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艺术的影像展示

纪录片《收租院》不仅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性作品，更是中国雕塑水平的成果展示。

1964年，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委宣传部正式决定创作《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当时做这组雕塑的目的是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从1965年6月开始，由陈列馆美工人员、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和部分民间艺人组成的创作小组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创作工作，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出。群像由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像组成，分七段26组，分别表现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收租院”群像问世后，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观者如潮，场面十分火爆，《收租院》群雕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1965年11月18日，当时的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第四版以“战斗的创作 愤怒的控诉”为题，对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部分雕塑进行介绍时，配发了一篇新闻评论性文章《革命的雕塑艺术》，文中对群像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这样评价道：“整个作品具有民间传统泥塑的风格，情景逼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思想内容上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要求，在形式上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全国许多美术工作者参观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雕塑艺术的新创造，是雕塑艺术的革命。”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精湛的制作技艺，《收租院》受到1972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关注。策展人向中国发出邀请，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被拒绝。继而，这个大型雕塑的复制品只去往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巡回展出。随着“文革”的结束，阶级斗争味道浓烈的《收租院》及纪录片也日趋降温，逐渐被公众遗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逐渐变得冷清，《收租院》的存在意义也一度引起争议。后来随着对《收租院》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这里再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人们来到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重新体会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回忆那种如火般无私的热情。1996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收租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组群雕是中国雕塑发展的里程碑，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有人说，《收租院》泥塑群像在中国雕塑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甚至有人说，“收租院”和“秦兵马俑”的出现，填补了中国缺乏《荷马史诗》这样长篇叙事诗的空白，这样的评价或许并不过分。

纪录片《收租院》通过视听语言成功地展示了泥塑《收租院》的艺术成就，再现了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极为强烈的教育意义。它以泥塑《收租院》为主要画面内容，将雕塑中所包含的114个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人物形象，按照“被迫交租”、“收验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等几个部分次第表现，通过极富时代特征的画外解说，对一组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泥塑形象通过不同的角度、景别予以表现，同时还通过采访的形式，将泥塑与“原型”一一对应，加强作品的真实感和典型性，使得作品鲜活而富有生气，成功地展示了这组极具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雕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