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
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做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西方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在指南针和火药的帮助下，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段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滋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
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
这虽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当时西方人的影响。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为各个方面。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的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中国的瓷器与茶叶出现在欧洲，首先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而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他们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只购买带有中国图案的瓷器，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的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大批中国瓷器。1662年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去了瓷器做嫁妆，还带去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
每年春天，欧洲的船队开赴中国，主要贸易项目是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第二年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一艘商船就可能装载250000件瓷器，5000件纺织品，600件漆器，6000磅茶叶。阿姆斯特丹还出版了《中国图志》，这本书以图片为主，书中各种有关中国器物、风景建筑的图画，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的畅销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位好奢华的君王，1670年，路易十四忽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对于以后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来说，“瓷园”是一个开启先河的创造。
中国风格成为时尚
中国货源源不断地输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港口、城市。当时市场上绸巾的上乘之作大多是中国输入品，即使是里昂等欧洲城市的产品，丝绣或印花的图案都是中国的。法国的丝织业最发达，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荷兰出产的丝织品，同样也采用中国花样，甚至印度棉织品运回欧洲加工，印染图案时也模仿中国款式。
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放弃硬梆梆的服装，走出阴晦的房屋，穿上柔轻纤巧的丝绸，欧洲市容比以前显得更青春，更有生机。至少在17世纪末，巴黎成为欧洲的时装中心。色彩艳丽的丝裙，外加一条绣满花鸟的三角丝绸肩巾，那就是有“中国风格”的法国时尚。
西方崇尚中国丝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崇尚中国壁纸才100年。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们从中国带回墙纸，将它们装裱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国式风景，花枝溪水，亭台飞燕，使四壁生春。人们竞相仿效，喜欢把自己的房屋装潢得像画廊一样。壁纸、天花板、屏风、绣帏绘着鲜艳的图画，画中的中国人总是手持鲜花，坐在树下的高坛上，缥渺的中国风景像仙境一样。法国、德国、英国的商人，从1610年左右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彩印壁纸才站稳市场。
中国漆器走红，法国工匠就大量仿制花鸟图案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路易十五的情人最喜欢中国式的花鸟漆器，她在巴黎郊外的贝莱夫宫几乎成为漆器博物馆。
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1659年上演的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中，还提到这种封闭的中国式大轿。
中国元素风行欧洲，成为了一种时尚，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格。时尚的诱惑是难以抵御的。中国的器物与生活，都意味着某种风雅。
在17-18世纪之交的艺术风格中，也可以找到中国工艺的影响。西方人已经厌倦了统一对称的巴罗克风格，中国艺术的不对称特征恰好表达了美学理想。西方人也开始修建亭榭与塔、带飞檐的屋顶、几乎落地的长窗……
中国潮持续升温
巴黎的贵族追逐时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追逐市场，传教士追逐信徒。中国茶、中国瓷器与中国消息越来越多。1698年，巴黎出现了一部写路易十四风流情事的匿名小说，以路易十四为原型的小说男主人公领着美丽如天仙般的中国公主参观凡尔赛宫。
1688年，荷兰女王也把时髦的中国癖好从荷兰带到了英国。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在汉普顿宫收集了一大堆中国画、中国瓷瓶，上面画着房屋、树木、桥、中国人物。
1692年，意大利上演了一出名叫《中国人》的剧作。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式的：漆柜、古琴、瓷花瓶，还有一尊佛像。同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舞台布景明显具有“中国风格”。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17-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
模仿中国是欧洲最时尚的事情
西方的中国潮一步步趋向高潮。那些年，欧洲的富裕家庭里，都会装饰一间这样的“中国宝”。有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货，瓷瓶、茶杯等，大多数是欧洲的仿制品，但装饰艺术都是中国风格的。从建筑式样、内外装饰到家具、日用品都能看到中国风格的影子，塔亭拱桥、漆器、花瓶，雕花的桌椅、彩绘的屏风，丝绸绣帐，金穗流苏……纤美淡雅的中国工艺风格从宫廷到民间，正在欧洲引起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当时的伦敦与巴黎，你可以在街头不同的商店里挑选广东的丝绸，南京的瓷器，福建的茶。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中国式瓷器、壁纸。法国人热衷于举办中国舞会，英国人都在看中国戏，荷兰人在举办品茶会，总之模仿中国成为当时最时尚的事情。
第二节 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在人们的印象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被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好多年了，但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完全不同。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主要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欧洲出现这个口号，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说通俗一点，就是农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农奴主，是封建农奴主的附庸。启蒙家提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让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获得自由身。这一现象中国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是农民不是农奴，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自由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他们虽然在经济上接受地主的剥削，但与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个全部由自由民组成的国家还怎样让他们自由呢？中国不需要自由启蒙。
其次，中国需要平等启蒙吗？也不需要。平等指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平等，欧洲启蒙家提这些口号是因为在欧洲，这些方面全不平等。
第一是法律不平等的问题。在欧洲，国家没有统一的司法体系，司法权力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农奴主和教会，既然司法权属于这些人，那怎么让农奴与他们实现法律平等呢？我们再看政治权利，在西欧，土地和爵位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贵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贵族，农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农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能有政治权利平等呢？我们再看经济方面，经济主要是指税收，在西欧税收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当然很多就是小商贩）与封建贵族，还有封建教会的税收是不同的，这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不平等，这才有了要求平等的启蒙运动。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很多做不到），国家有专门的官僚负责行政司法工作，中国的地主、官员与农民都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这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再看政治权利，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基本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是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经济权利，也就是税收。在中国税收也是平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此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各阶层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国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平等”的启蒙。
