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悲剧

——忆萧红

萧红逝世已四十多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地在我脑中回旋，尤其是她作品中的人物，更久久地使我不能忘怀。

读了许多回忆她和评论她的文章，总感到我所接触到的这个角落，还没有人触及。同时，我这一个普通女人见到的这些侧面，鲜为人知，就越发觉得应该趁我记忆清晰时将它们写出来。

第一次见面

1934年11月鲁迅先生在上海小花园梁园菜馆请客。因为代我们转信的妹妹将请柬送迟了，害得我们没能如期赴宴，那天失去了和萧红夫妇见面的机会。

直到第二年春天，萧红夫妇住到了当时的法租界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我才见到他们。这房子在法租界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他们好像住在二楼。这次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到时客人已来了很多，都是北方人。幸好我能说普通话，就随便和他们谈起来了。记得那天罗峰和白朗夫妇也已到上海，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擀皮儿，大家一块儿包。

这场面我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他们说，来吧，大家动手。我居然仍像学生时代一样大胆地就动手了。我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一窍不通，费了好大的劲还没能包好一个，我可能都出汗了，萧红在一旁看着说了：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她是想为我解围。但我蠢得很，还一味地不服气，觉得并不难，看了看他们的样儿，又试着包了几个，结果都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样，自己才不好意思地放下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的包饺子能手呢！

后来喝酒的时候，我又自不量力地和他们干杯，还胡说什么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其实对酒我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家只吃绍兴老酒和白干，别的酒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这次为表示自己的豪迈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起来。这时，坐在我身旁的白朗说了一句，香槟酒也会喝醉人的。我不敢争辩了。

总之，当时我感到能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兴奋，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这一向从F（胡风）对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赞许，我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他们是豪爽的北国英雄式的不拘小节的慷慨之士，所以，我也就冒充起好汉来了。我看萧红和我年龄差不了多少，我就像过去在同学家玩似的，毫无顾忌。F虽坐在我身旁，而他只和萧军他们男人家喝酒谈天。没等到散席就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该走了。到喂奶的时候了。”

我一看手表，才吃一惊，时间过得真快，真到喂奶的时候了。他们不好留我们，就都很热情地送我们到后门口。

我这一向都是在家里带孩子忙家务，很少参加这种热闹场面，临别时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一路上F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大步地向前走，我也只好大步地跟着。

到家后他说话了。

“你呀，真是太幼稚了，说这么些话，你可知道人家是小说家呀，会笑话你的……”

我一想可不是嘛，他们一定把我看作无知的傻女人了……

为此，我很懊丧，至今我都还记得这次的会见，可见它给我的印象和教育之深了。

我第一次见萧红，完全把她当作一个普通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凸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一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F又带我去看他们。萧红扎着花围裙正在收拾房间，擦地板。我们推门进去，她才直起腰来，似乎有点气喘吁吁，很吃力的样儿。F问：

“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

她一边请我们坐，一边说：

“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似乎忍不住了又说：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这时我发现这房间很大，比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显得又大又阴暗。房里从地板到窗框的颜色都是棕色的，更显得阴沉。萧红也没有那天精神好，兴致好。有点疲乏的样儿，脸色也不好，带点不健康的苍白。她向我们抱怨南方天气不好，冷得难受。我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了：

“北方冰天雪地的，还会比南方好？”

她笑了说：“你可不知道东北了，那里是冰冻三尺，有时雪也高三尺。但屋里可暖和了，不穿棉衣都行。它有厚墙、厚房顶，窗子是双层的，哪像这里的窗子，你看多大的一条缝，直灌风，冷死人了。”说着时，还故意夸张地做着冷得不得了的样儿。又说：“有的屋里还有火墙、热炕，简直温暖如春，哪像这里四面进风，连空气都是潮乎乎的，你连个躲处都没有。”

F和她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F满意，他们谈得很投机。我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

不久萧军回来了，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新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体育学校或美专的学生。他精力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给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他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他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夸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了：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说时还用手拍着书。

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说：

“呵，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地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忍不住也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

他们邀约我们一道去俄国餐馆吃饭，我们回绝了。

成名带来的苦恼

她用“悄吟”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又用“萧红”的名字自筹经费出版了《生死场》。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并发表了许多小说。这一对夫妇作家，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不但站住了，还成了有名的新秀。他们为东北广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请命，写出了他们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声张了民族正气。尤其萧红写的一些散文式的短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那些浓郁的地方色彩，都极令人感动，引起读者的同情，对作家也产生了喜爱。于是他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滩上站住了。

