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哲学(5)
培根（1561—1626）创立了现代“经验主义”，或者说感官经验哲学。他批评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比如咬文嚼字、神人同形同性论、迷信传统和权威，他认为是这些错误妨碍了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工具论”（《新工具》），这是一套逻辑学和方法论，旨在矫正和补充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并为科学过程提供基础。但培根的重要之处，更多的不是因为他所阐述的，而是因为他所预言的。那个人类在19世纪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的宏大梦想就是培根第一个设想出来的，这个梦想是：通过对自然进行耐心、忘我的研究，从而逐步控制自然。人类的王国，新亚特兰蒂斯将建立在知识的基座之上。“人类的知识决定了人类的能力；如果不知原因，怎能造成结果？要支配自然必须首先服从自然；思考出的原因即可作为行动中的法则。”观察自然的目的是利用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居所、人的工具和人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最高准则，也是现代人类所独有的自信和希望的坚实基础。
现代理性主义
笛卡儿和霍布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创立了现代理性主义。笛卡儿（1596—1650）发现数学是一种过程的模型。也就是说，他建议人们用数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他相信，数学连同它在物理学上的应用，本身并不是最高的知识。他宁愿建立一种像数学一样精确，却更基础、更普世的逻辑；这样就为证明有关上帝和灵魂的更高真理打下了基础。《方法论》记录了作者对数学深深的敬意，以及他自己在哲学中所探寻的一种类似确定性。
在另一种意义上，霍布斯（1588—1679）则是伽利略的追随者。他所提出的更多的是采用和拓展数学，而不是模仿数学。他提出了普遍机械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物体运动的定律甚至应该应用于自然起源，应用于人。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一观点被雄辩的拉普拉斯热情地赞颂，又几乎被牛顿的研究所实现。因此，人们希望一切事物都应该像行星的速度和轨道一样是可以明确知晓、确切预见的。所以《利维坦》的作者把人与社会，也就是个体的人与社会这个巨人，仅仅视为精妙复杂的机器，为追逐私利而运转。
这些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传达给现代哲学的三种形式，都在伽利略的身上有所体现。培根、笛卡儿和霍布斯先后引领了17和18世纪哲学的新趋势。培根的经验主义，在洛克那里焕然一新，他运用“朴素的历史方法”研究人类思维；为贝克莱所承继，他甚至将其简化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在休谟那里被推入了怀疑的危机；但还是一直作为英国的国家哲学被承袭下来。
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大陆哲学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与莱布尼茨的多元论奠定了基础；在沃尔夫那里却退化了，仅剩下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后来被康德启发下的新理想主义德国哲学继承了下来。
霍布斯的物理哲学有一部分与洛克和笛卡儿的哲学十分相似，它进而发展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唯物主义运动，并成为所有试图从物理学中构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楷模。这三种趋势在18世纪所采取的形式，尤其是它们对事实和必然性的强调，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这一反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结出了果实——但其实它早就出现过，就在帕斯卡儿的信仰哲学中，在卢梭的情感哲学中，以及莱辛的发展哲学中。
康德导论
拉尔夫·巴顿·佩里[22]
众所周知，康德与苏格拉底和笛卡儿一样，是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这种创造了时代的大师普遍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身上体现出所处时代的某些普遍趋势，这些趋势通常源于对上一个时代的更显著趋势的反作用；其次，他们的思想非常具有开创性，而他们的追随者将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更加成熟，以至于创始人简直看不出这是自己的思想。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说一说康德哲学。
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反叛
在17和18世纪的显著趋势中，我们将特别强调两种趋势。首先，人类知识有两大来源，即感觉和理性。而在这两个世纪里，人们却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来源，并加以过分强调。洛克及其追随者试图把理性仅仅解释为感觉的回声；而笛卡儿及其追随者则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感觉，他们认为感觉干扰了人的才智，或者说感觉给人带来的知识是次要的，人首先应该重视的是“理性科学”。极端的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在休谟那里似乎陷入了僵局；而理性主义在沃尔夫那里则沦为形式主义和遣词造句的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9年）中，试图通过对感觉和理性都作出必要的规定，来修正这些极端的观点。他说，没有概念的感觉是盲目的，而没有感觉的概念则是空洞的。康德首先批评了人们对感觉的过分强调。他告诉我们，一系列纯粹的感官印象决不可能产生出科学所需要的联系、必然性、统一、规律。这些必须经由人们自己思考得出。康德将它们统称为“范畴”，这些是人的大脑以我们称为“认知”的方式工作时必须使用的工具。但是，想要获取知识，仅有它们是不够的。我们用普通的方式无法认识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用来认知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原材料，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感官的原材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简言之，认知的过程就是系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借助于大脑所熟悉的工具以及感官所传达的内容。这就是康德的第一批判，是康德的技术哲学，时至今日，依然为许多的思想者所深信不疑。
重申精神性