最后，我们看“博爱”。“博爱”是翻译词汇，直译应该是“爱人”，博爱精神，也就是爱人精神，中国需要这种精神的启蒙吗？也不需要。欧洲启蒙家要提倡爱人精神，这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时欧洲处于宗教专制时代，宗教专制其实就是教会专制，欧洲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主张“爱神”精神，教义要求人们爱神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自己的朋友，但人类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只好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成了人间的上帝，教会旨意也就成了上帝旨意，人们爱上帝，就只能接受教会的摆布。欧洲教会是拥有司法权利的，你不服从，教会就对你进行审判，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这样被教会审判了。启蒙思想家提倡“爱人精神”，实际是与基督教的“爱神精神”对抗，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从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教会，中国相信的是自然神，抬头三尺有神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就算是佛教也是很慈悲，很宽容的，也是多神宗教，这与西方那种十分狭隘的一神教完全不同。并且佛教经过改造后，与中国的本土神毫无冲突，中国从来也没有教会专制，并且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因此中国不需要别人启蒙我们“爱人精神”。
中国古代史已经远去，与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不该再提它，然而如果要完整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史，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思想家当做圣人看待，而近代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经济学思想等，这些在学术界也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听起来，肯定不敢相信，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世界文明交流史研究得太少。
如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笔者不是新儒家的代表，对研究国学也无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任何思想都有传承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另外在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下意识地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灿烂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第三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版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地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中学西渐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20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传教士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国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年、1689年、16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去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9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记载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语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在一个国家受到最严格的遵守，这就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百年酝酿终成启蒙运动
从17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第四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
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中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所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四大贡献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下面几节就对这四方面进行重点介绍。
第五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一：人文社会的形成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印刷术可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教会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启蒙时代，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先声。
欧洲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人类唯一的宗教，基督教只占世界很小一部分。中国有5000年历史，3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享受“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吃苦，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中国人可以按理性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掀起了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启蒙运动开拓了宝贵的阵地。
理性取代神的启示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反对超自然力量，否认有“神的启示”，认为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 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最纯正的自然神论者。这一观点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问题。在整个18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事实，开始了向基督教的不断进攻。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神学”的不合理，认为应予以清除，并大力肯定孔子的学说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书中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这些话出自天主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做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下令禁毁其书，可其思想早就传遍了全欧洲。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与人类理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将培养道德看得至关重要，中国不以敬神为基础，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以道德才智出名。
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给政治指引了方向，可为治世表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深表景仰。他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4年，这对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罗马逗留期间，又结识了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莱布尼茨推崇中国道德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他的学生沃尔夫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道德的本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不遗余力地抨击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说，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第六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二：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
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只是因为占有最多的领地，而成为君主，他同封臣形成“保护与效忠”的关系。君主不能直接对居民进行统治。由于封地来源不同，封臣并不一定只效忠于一个领主。在欧洲，唯一拥有全部权力的是天主教会，但教会的权力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教会也是大领主，也占有土地并行使司法权。因此，君主、贵族、主教、自治城市等构成中世纪欧洲重重叠叠的权力结构。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中华大帝国风物史》、《绝妙论著》、《中华帝国史》、《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等早期介绍中国的书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欧洲的皇帝们也希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制度，而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欧洲的第一次实践。
路易十四建立现在民族国家
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亲政，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法国长年的战乱让这位国王决心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改革，这就是后来改变欧洲历史的“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主要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宣布亲政时废除首相职位，改设御前高级会议，并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大臣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级行政权。在地方，派遣监督官，以国王钦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还取消城市自治，改市政机关为委任制，直接控制军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贵族的势力后，没有将贵族杀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尔赛宫供这些贵族进行享乐。