F为她的《生死场》写了一篇后记，书出来后，他要我多看看，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我读了，有些地方很使我感动，也很喜欢。我在F面前说话是毫无顾忌的，我发问了：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 上一定没有这样的写法。”

F听后还是嘲笑了我：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地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我没有理由能驳倒他，因为我也爱上了她的作品，许多地方虽然看起来不习惯，但是看了又放不下，有的地方还使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成了她的一名忠实的读者。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能见到她，只是从F的口中知道他们搬到北四川路一带去住了。我们的住处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就不易见到他们了。有一次，F忽然说起在霞飞路上遇见了萧红，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还不止一次。

我奇怪了，他们两人的稿费收入已经不少，去逛过一次杭州——那是他们送鲁迅先生一罐白菊花茶，鲁迅先生又转送给F时，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像他们这样在上海已吃得开的夫妇作家，很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请个娘姨（保姆）做饭，何必一个人游游荡荡去吃便宜饭，是怕麻烦，怕干扰，还是……

1936的夏天，F常带我去虹口鲁迅先生家。这时F正在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因为是先生亲自委托的，他不好推托，这样就常到先生那里。不久，冯雪峰由陕北回了上海，那他就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边去。在我的请求下，他有时就带我去，有时是F要我送东西去。

但是去前F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能见到许广平先生，我也是很高兴的。许先生那样忠诚细心地照看鲁迅先生，为这一家老小操尽了心，又那么亲切热情地招待客人，我是十分敬佩的。常常是我自己厌于琐碎的家务，情绪低落时，一到鲁迅先生家，那种安详的肃穆的气氛，和许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就使我感到鼓舞，心情轻松愉快了。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地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一直到F在楼梯口出现，我才向他们告辞。

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这时我想她已经从爱的纠纷中摆脱了，我为她高兴。

可能是为她饯行，还是别的场合，我又见到过她。这时她不但穿上了新衣服，还烫上了蓬蓬松松的头发。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她身上我感到反而失去了她过去的平淡朴实，那一头烫发也没有两条粗辫显得大方。我想她可能想改变一下旧容貌了，不但是想换个生活环境，连形象都想改换一下吧。但是依我看，她这一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女了。

她去日本不久，鲁迅先生逝世了，这在她是一个不小的精神上的打击。听和她一起到日本的朋友的爱人后来说，她似乎在日本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又加之生病，就老想家，想祖国，没到这年冬天就又回来了。

他们搬到法租界住。许广平先生也从大陆新村搬到霞飞坊住了。在许先生家我又有机会常常见到萧红。她恢复了过去的样儿，穿着简单朴素，头发也是平顺的短发，使我感到她又平易可亲了。

这时，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不但许多刊物向他们约稿，有的还拉他们做台柱儿。所以在名誉和金钱方面他们是双丰收的。萧红心情非常好，比他们刚到上海时还好。

有一次，在一个新创刊的刊物主编邀请撰稿人的小宴会上我见到萧红，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她说出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我才发现她是那么热爱她的文学事业，她真是想在文学方面干一番大事啊！这一段时期，她可以说过得既丰富又热烈，有许多新朋友像捧角儿似的捧着他们，使他们都有点飘飘然了。

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

“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

“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遛马路时，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出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

“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只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散了。

他们夫妇同一位编辑成了好朋友，常到他们家去。F和我抱着两岁多的儿子也去看望他们，正好他们都去了。萧红对我的孩子表示出特别的喜爱，F要他叫“姑姑”，叫“叔叔”，他都叫了，大家挺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

“小弟，我们都叫他小弟弟。”

“哈哈哈，”萧军大笑，“总不能老是你们的小弟弟呀，应该有个名字。”

F说：“我本想用周先生最后用的那个笔名‘晓角’。”

“呵，晓角，很不错。”大家一致同意。

“不行，晓角，晓角，我们北方音就是小脚，不好，不好，小脚，不好……”

我们一捉摸，误会成“小脚”倒真是不好，只能不用这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了。

萧红这时可向萧军发命令了：

“去，你这叔叔，去给小家伙买个小玩意。”

