。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企业的利润也一直在攀升，利润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要确保居民收入翻番，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企业也要让出，比如说，1个百分点的GDP利润来，也就是5000亿元一年。
然而，与政府部门的统一结算不一样，企业的收益是严重的苦乐不均。一部分企业获得暴利，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经营有方，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因此，这部分企业在提高居民收入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那些本身就在生死线上挣扎，岌岌可危的企业就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
从这个原则出发，目前首当其冲要让利的应该是银行业。据报道，去年全国银行业的利润高达1.25万亿元，其利润率甚至高过烟草与石油业。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银行获得高利润固然与员工的努力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把存款利率定得过低。很多时候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还低于通货膨胀率，这就造成了银行较高的存贷差。而我国银行80%的利润又来自存贷款业务。是国家的利率政策造成了相当部分企业赔钱，唯银行业赚大钱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银行业要向居民让利。我国居民存款总额近40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如果存款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就能增加2000亿元人民币，几乎是半个百分点的GDP。
另一个可行的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机制是，加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比例。2011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22 600亿元人民币。如果能够把国有企业向财政分红的比例从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5%～30%，那么，每年财政就能增收3400亿～4500亿元人民币。可以再通过国家财政把这部分钱用来给城乡低保人群、贫困地区、退休人员增加收入或退休金。
还有一些能够增加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方法。例如，如果国家在金融、税收以及其他各种政策上向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小微企业、服务业倾斜，劳动力市场就会更加紧缺，从而使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来吸引员工或留住员工。这样就造成了通过市场机制大面积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效果。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往往是人群中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较快增长，还会带动农村短工工资上涨，从而可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政策建议是针对确保两个翻一番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分配中的一部分，即GDP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分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收入如何在居民之间分配，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城市居民间、农村居民间，以及城市与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得更公平更合理。即使是完成了上述的政府与企业向居民让利，也不能保证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公平，还要有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合。然而，如果没有第一次分配的公平，居民在第一次分配时切到的蛋糕越来越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次分配也很难分得好，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公正。
三、没有减支，何来减税
减税，已成为从政府官员到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我国税赋之重，从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一些报告中可略见一斑。按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劳动者税率高达45%。这不但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更高出美国、澳大利亚劳动者平均税率的一倍。还有学者算出，如果按国际标准口径计算，我国的赋税占GDP的比例已超过30%，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然而，我国财政在福利上的投入水平，却远低于这些高赋税国家。因此，加大、加快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大家都在琢磨着要减什么税的同时，却鲜见认真地讨论应如何减少政府开支的问题。政府是靠税费来维持的，要减税就要减支，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说，我国每年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快，减点税应该没问题。这话没错，但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财政收入增加得快，同时政府支出也增加得不慢，有时甚至还更快。要不然近年来怎么年年出现财政赤字呢？不减政府开支而单方面减税，结果就只能是不断地扩大财政赤字，而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欧洲国家目前陷入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减税容易，减支难。
减税，老百姓手里钱拿多了，企业负担轻了，当然是皆大欢喜。提减税的建议，写减税的文章都能得到一片喝彩。
而减支，则要从某些部门口中夺食，逼一些既得利益的人群、得过好处的企业割肉，这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强烈反对。提减支的建议，写减支的文章，也会遭批挨骂。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至少在舆论市场上要逐渐树立一个风气，凡是提出减税建议的，写减税文章的，不管是学者、人大政协代表，或政府官员，应该同时拿出大体等量减少政府开支的建议。否则，就有不够负责任，有哗众取宠之嫌。
实际上，政府的开支大有可减之处。
一是那些不该大量支出的开支。如社会上诟病已久的三公开支，包括公费招待、公务车购置、因公出国费用等。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是个谜。有学者估计，2010年三公消费恐高达1万亿，占财政支出的一成以上，这里面应该有很大的减支空间。另外，各地大兴土木盖豪华办公楼，花公款建大型广场、巨型花坛等，这些都可以大大地减下来。应该建立一个严格的制度，建设办公大楼的开支要纳入到当地人大及上级政府的监督范围，并同时要将建办公楼的预算报告书向社会公布，严格履行公示程序。
二是那些不该给的各种名目的补贴。比如那些打着开发区、高新区、科技园、产业园名义的不计成本的巨大投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不胜枚举，本书就不再赘述。
三是那些既不公正，又不公平，超出我们现阶段发展水平的民生工程、惠民项目。促民生没错，但真理往前再走一步往往就成了谬误。以民生的名义发放的那些不可持续的福利，搞的那些惠民工程，短期内似乎得了民心，顺了民意，但在财政上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福利措施一旦给出了，再想收回会极其困难。欧洲、南美等国陷入的财政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是能让企业去干的，能让社会去干的，政府应该少参与或不参与，这样也能为政府省下大量的钱来。国际经验表明，很多涉及社会管理的问题，如养老、扶贫、环保等，由政府自己来做，吃力不讨好。而外包给社会组织去做，不但能给政府省钱、省人，而且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我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劳动工资的大幅上涨。一是因为劳动力开始短缺。二是政府的政策也开始着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正在这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以“数字化制造业”为标志的工业制造方式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工厂逐渐搬回发达国家。而劳动成本的迅速攀升又降低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加快了这种回迁。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从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压缩一部分政府不必要的开支，用减税来减少企业与劳动者的负担，不失为在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中一种好的应对方式。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而财政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财政改革千头万绪，很多地方都应该改。但是首先要从减支开始。把不该花的钱省下来，把不该管的事放出去，进一步的财政改革才能有经济基础，减税才有可能。从减支入手，才能给其他的改革腾出空间，腾出资源来。这于国、于民、于政府自身都是一个大好事。