1691年5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回到巴黎，路易十四命令白晋写成了《中国皇帝》和《康熙皇帝》两本书，以便自己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进一步学习。
世界掀起民族国家建立热潮
路易十四进行改革后，俄国彼得一世、普鲁士菲特烈二世、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也都效仿路易十四进行了改革，再后来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效法欧洲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路易十四建立的这种制度在政治学上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度的建立标志了欧洲开始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这个例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发展起来的。
民族国家建立的意义
绝对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有了统一的政府，有了比较明确的疆界。绝对君主制提出“国家至上”原则，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这些都符合了民族国家的特征。
职业化的军队和政府开始发展起来，文职官僚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权力结构，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实现了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
绝对君主制的君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他们是法理统治的开创者，因为君主的权力是与法律相联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没有立法观念。
再就是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直接作用于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关系。征兵制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君主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这些国家通常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支持和参与殖民主义活动。
绝对君主制促进了人权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权力掌握在封建贵族和教会手里，绝对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而贵族势力的削弱，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有了财产权，标志平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教会势力的削弱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
第七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三：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 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魁奈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他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杜尔哥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法国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亚当·斯密受到启发，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将老子视为思想教父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第八节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即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做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的一种工具，因此疯狂地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腐败。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初开始寻求解决方案，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而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进行称颂。1583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官制度有过研究。
1846年，东印度公司在一封从中国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该信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国当局先后两次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英国掀起学习中国文官制度的热潮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这些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政党分赃制”制下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治乱局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作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英国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事务官为常任制，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的连续性。
世界其他国家文官制度的建立
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和英国大体相同的情况。独立后的美国，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分赃制”带来的政局不稳和官员素质低下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
但是常任文官制度的引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分赃”本质，这种本质以各种愚蠢短视政策体现出来，有的甚至酿成国家及民族的重大灾难。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世界经济败局》一章中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
第九节 中国大崛起时代面临的挑战——摆脱西方中心论与重建中国学术体系
如果要将我们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一个命名的话，我认为应该将其称为“大崛起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两大挑战，那就是摆脱欧洲中心论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只知道鸦片战争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谁又知道中学西渐和中国潮时期的百年荣耀呢？摩罗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双星”之一，他2010年年初出版了一本《中国站起来》，书中他敢于承认自己对国际文明史的无知，但中国其他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国潮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们的教科书，这也正好可以与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中国人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我们中国学人必须对“西方中心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在的逻辑进行深入全面的剖析，在解构“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崛起的“正名”。在当代中国，彻底纠正西方中心史观不仅是一个正名的问题，而且是对现实政治和对外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大事。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绝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改造和纠正“西方中心论”的重大国际责任。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障碍是中国的知识界似乎依旧不愿意与“西方中心论”做彻底的清算。在欧洲崛起过程中，中国的人本价值观、技术发明和政治伦理的作用无处不在。我们有资格与西方中心论进行一场有益的辩论。
我主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名，但我又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中国不需要复古，需要创新，当然创新也是可以从传统中吸收营养的，孔子的道德，老子的哲学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仅靠这些东西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生存与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伦理上都创新出新的价值观，当然这是全体中国人甚至海外华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本章主要观点：
1. 针对中西文明的交流问题，笔者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2. 针对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笔者归纳为4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以及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4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
3. 针对启蒙运动，笔者指出中国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发酵是爆发启蒙运动的基础，法国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自然也就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4. 对于中学西渐和中国潮这段历史，笔者主张这段历史应该写入历史课本，中国人不仅要知道西方侵略带来的百年耻辱也应了解西学东渐及中国潮的百年辉煌，两者同样重要。
5. 关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为传统文化正名，但并不主张复古。
参考资料
1.《行政管理学》授课教案 西北大学网站
2.《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的中国潮》杯中水的博客2007-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