编辑先生也说：“是呀，叔叔可不是好当的。”

编辑太太没开口说话，显出不相干的样儿。

萧军还是去了，不一会儿就上楼来了。

他到弄口俄式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圈，用绳子穿着提了上来，口里大叫着：

“列巴，列巴圈，好不好？”还将它在我儿子面前晃着。我儿子可能被这声音吓着了，就一个劲儿扑向我怀里。

我说：“你看，叔叔给你买面包来了。”

萧红表示出很不满意：

“嘿，叫你买玩意儿，给买几个列巴圈。”

“怎么？列巴圈不好？”

我一看萧军眼睛瞪着，赶快说：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嘛。”

萧红的心理我是理解的，她想给孩子买一件真正的玩具，这也可说是她母性加女性的表现，谁知萧军没把它当回事，还故意显露出不听她摆布的样儿，我看得出萧红很难过。真的买件能保留下来的玩具，可能我们会保留到现在呢！

萧红生活的风浪刚平静下来，又遭到了暴风雨的迎头袭击。她的心波涛翻腾，感受着屈辱，不得安宁！

此时，萧红又常一个人到许先生那里去，一坐就是半天，看得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从来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尤其一方在气头上，在痛苦中，用话去诱出或套出对方的内情来，我觉得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即使听到她说什么也只好安慰几句，希望她珍惜身体。

这时的痛苦，她也只有向许先生去倾诉，许先生就代替了她的妈妈，她想在这里舔伤，在这里得到慰藉。

由于我常去许先生那里，有时她正在诉苦发牢骚时，也就不回避我。她那时身体很坏，常常失眠和肚子痛。当然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许先生和我商量过，我们不好规劝对方，只能安慰她几句。但都惋惜这一对作家夫妇，怎么会在生活中出现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们不是很懂得人生疾苦，很有感情的人吗？为什么要使对方受苦呢！

后来知道，萧红还是力求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萧军一段时间。

这次突变，给她打击很重，种下了无法医治的精神创伤，可能是后来两人分手的原因。

抗战时期在武汉

抗战爆发了，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沦陷的上海，回到了F的故乡湖北。由于F一直没有职业，就只好让我带孩子住在乡下老家，一直到秋末冬初，他的工作基本上稳定了，我才到武汉来，住在他寄住的朋友家里。

这是一幢花园洋房，我们住的是花园前面的两间小屋，在花园的一角。一旁是养花的暖房，房门外面是两个大铁丝笼，里面还喂着一对漂亮的雉鸡和一笼鸽子，和雉鸡一起的还有几只名种鸡，很有点小动物园的味儿，就是已经零落了，我们只能见到这几样。花园有竹编拦成的曲径一直通到我们住处，上面爬满了蔷薇花藤，院子里种有松柏和各种树木，虽未成阴，就这样，已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好地方了。

《七月》杂志常借他家的客厅开座谈会，主人见到这些作家们都十分热情地打招呼。这儿就是《七月》的摇篮——武昌小朝街。

萧红他们住得离这里不远，是常来的客人。来时只要一过正楼，走上花园的小径，我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嚷嚷声。除萧红、萧军夫妇外，多了一个人。这人我在上海时曾见过，他是带了稿子从北平到上海来的。他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交给了F看，所以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找到F，他们也成了朋友，他就是端木蕻良。后来胡风也介绍他与萧氏夫妇认识了，因为他们同是东北人，现在他们住在一起，常同来同往的，显得十分亲切和热闹。萧军虽然个子不高，倒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又大，争论起来更是滔滔不绝。他们争论什么，我弄不太清，但我多半被萧军的谈风所征服，总认为他是对的。而萧红只是显得不耐烦，不愿听他们这种争吵不休的谈话，不是坐在一旁翻翻书报看，就是和F聊天，有时也同我和孩子聊聊。更多的时间我是带着孩子走开，因为小屋被几支香烟熏得烟雾袅袅，简直使人睁不开眼，要头昏的。F是烟不离手的；而萧红也不少抽，那抽烟的气派、手势，看来也是一个老烟客；萧军抽得也不少，但是他只顾说话就少抽了。

这次我感到萧红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也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好像七七事变的炮声一响倒把她的噩梦打醒了，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

