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1)

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但是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快速崛起，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则一落千丈。脆弱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不断遭到挫败，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二十多个国家出让了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关税收入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并且向英国、日本和俄罗斯割让了领土。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但是成果不彰，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缩减到了只剩5％，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此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1979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上海则自2005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货吨计算）。如果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银行，2011）。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为何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等。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中国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9.2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3％，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4个百分点。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9727亿美元，在32年间完成了144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世界银行，1986）。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世界银行，1986），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2008年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2010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688万人口相比，减少了两个多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54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2203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1950盾兑换1美元（汤姆逊财经数据库）。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

同样，2008年9月，在紧随雷曼兄弟的破产而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依靠其巨大的财政空间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迅速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8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即开始恢复增长，GDP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了9.2％，在2010年达到10.4％，而全球GDP在同期分别萎缩了2.3％和增长了4.1％。中国在危机中的强劲增长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2000—2007年，非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21世纪初，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由此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全球GDP增长有最大贡献的五个国家之中，除中国外均为工业化七国集团（G7）的成员。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这两个十年中，中国的贡献分别是美国的13.4％和26.7％，而到了2000—2009年，中国已成为最大贡献国，超过美国4个百分点。

尽管有过去32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只有4428美元，约为美国的9％。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