四、房地产会“硬着陆”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谢国忠曾经预测，未来中国的房价，在三年里会减一半，但这并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只要是缓慢下滑。这就是所谓的房地产“软着陆”。这个问题国内各方一直在辩论中。
对于中国很多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大家都有目共睹。现在北京二环内的房价已经不比伦敦低多少，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是英国的七八分之一。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房地产泡沫一定会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给拖下去。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地的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次的金融危机，也是因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引起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危机，都和房地产泡沫不无关系。市场的泡沫不一定从房地产泡沫开始，但往往最后都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由房地产泡沫破灭而终。
从目前房地产业数据来看，价格下降还不是很快，但是销量的下降还是很快。现在的情况是，有房子在那，但卖不出去，而房地产商又不肯降价，这叫有价无市。再过一段时间，一些房地产商撑不住了，钱不够了，才会不得不降价卖房子。中国房地产到底是不是有一次“软着陆”？它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跟政府的政策有关，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温州等地，一些老板借了高利贷，还不起，开始跑路了。这是因为温州的房地产，很多的人参与了房地产的投资、投机。现在不仅在温州，在福建、江苏、内蒙古等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很多借了高利贷还不起的情况。这个情况目前只出现在少数地方，至于这是不是全国普遍出现的问题，现在来看可能性还不是很大。因为高利贷只在少数地方非常风行。这也是我们的近忧之一。
关于房地产，国内一直在讨论，但始终没有形成好的共识。房地产是所有产业中一个很特殊的产业。它的规模很大，涉及每家每户，涉及几十个产业。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一生中最大的投资、最大的一笔财产就是房子。房地产的泡沫会扭曲人们的心态，扭曲行业的收益，扭曲产业的结构。在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干什么都不如干房地产赚钱，人们可能不会沉下心来办实业，办制造业。
现在全世界的房地产普遍陷入了一种危机。唯一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经济除了东德西德合并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相对平稳的。这跟它没有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大关系？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德国没有呢？我曾写过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在网上被广泛传播。我写道：“纳闷为何德国无危机？近解，因德国无房地产泡沫。30年德国房价涨60%，而人均收入增3倍。何故？一、房多，德国人口8200万，存房4000万。二、30%为低息合作建房。三、卖房价超过现房价20%，罚款，超50%坐牢。合理房价由独立评估师来定。四、60%人租房，城市每两年定租金表，超价20%，罚款；超价50%，坐牢。1997～2007十年间，德国租金仅涨1.1%。大悟。”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走什么样的路，中国房地产走什么样的路，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发展，跟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十分有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房地产作为特殊的产业，可能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如果房地产出现大的泡沫，中国经济可能会重蹈当年东亚、如今的美国或者欧洲的金融危机。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真的有可能会“硬着陆”。对此，我提出了一个仿照调控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间接调控房地产的方式。即建立一个房价容忍区间，房价指数在此区间中，无需特殊政策。当房价指数高于或低于这个区间的上限或下限时，干预政策就要出台。而且，房地产是区域性的，政策也应该是区域性的。地方政府“守土有责”，但同时要给它们足够的政策调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值得近忧的还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加大等隐患，这些问题包括外部市场缩小导致的出口锐减、地方债务、民间借贷、欧债危机、政治军事冲突等。以上风险单独来看都不是不可控的，但如果所有的风险集中到一起出现，它们的叠加效应会比较大。那将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黑天鹅”，那样的话，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便无法避免。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这些问题一起出现，这也是研究中国经济“黑天鹅”的关键所在。
五、能否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问题将会是全新的，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复杂的思路来对待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谨防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陷阱在什么地方？中国怎么跃过这些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未达到900美元的国家，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 000美元左右叫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从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是低中等收入国家；从3500美元到11 000美元左右，是高中等收入国家。
据最新数据显示，当今国际社会中，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少数的，只有35个。高收入国家也是少数的，只有52个。大多数的国家（92个）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其实这不奇怪，一两百美元到九百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一个国家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900美元到11 000美元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才是在较高层次上的竞争。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
拿我们周边国家看，1980年的时候，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11年才突破2000美元，30多年过去了，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东南亚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是2022美元，相当于我们五六年前的水平，到2011年已经是8617美元了。智利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到现在是6574美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直冲不过11 000美元的高槛。从2000美元到11 000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但是也有冲出了这个陷阱的国家与地区。我们的邻居韩国在1980年的时候人均GDP是1645美元，但是过了15年，1995年韩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11 469美元。短短的15年，就从2000美元冲到了11 000美元。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里，确实有少数国家，政策对了，路线对了，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比如二三十年，从一个很低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后成为高收入国家。