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萧红。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接待他们。他们坐在这小屋里，萧红首先对我们的儿子表示关心，又问叫什么名字；萧军就喊了起来“小脚”、“小脚”。F告诉他们：

“现在他有名字了，是晓谷。天刚晓的晓，山谷的谷，再也不能讹成‘小脚’ 了。”“晓谷这名字好，拂晓的山谷，真美。”

大家都赞同这名字。

他们常常是在外面吃了早饭，就顺路到我们这里小坐一会儿。慢慢的，我知道萧军和那位朋友为什么争吵了。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诩。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就争论不休。一个说你描写的自然景色哪像托尔斯泰；一个就反唇相讥：你的人物一点也没有巴尔扎克味儿。就这样互相争执，又互相讨论，我们就都做旁听者，谁也不愿插嘴。最后是萧红出来说：

“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

这很灵验，他们住口了。有时是决定去黄鹤楼游蛇山，萧红总问我去不去，我记得似乎一次也没同他们去过。都说孩子走不了，谢绝了。

他们三个人老在一起，萧红活泼多了，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卫护她。他们在一起，多半还是吵吵闹闹玩玩，没听他们说准备写什么作品，好像这抗战后方的小小自由是该尽情享受的。

事实并不如此，敌人是在伺机相扑的。一天下午，F正在午睡时，萧红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连话都说不清：

“有三个流氓……样的人，跑来逼着萧军要跟他们走……萧军……”还要我们都到警察局去。

顺了一下气才说清楚：萧军被他们带走了，她赶快溜出来报信。

F立即去行营找曾见过面的某处长，答应调查、交涉，又托房主人找人打听情况，后来知道是省党部特务组干的。F就求房主金老伯去找特派员，那是他过去的学生。不久萧军就出来了。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因为他们想秘密捕人，那是确切的。这次只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我们营救得快，他们无法隐瞒这鬼蜮伎俩，只好悄悄地放人，故意借口说是因为他们没报户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萧红是机智勇敢的，她对萧军是关心的、挚爱的。此后，她简直对萧军一人行走都放不下心了。

出了这事后的几天，萧红送F一方小图章，说是她亲自刻的，是阴文，F的名字也是她亲自写的。印出来倒也别致好看。F用过几次，后来从武汉撤退时丢失了。我知道萧红能画，《生死场》的封面就是她亲自设计的；能刻图章，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一次，我在F书桌上发现了两本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一本是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本是德国丽丝琳克的《动乱时代》。我正在翻其中的一本时，萧红一人来了。F不在家，她坐下来陪我聊天。

“你看过这两本书了？”她见了桌上的书问我。

我点点头。

“喜欢吗？喜欢哪本？”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好像是在受老师的考问，犹豫了半天才说：

“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为理想而斗争……”我说不下去了，觉得说得太大太空。但看见她望着我微笑着，就给了我勇气，这才又说：“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是这样，还有呢？”

“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她点点头，没表示可否，而问：“那一本呢？”“它当然也很不错，有许多地方也使我感动，如她的童年生活就比《大地的女儿》写得生动。但我怕它，它使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民的受苦逃难、没吃没穿，还怕随时被炸死。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它使我憎恨战争，但它写得太真实了，使我害怕，使我为孩子们担心。”

我的体会是很不完全很不深刻的。后来我在《七月》上读到了萧红对这两本书的读后记，可惜她也没有作什么深刻的评介。看来她不适合写评论文章。她用的是散文笔法，我看得出她也是更喜欢《大地的女儿》的。写得更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和她对小巷中那个受战争的影响逃到他乡、饥寒交迫的老汉的怜悯和同情。不过她说了心里话，可能是她生活的实感。

1937年快过完了，抗战已经好几个月了，前方除了失利还是失利。作为大后方的武汉看来也将变为前线了。现在是紧张混乱，敌机常常飞临头顶，并且就在头顶上空战。探照灯交叉地盯着敌机，高射炮发着一串串的白光，嘭、嘭、嘭地响着；有时敌机着火了，就像红金鱼似的在天空翻腾，最后跌落下来。开始看看是鼓舞人心的，一次打下三五架是经常的，有一次打下二十一架。但是被它炸死炸伤的人数可没有报道过。

