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化、《海上述林》及其他

1985年是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从容就义的五十周年。在纪念烈士为人民的解放，为革命斗争，为新文学而献身的短促的一生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些往事。

一

大约在1932年夏秋间，当时的左联派人来和我联系。来人交给我一份写在横格纸上的英文字母拼音表，我感到十分奇怪，但她说以后她会再来告诉我，要我做什么事的。留下这份拼音表后，她就走了。

我那时在一个新贵的官僚家教两个孩子的书（即高级保姆）。来看我的这位女同志二十来岁，比我年长，穿着很时髦，是一件雪青色的连衣裙，风度很有点高雅，坐在那高级的客厅里很是协调。我还从来没有交过这样高贵的朋友。我胆怯得很，不敢问她的姓名，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等了很久不见她再来，我问左联的韩起同志，才知道这是瞿秋白同志拟的汉语拉丁化方案。他在养病时想到，要解决广大劳动人民认识汉字的苦处，必须先创立新文字拉丁化。可能知道我是学师范的，懂得国语拼音，这样学起来容易，拿我做试点吧。韩起又告诉我，那位女同志叫彭莲青（即后来的彭慧），但是1943年我在桂林见到彭慧时，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一问，才知道那是她的妹妹。

这份字迹整齐漂亮的拉丁化方案，我一直珍藏着。1935年左联文化界掀起了新文字改革和大众化的运动，胡风和欧阳山谈起我保存有瞿秋白同志这一份方案，他要去看了，并说借给他作参考。他那时大约在搞地方话拉丁化的工作。我给了他，后来就没有还我。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风云变化，他可能也早已丢失了。丢失了这一份宝贵的材料，实在是太可惜了！它说明，在大众化和新文字改革方面，瞿秋白同志是一位先驱者。

二

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以至从容就义，胡风都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得知的。那时白色恐怖十分猖獗，要营救是十分困难的。国民党利诱不成，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他枪杀了。鲁迅先生只要一提到瞿秋白的死，就不禁凄然地说：“太可惜了，死得太可惜了，留下来可以做多少事啊！……”

鲁迅先生为了寄托对亡友的哀思，开始搜集他的遗著遗稿，希望能编印出版，向广大的读者介绍他为革命文化所作的卓越贡献。

当时鲁迅的身体已不太好，常常生病。但他没有放下这份使他很费精力的细致的编辑工作，反而感到一定要加快把它做好。国内没法印刷，就设法送到日本去印刷装订，这样就更增加了先生的经济负担和繁杂琐事。

一天，胡风带回一个用厚牛皮纸包得十分严实的小包，我心想多半又是在内山书店买了书吧。但他很小心地解开绳子，里面露出了厚厚的一叠原稿。

“你猜这是谁的？”

我睁大眼望着，从字迹上看我实在猜不出来。

“是瞿秋白的。周先生（指鲁迅）一直保存着，现在要为他出书，想找人抄一份。周先生问我你有时间吗？”我一口答应了。胡风郑重地对我说：“这可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啊！第一要抄得清清楚楚，第二不能弄脏原稿，你能办到吗？”

我有点犹豫但还是点了点头，想着这是周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不能拒绝。但是又害怕起来了，我能抄得好吗？

胡风说：“并不是要你字写得多好，就是要一个个字写清楚，完全照原稿抄就是了。”

我一看原稿，不但字迹清清楚楚，而且字体清秀漂亮，稿纸干净如新，我简直不敢用手去摸它们。

我接受了这任务，就在我的小桌上铺上一张大白纸，开始工作。将原稿抄一张放一张，生怕出事故。大约花了个把月的时间，我将这十多万字的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译稿全部抄完了，又由胡风对着原稿认真地校对了一遍，才送给周先生。

后来许广平先生私下里告诉我说，周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夸奖。

书终于在鲁迅先生的积极努力和辛勤操劳下，赶着排印好由日本寄来了。记得那天胡风十分高兴地带回了两套，书名《海上述林》，封面是鲁迅先生亲笔题写的。一套皮脊精装，只印一百套，另一套是藏青色蓝绒面的（其实也应算精装），印五百套。这真是为了纪念而出的纪念本！