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在中长期中国还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国际金融危机还挥之未去。有人把这次危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8年到2011年，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危机，比如雷曼兄弟破产、银行出现问题等。它是单个的，或者一部分机构的问题。第二阶段，从2011年至今，一部分政府如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五国出现了债务危机，美国和日本出现财政悬崖。为了救金融机构，很多政府都发了大量的债，借了很多的钱。政府每年都入不敷出，只能发新债来还旧债。新债如果没人买，旧债就还不上，国家就会出现问题。现在希腊、意大利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如果这个危机继续下去，那么最让人担心、最危险的是危机的第三个阶段，即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危机，比如欧元的解体。如果欧元崩盘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更大。现在全世界各国做的所有努力，就是防止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演化。各国采取各种措施，中国要参与帮助欧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一旦欧元出了大问题，全球经济会进一步恶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大国，影响会很大。我们以欧元为货币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就会大大缩水。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一种可能是不断地在陷阱里跳进跳出，这一过就是几十年。另一种可能性是找出一条快速稳定增长的道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了使我们不掉进陷阱中，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前面有哪些陷阱。我个人提出5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陷阱。一个国家之所以在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徘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国家内需一定不足，增长乏力。库兹涅夫理论说，增长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确实，从欧洲、美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东亚经济里，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更多的国家是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我们要争取更早地、更好地进入收入分配的良性拐点，这样才能避免陷入这一发展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加速。城市化有很多优点，但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但是确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或者说出现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说，这也是可以避免的。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在这种模式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怎样让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居民，真正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教育、卫生等政策怎么设计，来避免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至关重要。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阶段，资本账户要逐渐开放了，货币逐渐地自由可兑换。这时资金就会有可能大进大出，而这是很容易产生危机的地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资本大进大出的危害，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这种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部分在中等收入长期徘徊的国家都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经历过。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反复地出现金融危机，才使自己上不了高收入国家的台阶。金融改革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怎样设计我们在新形势下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一定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和转移问题。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定会不断出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一部分产业要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产业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地。
在转移过程中，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国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而原来的产业在国外再赚一笔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地产业空洞化。这是由于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及时，金融体系对企业升级换代支持不够，人才储备不够，老的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国内替代产业却没有上来。
第五个陷阱是社会服务滞后的风险。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更好的社会服务体系。从低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5倍以上。这是一个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与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要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帮助弱势群体中去。首先是扶贫线要提高。一般来说，中等收入国际扶贫线是人均两美元一天。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还有3亿到4亿人属于贫困人口。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如此大规模的扶贫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在90年代初开始用举国之力进行“八七”扶贫计划时，当时的贫困人口为8000万。而现在要帮助4倍到5倍的人群，政府的角色和社会的角色是什么？投入要有多大？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参与？这些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出越过这些陷阱的方法。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必然有一个放缓的过程。世界银行的长期预测指出，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2015，8.8%；2016～2020，7.3%；2021～2025，6.3%；2026～2030，5.4%。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不损害增长的质量？笔者认为：
首先，我们要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包容性增长。因为包容性增长是考虑在增长过程中，把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各方面都可以兼顾。