人心惶惶。从四面八方拥来大批难民，又各自谋求生路奔走四方。生活的困难，交通的不便，使得人们的心情既焦躁又愤怒。

萧红他们三人也开始心神不定，有点坐立不安了。来时就谈到逃难，怎样离开武汉，想找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山西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是李公朴的校长，派人来邀请教授，并招收学生。来邀请的人想邀萧军夫妇和F都去，萧军很想去，还希望大家都去，只有那位朋友端木在一旁做无可奈何状，看来只得跟着走了。F因为《七月》，一时走不了，只好暂且留下。

在行前，F同《七月》最早的出版者熊君商量，因为试刊时从未发过稿费，F本人也没有拿过分文的编辑费。现在大家要分手了，又是到遥远的北方去，F提出应该给每个人送点钱，添置行装，他答应了。但是由于《七月》虽然销路不错，可是请各书店代销，折扣打下来剩得就不多了，所以每人也就只能送几十元钱。

这一群北上的朋友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诗人艾青一家。他的那位一向不在人前多说话的、美丽端庄的妻子抱着刚一岁多的女儿小“七月”（她是卢沟桥一声炮响时那个月生的），她无忧无虑地偎在妈妈的怀里。后来她也随着父母，顶着严寒大风奔赴大西北的前方。可敬的妈妈没有表示一点犹豫，因为她是全心全意地跟随着自己的丈夫，把艰难困苦和可能遭到的危险都置之不顾了。多真诚善良的女人啊！我望着他们上路，心里是难受的，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萧红情绪很好，大约是她喜欢北方，想到又能见到漫天的飞雪和温暖的热炕，她一直很兴奋，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矫健地走着。只有后来出发坐上车时，发现那是货车，才有点惊讶。是呀，怎么能请教授们坐货车呢！幸好她并没计较，因为这是战争时期呀！

她被大风沙刮回来了

他们都走了，留下F一个人支撑《七月》的全部工作。过去，两位诗人艾青和田间把《七月》的出版看作是自己的工作，连一些跑印刷厂、校对等杂务，都帮着F做。现在他们走了，得靠F一人在众多的来稿中发掘出新的生命力，继续健康的成长。他两眼都熬红了，我没法帮助，最多帮他做些打杂的事务活。

他们到了北方后有信来，看来前方情况不妙，无法上课。不久，就听到临汾已兵临城下了，幸好收到了他们已脱险平安到达西安的信，似乎萧军分道到陕北去了。四月中旬，诗人一家回到了武汉，带来了萧红的信，说是已怀孕，和萧军分开了。诗人告诉F，她已和那位友人D君在一起。啊，明白了，原来如此。

这个第三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是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现在这能是真正的爱情吗？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是太冒险了。我为萧红担心！不久，他们两个也回到了武汉。

几天后，他们可能是来找F谈谈的。那位朋友有意地站在蔷薇花丛的阴影下，我们随便地坐着。

萧红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她见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对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宣告，同萧军闹开了，人家到前线打游击去了，我现在同他（用嘴向蔷薇花丛那方向努了一努）在一起过了。

而那个他只冷冷地似笑非笑表示了一下。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点恐怕很出于他们意外吧！

也算是萧红的女友、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女士来我们家，可发起牢骚来了。

“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之后她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呵，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她双手一摊，可能对这“夜猫子”一词很欣赏，以为在中国话里找到了好的形容词，还咯咯咯地一个人笑了起来。

我心想这可能是爱得狂热了效文君的私奔，还是真的被爱着呢？或者正因为他的一副胆怯相，一副温和的绅士派头，使她离开了粗犷的萧军？总之，我以为她这是一个任性的反拨，走向另一极端的选择。我们是说不出什么话的。

他们两个并不经常走在一起，萧红常是一个人来看我们。遇到F不在家时也留下来坐一会儿，可能是她怀孕了更愿意和女人接近，这样，我和她有了更多的谈话机会。她和我说到她出生的遥远的北方家乡，那里是天寒地冻，但室内温暖如春。她形容那里的冰冻，曾很形象地告诉我，她刚上小学时，不敢举手说要小便，结果尿了裤子，等回家时，将裤子脱下来，那棉裤冻得都可以立着不倒。我就像听海外奇谈似的听着，而她自己却哈哈大笑了，好像笑别的孩子似的。

