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宗教(4)

《本生经》是最吸引人的佛教故事集，它所记载的乔达摩的前生不少于547个。读完所有这些前生传记之后，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佛陀诞生”的记载了。真实的佛陀——而非他的“前生”，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沃伦的第二个译本《佛陀的诞生》说的主要就是这件事。该译本译自一个晚期的版本。研究宗教传说的学者要想了解虔诚信徒如何通过他们热情的想象力创造出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来润色简单而单调的事实，最好将古老经文中的枯燥陈述跟这样一篇记载作些比较。在这本书中，佛陀诞生之前的预兆那一段，除了缺乏诗歌措辞之美，其他方面完全可以和弥尔顿的赞美诗《基督诞生晨颂》相媲美。为老故事添加新元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期的一个传说，说佛陀是从母亲的右肋下出生的。佛陀的这一特点不仅出现在《普曜经》中，还体现在很多描绘该场景的雕刻作品中。

佛陀的教义

佛陀的教义其实就是他的人生，他的自我的写照。尊者跋迦梨躺在一个陶工的家里奄奄一息。世尊（佛陀）走近他的枕边，关切地问候他。跋迦梨说：“我一直希望见到世尊真容，可是我的身体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见他。”佛陀道：“放宽心！跋迦梨！你见我这腐朽肉身有何益处？喔！跋迦梨！记住，见法者即见我。”在这儿，这位精神导师把自己跟他的教义合二为一，正如同耶稣向多马宣布：“我即大道。”然而，虽然佛陀把自己的人格融入到了教义之中，我们还是要谨记两件极为重要的事实：首先，佛陀明确地反对人们迫于权威而接受他的教义；其次，这些教义具有其内在的价值，不论我们把这种价值视为超验觉悟的果实，还是佛陀的优秀品格的产物，归根结底，这些重要价值使得佛教教义在25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股强有力的世界性力量。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佛陀对于权威的态度。世尊在懦萨罗国云游时，曾在伽蓝的小镇羇舍子逗留。那里的人们问他：“大德！有沙门、婆罗门众来至羇舍子，彼等只述示自说，相反者，对于他说则予驳斥、轻蔑、鄙视、抛掷。大德！复有他类沙门、婆罗门众来至羁舍子，彼等即皆只述示自说，相反者，对于他说则予驳斥、轻蔑、鄙视、抛掷。大德！对彼等，我等有惑、有疑——于此等沙门、婆罗门诸氏中，谁语真实？谁语虚伪？”佛陀答曰：“伽蓝众！汝等勿信风说，勿信传说，勿信臆说……虽说［此］沙门是我等之师，亦勿与信之。伽蓝众！若汝等只自觉此法是不善，此法是有罪，此法是智者所诃毁者……则伽蓝众！汝等于时应断［彼］。[29]”他还说：“不疑不惑，无缘他事，是彼智生。迦旃延！如是乃正见。[30]”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很难正确地理解佛陀这一态度的重要性。在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对权威说一不二。如此打破这个模式，意味着他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智慧和勇气。

其次，我们再来谈谈佛陀教义内在的优秀价值。“法乃由世尊善说者，于现世不隔时而有果报，可得说来见之法，而导于涅槃。识者各各应自知之法。[31]”这几句简短的话，是经文中老生常谈的，是虔诚的佛教徒冥想或修行的40个主题之一。它们很好地呈现了佛教教义的特征。通过这几句话，佛陀坦白自己并不知道人死之后会发生什么，他要解决的，是我们身处此时此地的痛苦，并且要通过引导人们成为正直与良善的人，从欲望中解脱，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位想要成为佛弟子的人曾询问佛陀关于死后生活的一些教条问题，但佛陀闭口不谈这些细枝末节。这段对话是古人对“宗教与教条之争”最完美的呈现之一。佛陀说，过圣洁的生活不需要困扰于这样的问题。