其次，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让金融这一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心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领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体系，资金不能按市场的机制分配到高效率的地方去，产业的转型就很难完成。劳动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人均GDP也不可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早过快地构建了一套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共十八大重申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道理，应该牢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设计社会福利体系时，一定不能形成养懒汉的机制，要防止陷入很多国家为之头痛的福利社会陷阱。
除以上问题外，中国社会与经济本身依然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既是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远虑之一。经济转型过程是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快速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矛盾。比如，现在有2亿农民，未来会有3亿到4亿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还处于半城市化中。他们人在城市，有些已经十年、二十年以上，但并未享受城市人的福利待遇。未来他们的住房、子女的教育、养老等如何解决？这些都是社会巨大转型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转型过程中的最大矛盾已经不是温饱问题了，而是贫富差距。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来，用20年时间达到小康。当时认为，达到小康了，人们吃饱穿暖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还奔向全面小康。可是发现人们要求更多了。人们解决温饱后，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需求更高。人们要求社会公正公平，而这些恰恰我们在过去重视不够，是我们的弱项。所以就会出现社会矛盾凸显的现象。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社会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现爆发性事件。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我们以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如果过的是大江大河，摸着石头就过不去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已经到了要过大江大河的时候了。新的提法是，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是要系统设计，要抓主要矛盾。这种改革更复杂，更困难，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利益更多，更难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未来改革的核心？顶层设计改什么？
我认为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就是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依赖国际市场？原因是国内消费不足。比如说，尽管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消费只是日本的60%左右，差很大一截。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就只能靠出口。而为什么消费不足呢？它跟收入不足有关。消费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50%左右，到现在只占37%左右。每年我们产生的GDP，老百姓只消费三分之一，剩下的只能靠投资和出口。为什么中国投资规模这么大？原因是我们的消费比重太低。而为什么消费比重太低？因为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降低。在80年代，居民收入占GDP的50%左右，到现在只剩40%左右。由于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所以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比重下降并不是说绝对收入下降，大部分家庭收入还是在增加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总体上来说，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消费不足，就要增加内需，根本的办法是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现在提出的一个方式是居民收入增加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比如2011年经济增长9%左右，再加上通货膨胀4%，要保证同步，就要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13%左右。
收入分配有没有可能更公平？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台湾在50年代比我们现在还高，后来不断改善。韩国基尼系数有一个先恶化再改善的过程，日本也是一样。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改善的经验来看，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当劳动力开始大面积短缺的时候，收入分配开始快速改善。这是因为劳动力短缺时，工资上涨很快，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工资上涨，带动了分配得到改善。第二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很重要，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等来推动分配的改善。中国现在劳动力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短缺了，是个契机。加上政府的政策推动，收入分配的拐点有可能已经到来，或者很快就要到来。
谈到收入分配，我们通常指的是收入均等。但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现在要强调的是机会均等。因为如果过分强调收入均等，就会回到“大锅饭”的时代。现在确实在很多地方机会是不均等的，老百姓的怨气和这个有很大关系。要进行这种调整、这种改革，并不是很简单的。因为要涉及很多原有利益结构的调节，需要整个分配机构的调节，这是非常难推进的，而且需要很多的创新。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个全世界的难题，现在还找不出一个根本的有效解决方法。
除此之外，即使收入增加了，教育卫生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老百姓的负担太重，有钱也只能存在银行。日本五六十年代居民储蓄率曾经也很高，甚至比中国现在的还高，老百姓也不消费。但是70年代之后，日本储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提高。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减少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日本人就少存钱了，开始增加消费。因此中国要扩大内需，同时要推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企业来说尤其痛苦。雇员的工资每年10%～20%的增加，企业成本会不断增加，利润不断降低。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60年代，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外国去。中国港台、韩国在80年代也存在企业大量向外转移的过程。此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企业找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就能升级，找不到的就被淘汰。这被称作是创造性破坏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过去对社会有着很大贡献的企业淘汰掉，怎么让新的企业、新的行业发展起来，中国企业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都是收入分配改善过程中同时要解决的，否则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堪称中国经济需要警惕的“头号黑天鹅”）。而本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跟社会公平公正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解决方案。对此，本章更多的是从总体上提出相关问题，随后章节将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