有一次她来了，我和孩子正在花园里玩。当时是初夏，这花园显得很美丽，通向我们小屋的竹长廊正被蔷薇爬满了，一骨朵一骨朵的蔷薇，真像十姐妹拥抱在一起。院中的小松柏笔直地站着，垂柳就低倒着头。那小小花房此时正盛开着石竹花，红的、白的，还有外国红的十分漂亮，月季花正含苞待放，十样锦更是成片地铺满在花畦里。萧红很喜欢花，我们就在花房前坐着。这时我的孩子在草地上挖着什么，可能是捉蚂蚁，她高兴地蹲下来和他一起玩着，随便和我谈话。

她说：“孩子顶可爱的，尤其是三四岁，似懂非懂顶好玩。”

孩子也喜欢她，老是“萧姑姑”“萧姑姑”地叫着。过去孩子见着他们，也叫的，但多半贴在我身旁，不敢对她表示亲热。

我说：“看得出你喜欢孩子，将来你一定能把孩子带好。”

“我？孩子？那太缠人了，麻烦……”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这一次的花园聊天，不知是谁给我们照了一张相，我经过多次的抄家迁徙，这照片还在，就越发觉得它的可贵了！

孩子是可爱，是好玩，但在这兵荒马乱时，实在不宜拖儿带女的。我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反应特别厉害，在街上昏倒过。这样我就同房主人的夫人一起去找医生准备打胎，萧红知道后要和我们一道去。检查的结果当然是有孩子了，她的已有三个多月了，打胎可以，要一百四十元。她吓了一跳，出不起，我们也出不起，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医院。

一次愉快的重逢

我逃难到鄂西住了几个月，后来又辗转抢搭轮船，几经艰险才于1938年年底到了山城重庆。找不到房子，就住在朋友让出来的小旅馆里。半个月后，我提前生下了我的女儿，我们一家就住在仅有六七平米的小屋里。

生第一个孩子时，有我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照料，现在她们远隔万里，一切都得靠我自己了。小衣服还只做好了一件，三天后，我就下床赶做衣服，好给孩子洗澡换。我的眼睛正枯涩得要命，忽然房门开了，我眼前一亮，随着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几疑是回到了我童年时寄居的梅花馆呢！一株尺多长的红梅出现在我眼前，手执梅花的正是萧红。

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忘了普通的应酬，就丢开手里的活，拉着她的手，好像他乡遇故人似的亲热。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床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

F拿着这花没地方插，就将它捆在我的床头。他有事出去了。

“你的孩子呢？一定很大了吧？”我关心地问她。

“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她有点凄然地回答我。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死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时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是呀，一个人怎么拖得起一个孩子？但是她不是还有另一个人吗？我不好问了，就顺着她说：“一点不错，做女人太不幸了，我为了生这女儿，坐着滑竿跑了大半个城，也没有医院肯收我，都回绝说没床位，我们说自己买帆布床来，也不答应。还是江苏医院里的是同乡，同情我，叫我回旅馆，她来接生。你看这还不是顺利生下了三天了，谁知将来会怎样？但是吃再大的苦，我也得把他们带大！”

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叫着萧姑姑。萧红说：

“他长高了，可是瘦了。”

我再一次仔细地望望她说：

“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是的，她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我还看到过她穿的另一件她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她用白丝线绣上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穿上它可显得雅致大方。我心想，原来她是爱美的，也很有审美力，过去是没时间？没心情打扮自己？在武汉，她将她的女友S的西服上衣和花裙子穿着，倒也潇洒。这次可自己动手精心打扮了。

F回来后，他们就带着大孩子一同出去了。

好容易找到了住处，在这山城算是安了家。这样从各地来的新朋旧友就不辞辛苦地爬上我们住的三层阁楼上来。

我有机会见到两位萧红故乡的老朋友，P女士（即白朗，后来我知道她同萧红的关系是很深的，这已见之后有关她的回忆文章）来看我，并同我谈到萧红是住在她家生孩子的。她告诉我，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