40年前，如果有人要求那时的医生预言未来医学有可能的进展，他很有可能会猜到一些新的特效药的发明，例如治疗疟疾的奎宁。这是因为药物本身就是一种医术，其目的就是治疗疾病。当然，我们从小就听人说，疾病重在预防。但是，如何做好预防措施呢？毫无疑问，要先找出得病的原因。总的来说，这是现代医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同样，佛陀声称要解决的正是精神世界里的预防问题，也就是找到人类痛苦的原因。他在第一次布道，也就是鹿苑传教时所宣称的拯救之法，注定为无数芸芸众生耳熟能详。

他最关注的一点是人类痛苦的原因，他在人类对存在（不管这存在是多么高贵）与享乐的欲求中找到了这原因。只要能征服这些欲求，人就会走上自我救赎之路，也就是涅槃。这意味着他在这一生中跳出欲望、恶念和欺骗的火坑，从此摆脱生命无止无休的轮回。

佛教与其他宗教

对于“涅槃”这样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主题，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而对于佛陀开出的抛弃一切欲求的药方也不用进行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们已经心知肚明了：他的道德教化，像他圣洁的品格一样，在过去已经经受了、而且在将来还将继续经受时间的检验。

佛陀在鹿苑传教中奉劝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自我克制与安逸奢华之间的中庸之道，并且提出了“八正道”，简单来讲，就是提倡在思想、言语和处事方面过一种正当的生活。佛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已有前人指出。我们对此无须感到惊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假设它们双方对彼此是否曾有借鉴。如果我对“三角形的内角度数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度数”这个定理给出一个完全原创性的证明，那么我的证明方式在本质上一定跟毕达哥拉斯的证明方式是一致的，因为数学原理并不会因跨越国界而发生变化，亦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善也是如此。因此，那些弘扬真理的伟大导师的教义也必然有着许多重合的部分。

另外，有一点非常有趣，即佛陀的教义常常着重强调《福音书》中很少提到甚至从未涉及的东西。不要慌张，不要烦恼，过简单的生活；不要相信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权威；保持收支平衡；主仆之间的关系；仁慈不仅是一种责任，对动物也要施以恩惠……这些都是佛陀谈到的话题。他在布道时时而悲天悯人，时而妙趣横生，但始终笑容可掬、饱含智慧而且具有说服力。

儒教

阿尔弗雷德·德怀特·谢菲尔德[32]

虽然儒教与佛教、道教一起称为中国的“三教”，或称中国三大宗教，但我们却很难像定义大乘佛教或罗马天主教那样，把它也称为一种宗教。它既没有自己的教义，也没有神职人员，除了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的礼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崇拜仪式。春秋两季中国各地会在“孔庙”的红墙大殿内，由地方官员主持举行祭孔仪式，但这并不是对这位圣人的宗教性崇拜，而是一种纪念他的民间仪式，只不过跟其他宗教的崇拜仪式比较相似罢了。事实上，孔子去世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孔子的敬奉已经近乎宗教崇拜，当时的妇女开始向孔子祈求子嗣，此类做法就被皇帝认为是迷信的、不合适的，颁布诏书禁止（公元472年）。

有人说儒教也有自己的“圣经”，共有九部经书，都与圣人的名字有关联；但这些书中并没有什么神的启示或任何其他的启发，只有对自己学说的阐述。如果想给儒教下一个定义，那么这些经书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觉醒了的生活理念，是一种社会理想，这一理想要求人们忠于一种古老的、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联系起来的民族宗教。

孔子的学说

我们只有把孔子放回他生活的年代，才能真正认识这位圣人。有人曾指责他的见解，说孔子的眼光是固执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不能一口咬定他只是一心想恢复“过去的好日子”。当他在周朝宫廷第一次查看祖祠和一年一度的祭祀天地仪式的安排时，大声宣称：“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33]”而且，古代的确树立了治国的典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之相比可以说差距很大。曾经出了一连串治国有方的天子、统治着整个黄河流域的伟大的周王朝，到了公元前6世纪就只剩下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周天子名存实亡，古老的帝国疆土四分五裂，诸侯为自己的利益混战不休。孔子时代的中国，颇似路易十一摧毁封建贵族权力之前的法国。在孔子之前，中国在贤明君主的领导下保持着统一，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孔子怀念美好的旧时代。正如同我们不该责怪亚里士多德，因为他在《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部著作中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支持马其顿的扩张战争，而是怀念雅典的古老政体。