17和18世纪哲学的第二个也是更普遍的趋势，是相对来说忽视了“精神性”的需求。可以说这两个世纪本身就是在反对之前过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人曾经错误地将整个世界“拟人化”，现在他需要冷静、客观地观察世界而剔除人格化的元素。他可以选择记录新的感觉体验或理性分析出的必然性，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不能放纵自己的兴趣与热望。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人能更好地信奉道德和宗教。人们相信世上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这种宗教没有神秘性，也没有冗杂的教条，是一种没有权威控制的理性道德，也是一种既无启示也无信仰的可论证神学。但渐渐地，人就开始有了挫败感。人已经对外在事物太过依赖，并且感到无家可归，没有安全感。早在17世纪，帕斯卡就宣布了笛卡儿的数学理性主义在宗教上已然破产。休谟则轻而易举地把自然宗教转变成了无神论。而对整个时代精神最强大、最震撼人心的抗议，是卢梭敦促人们应该信任自己的感觉，倾听心灵的诉求，回归人性中基本的、自然的状态。雅可比和赫尔德在这一方面与卢梭观点一致。最终，莱辛在他的《论人类的教育》（1780年）一书中，把对哲学的关注转移到了文化史以及人类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上。而一个奇怪的悖论就出现了，伊曼努尔·康德，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学究，居然是这场正在兴起的反叛的代表。不过事实就是事实。接下来，让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研究他。
康德革命
历史上评价康德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提议在思想领域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哥白尼为行星体系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康德提议为知识体系也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这个新的中心就是思维本身。他认为，之前人们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试图在客体上建立知识的中心，并且期望思维应该通过感觉或者理性去反映一个外部的、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本性。康德说，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会发展出怀疑论或教条主义，就哲学而言，它们都不是什么好的理论。新的出路就是，期望客体符合思维。在之前的观点中，自然被解释为影响人类思维的外部秩序，或者说自然被思维重现了；而现在，在康德眼中，自然就是思维的原创产物。自然所有的安排和联系，甚至它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分布都由认知者来构建。思维把它自身的情况强加给客体，因而摆脱了它曾经被纳入其中的自然。这很明显提出了人的精神性要求。现而今自然成了被造物，人因其智慧而成了造物者。事实和必然性的世界，看似与精神毫无联系，其实不过是精神的智性部分的表现。
意志的国度
但信奉卢梭的人可能依然会抱怨，精神对物质的这次胜利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因为它使精神的其余部分严格臣服于其智力部分。怎么能够保证，这样被权威包裹着的智力就一定会倾听感情和良心的诉求？康德用他的著名学说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践理性居于首要地位”。他说，自然确实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只能认识事实和规律。但理性本身只不过是更深刻的意志的表达。思考是一种行为，行为一般有自己的规律，这体现在良知中，并且良知法则优先于任何其他行为，包括认知行为的法则。这不是说良知控制了理解力，也不是说意志可以违背自然；而是说，良知反映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自然更深刻、更真实的世界，并且是意志发挥作用的合适场所。这就是上帝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和永生的世界。在严格意义上，它是无法被认知的，只有自然是可以被认知的；但它可以而且必须为人所相信，因为这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于是康德从开始的为科学辩护，最终转变为为信仰辩护。
康德的追随者
我说过，创造时代的大师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思想在他们身后很快就会变味，变得面目全非。康德此人非常谨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定义，他是一个“挑剔的”思想家。他所关注的问题关乎知识的可能性和信仰的正当性，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对世界作出肯定的断言。但他的追随者们被推测的热情所感染，很快就从“挑剔”变成了形而上学。
这引发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和理想主义运动，构成了19世纪哲学思想的主流部分。
在理想主义运动中，人们把康德的知识理论跟泛神论趋势联系在一起。往前追溯，这种泛神论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持续不断地承继下来。根据这种泛神论观点，自然和上帝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我们用透视法来缩短上帝的图景，并且用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待上帝，上帝就是自然；而如果我们把自然推上神坛，看到它的成熟与和谐，自然就是上帝。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被池水折弯的棍棒；
而人的耳朵无法听到，人的眼睛亦无法看到；
但如果我们能看到、能听到，这图景——岂不是上帝吗[23]？
从康德的立场来说，自然是智力的产物，而反过来，智力遵守着某个更深刻深邃的精神法则。如果按照传统的柏拉图泛神论来解释的话，这一法则就是整体的完美。而整体的完美又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根据康德所提出的，费希特更肯定、更具建设性地继承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完美、道德意志的完美；或者像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说它是理性的完美；也可以像感伤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说它是一切精神价值的实现，一种超越了道德标准和理性标准的完美，更接近于美的体验，或者接近于神秘见解的灵光乍现。在“整体的完美”这一观点的文学表述中，这些解释被轮流使用，或者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使用。但正是这一观点的某一种解释，启发了那些英国诗人和散文家，比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爱默生、丁尼生和勃朗宁，这些人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上一代人。所以说，有一股最接近于康德哲学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流传下来，时至今日，仍给我们带来启发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