后来又来过一位东北作家的夫人，她是萧红中学时代的同学。她和我一样是文学爱好者，所以对她的成了作家的同学谈得很多。从她那里，我们才更多地知道一些萧红的身世和遭遇。她没有读完高中，就被父亲作为交际的礼物将她许配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她不愿意，从家中逃了出来，这样就同她那狠心的父亲决裂了，在哈尔滨街头成了一个挨饿受冻的流浪者。后来她得好心人的资助到北平读书，可是她的未婚夫找上门来用花言巧语和伪装的爱情欺骗她，将她带回哈市，在旅馆里过着盲目的享受生活。钱用完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起来了，那坏蛋就骗她说回去取钱，结果逃之夭夭。旅馆留下她做了人质，要让她归还两个人的店饭钱，一直到萧军他们来将她救出。

她和萧军同居了，孩子也生了，但是付不出住院费，那时他们都无收入，孩子只好送了人，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当她与我说到萧红这段往事时，她动了感情，不无感慨地说：

“她好像不是生来做母亲的，没有做妈的命！第一个坏蛋在她怀孕时，抛弃了她，第二个呢，他们两人又分开了。要不是，一家三口多美好啊！”

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我无法理解。不过我对她在“爱”的这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

我常在S女士那儿看见她，这时S刚生下一个女儿，夫妇两人都视若掌上明珠，宝贵得很，因此生活上不愿有一点干扰。已经不是上海滩上流亡的时候了，人家现在双双都是政府官员。但萧红太相信过去的关系了，常带着D去打扰他们。S发牢骚了，甚至可以说生气，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我们不好回答，我们也不好去向萧红说，后来终于不见他们来了。

默默无言的余情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了。F不在家，她留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半天气才顺下来，她抱怨这山城行路真难，爬高上低走不完的梯坎，真是要人命！

我为她倒了茶，眼看着她满脸红潮，气紧得很，真为她担心。这山城的路是没有上海和武汉的马路好走，我这阁楼又是山上的第三层，还得走一段没光的扶梯，只好摸着上来。它本是朋友家的贮藏杂物的房间，承蒙主人借给我们安身，已是很大的幸运了。我们就将杂物归在一边，用一块布遮拦住，倒也空出十来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房、书房、客厅、餐厅了。这么高，又是这么一个拥挤的地方，一旦有朋友来我是很感抱歉的。而她不辞辛苦地来看我们，我更感不安，我高兴地亲切地和她闲谈着。

闲谈中，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 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来过了。”

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在乡下赶场

随着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我们又拖儿带女地逃到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镇去住。因为F在那所大学有两门课，本来每周都要去一次，现在我们索性就移住到那里去了。

我们的住处离镇上有好几里，买蔬菜和粮食等（尤其是拿信拿报）都得到镇上去。大学借用了一座庙宇办公，传达室可能是过去的旁门，但它面向镇上大街。

这里逢二、五、八是场期，我是每场都赶的。在人头攒动的“场”上常常会遇见熟人或认识的教授太太们，有时仅仅打个招呼，有时也谈谈物价和交换外面的消息。从靳以先生那里我知道萧红已经住到镇上了。那位D君在学校有两个钟头的课，萧红就和他住在一起。那是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另有好几家教授也住在那里。

在一次赶场时，我遇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伴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连一点意见都没有。就这么匆匆忙忙地买着，只想赶快离开。见这情景我不便上前去和她打招呼。

这次搬家，当然不像几年前她文章里写的“搬家”了，也不会再像商市街那样生活了，这是高贵的教授生活，但她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过去，F带我到靳以家去过，我能找到萧红的住处，但我想，还是不去拜访她为好。

一个月后，我去小学校接大孩子。那要经过一段小溪沟，下坡再上坡，爬到上面正好是大学的操场。这时，在篮球架旁站着一个女人，不像是女同学，穿着蓝底白花旗袍，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是萧红。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和将消失的红霞，似乎在沉思，我想她大约被这美丽的景色打动了，正在作诗吧。我不想惊动她，想从她身旁斜穿过去。她可掉转了头，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只好停住了脚。

“你住在这里吗？”她表示亲切地问。

“我就住在溪沟那边的坝子上的老乡家，怎么样？你稍等一会，我上街去接孩子，回来领你一道去我家坐坐。”我高兴地邀请她。

她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

就这样，我只好走了。等我回来时她已经不见了，但是F可一直都关心着她。我隐隐地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我还是能经常见着她，多半在下午我去传达室取报的时候。当许多学生、教授走出校门经过镇上大街，这里面会有他们两个。他们有时可能是出来散步或是到对岸北碚去。时间已是深秋了，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能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哩！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别人也就不去和他们点头招呼了。萧红在她的旗袍上有时加一件红毛衣，从背影看显得瘦多了，两肩也比过去耸得更高，抬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真不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的背影。再也看不到过去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赛跑的年轻的北方姑娘了！