第一批儒家经典是“五经”，就是这种怀念过去的产物。其中四本书的编纂者以及第五本书的作者都是孔圣人。这五部经典分别是：《尚书》，由公元前24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段时期的文献资料汇集而成；《诗经》，收录了从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305首诗歌；《周易》，是一本古代的占卜指南；《礼记》，是一本典章制度的辑录；《春秋》，是孔子的出生地鲁国的编年史（公元前722—前484年）。第二批经典著作是“四书”，则向人们传达了他本人的学说。这四部书分别是：《论语》；《大学》，是他的弟子曾参的著作，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家族与国家治乱的关系；《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的著作，论述的是人的修行；《孟子》，作者是一位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儒家学说有以下显著特征：

（1）遵守孝道是基本的社会美德。要做一个孝子，就必须在以下五种关系中都恪守本分：父子、君臣、夫妻、兄弟和朋友。这种原则自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中如鱼得水，因为中国是家长制社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非个人。对家族的忠诚，成为一种宗教义务，这体现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在这里，孔子只是强调了他对这样一种民族风俗的认可。早期的诗歌中就提及了这种风俗，即向已逝的亡灵敬献酒食。究竟这种家族祭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为真正的宗教崇拜，这一点颇有争议，有些人只认为这就像法国人在万灵节上修饰陵墓的风俗一样。但家族祭祀确实有效地增进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虽然他们在一代一代地死去，但是都有着很强的家族团结与延续的观念。

（2）人与人之间应该践行的原则是“互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4]”仁爱是对孩子和兄弟之爱的拓展，对待朋友也应该抱以这样的态度，但不应该太过于愚蠢。有人问孔子，对老子所提出的“以德报怨”有什么看法，孔子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5]”

（3）“君子”的榜样作用是社会上主要的道德力量。人性本善，之所以到社会上不再正直，是因为教育的失败和坏榜样的作用。君子身上的美德会唤起普通民众身上的美德。因此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教人拥有“君子”品格，就是道德高尚、遵循礼节，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并且加以实践，由于内心的诚实正直而显得稳重，会为了美德本身而践行美德之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36]

（4）孔子对神灵存在的态度是怀着敬畏的不可知论。这位圣人从不谈论死亡和未来是什么样。“未知生，焉知死？[37]”他常常提及“天”这个字，从这点来看，他可能并没有故意避开谈论上帝这个更加人格化的术语，而且他的言论中也有着一些个人信仰的暗示。但是他认为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世界的命运纯属浪费时间。当孔子听说两个经历丧亲之痛的朋友用“生为梦，死为醒”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时候，他评论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38]”

总之，我们可以说，孔子没有建立任何宗教体系，而是通过强调其学说的伦理意义传播了一种宗教。他感兴趣的是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他严格地履行宗教仪式，更多的是出于这些仪式所承载的“人文关怀”功效，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情感。他的信仰是一种建立在正确思考上的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39]，这其中的怪、力、乱、神其实就是那些不能理性思考的东西。

儒家影响力的扩大

长期以来，儒教统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导致西方学者习惯于在谈论中国时隐约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儒教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儒教是在战胜了猛烈的批评和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才赢得了自己的发展的。

孔子死后的两个世纪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杨朱提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学说：死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所以我们要充分享受生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谋求利益。与此同时，墨翟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利他主义学说，把兼爱作为为政治世的良方。老子对孔子所提出的人性本善这个观点表示怀疑。就像水不可能向东流[40]，柳树不会长成杯子或者碗的形状一样，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是向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