我虽然多次看见他们，却从来没看到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来我家看F的同学们谈到他们，也表示很奇怪。女同学都很尊敬和喜欢萧红。内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北流亡学生，她对萧红更有着特别的感情，她们成了知心朋友。她说萧红并不快乐，常找她发牢骚诉苦，对目前的生活看来不是十分如意的。我不好询问她具体情况。想到萧红下决心和萧军分离，得到的……我心里很是难过。

我的邻居是学校的会计主任，一个美国留学生，个头长得矮小，一口江西土话，更像个土老头。为了怕镇上遭轰炸，在我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正房，让他的老娘和四五岁的独生子住。他貌似孝子，常来看望母亲，但是，七十多岁的老娘要照顾她的孙子，为他做饭洗衣，有时还要做好菜给儿子吃。每次儿子走后，老太太直叫腰酸背疼。我讨厌这个邻居，觉得他有点伪君子的味儿。

果然，他取下了假面，用着嘲笑的口吻和我说话：

“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指谁。但是我真难相信。“你搞错了吧？”我板着脸回答了他。

“哈哈哈，”他一阵开心的大笑，“哪会搞错，现在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从会计主任的嘴里我知道，萧红又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了。

我在去北碚的码头上，遇见了靳以先生，他也在等船。他和我谈起萧红，因为他们是邻居，对于一些生活细节他说得活灵活现，而且也充满着激情和气愤。一个有正义感，尤其是对女性十分崇拜十分关切的他，是不能不这样的。想着他对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那份爱护备至，我更没有理由说他不应该责备那位和萧红一道生活的D君。后来，靳以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所写的词句已经冷静而又冷静了。但当时他脸红耳赤，一边愤怒地说着，一边不停地用手推着眼镜。我真为他担心，怕他上不了船，因为他太激动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后，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萧红他们。我想起来了，我曾在《新蜀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那D君将要出版一本大型文艺杂志，可能是趁寒假期，他们到重庆办杂志去了。

那之后，他们就真的到重庆去了。

等我知道他们飞往香港时，可能已好久之后了。还是靳以告诉我的，看来连他事先也都不知道的。他这次是大骂了。靳以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在这点上他感到伤心，并为萧红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是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消息无不表示惊奇，怎么会想到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后来我才约摸地懂得了她当时的心情，她是以屈就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去香港的。这里表现出她为别人牺牲的伟大，也表现了她跳不出她已感到桎梏的小圈子的软弱。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

1941年春夏，我们因抗议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皖南新四军的惨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让我们离开重庆到香港去。到港后才知萧红已染肺病，当时我要带孩子回上海，没有能去看她。但在上海从许广平先生那里知道，萧红旅居香港，心情一直很寂寞。许先生也奇怪她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她为她的病体担心。

我去信F，要他抽空去看萧红，他去了，来信说：“虽然躺在床上，看上去精神很好，见到老朋友显得很高兴，并且仍豪情满怀，说要办一个大型杂志，要把老朋友们都邀请到，还要找萧军来……”可以看出她的心情是寂寞的，养病条件也不好。等我再到香港，想和F一同去看她，谁知第三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直到1942年夏季，见到了骆君，才知道萧红已在战争时，因得不到好的治疗和亲人的关心，含恨而逝世了！中国的一个很有才华但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写出她的辉煌巨著的女作家，只三十一岁，就过早地逝世了！

萧红死前曾亲笔写过她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和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反倒是她的家人，她的亲人，给过她冷酷的残害、奚落、白眼和冷语，甚至沉痛的打击！这是她无法摆脱的，也是当时旧意识尚未脱尽的女性的致命缺点吧？这样就使她演了一幕幕的“爱”的悲剧。而这悲剧终于与她三十一年的生命一同结束了！

她的是反封建的勇士，但在个人生活上她是一个弱者、失败者！如果她坚决地留在大陆，可能现在还活着。因为许多肺病比她严重的当时的贫病作家，不是有的到今天还健在吗？为此我为萧红不甘，她应该活到解放后的今天，但她现在只能活在我们的心里！

198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