胡风还特别对我说，“这套”，指着皮脊的，是“周先生特意送你的”。

这么漂亮而精致的书，还真不多见呢！现在它是我的了，是周先生送我的，我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但又感到这礼物对我太重了，也许是胡风和我开玩笑吧。“是真的，因为你代抄了稿子嘛！”

从此这两套珍贵漂亮的书，就放在我们的书架上，有时客人来都要取出欣赏欣赏。

抗战时我们离开上海，将那皮脊的留了下来，蓝绒面的带在身边。我们几经奔波逃难，这套蓝绒面的书都随着我们，或者放在最可靠的地方。留在上海的反倒失落了。现在看看这一套隐隐闪光的蓝绒面的《海上述林》，想起往事，倍感亲切。

三

1942年我们从香港脱险到了桂林。当时的桂林除了有时有日寇飞机来轰炸外，可说是很安全的城市，因此买卖兴隆，文化事业也显得很发达。这时有个出版社愿意出一套丛书，请胡风编选，他就将瞿秋白同志的译著《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卢那察尔斯基原著）用易嘉的笔名重印了。意思是让它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因它不仅暴露了宫廷贵族的荒淫无耻、凶残罪恶的生活，也提醒人们别忘善良的堂·吉诃德所得的教训，不要沉醉在短暂的和平世界中，忘了残酷的屠杀和欺骗，忘了尖锐的敌我斗争。

书用大24开印成。版式和纸张在当时都可算是上乘的，共印了三四千册吧，销得很不错，版税交给了当时桂林的地下党。

1951年胡风去四川参加土改，西南局的邓政委（小平同志）在专为他们作的报告中，提到这个剧本，劝大家不做“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意思是，大家不要像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那样敌我不分，尤其是不要怜悯作恶多端的已被打倒的敌人。由此可见瞿秋白同志这篇译著影响之深远了。

四

鲁迅先生曾送过一双拖鞋给胡风，这和秋白同志也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鲁迅先生在胡风将离他家时，忽然取出了一双拖鞋，看了看他的脚说：“我看它对你这大脚倒是合适的。”说完就哈哈一笑，随着就沉痛地默然了。

原来这拖鞋是瞿秋白同志买了送给鲁迅先生的。匆匆忙忙买了双四十号以上的大拖鞋，而鲁迅先生只能穿三十五至三十六号的鞋，所以一直放着没有穿过。现在想起找出来送给了胡风。

这拖鞋可能是秋白同志在北四川路的日本商店里买的，外表很好看很厚实，其实是充牛皮的，对我们中国人是不合穿的。但是，秋白同志在那样白色恐怖、行动不便的时候，还想到给鲁迅先生送双拖鞋，那份对鲁迅先生生活的关心，表现出多么深厚的友情啊！

我们本来一直舍不得穿它，可后来胡风的旧鞋通了底，又没钱买新的，我就给他穿了。不久这鞋也通了底，才发现它的厚底里面都是马粪纸。我们赶快收起来不再穿它。抗战时我们离开上海，没能把它带走。

我和胡风住在四面高墙的监狱里时，有时谈起往事和故人，还想到这双拖鞋。他很惋惜地说，当时不把它穿破留到现在就好了；又说，我真不该穿它，送还给许先生让她保存，作为瞿和鲁友谊的纪念品，那该多好！

五

“文化大革命”时，胡风被造反派押走收监了，我一个人留在管理所。天天除了读“语录”和“毛选”外，不敢看别的书。后来我找出《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那是雪峰同志送给胡风的），准备配合阅读。

一天，管理所的干事进屋来了，问过我几句话后，就到处看看。忽然发现我桌上的书，就板着脸问我：“你在看吗？”我说，“是的，”并且赶快解释，“鲁迅先生是毛主席推崇的，瞿秋白是三十年代就牺牲了的烈士。”“烈士？什么烈士！收起来，这书不能看。”“为什么？”他横了我一眼，“说不是烈士就不是烈士，说不能看就许看。”我再也不敢问了。难道我能告诉他，二十年代时，瞿秋白就到了苏联，他在《俄乡纪程》中热烈地赞扬了无产阶级，从此就把整个身心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吗？我带着这问号一直到我们有幸出了监狱回到北京，才慢慢地了解到“四人帮”对这位烈士所进行的污蔑和凌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不仅为他平了反，还为他重建了陵园。今年，又将隆重地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五十周年，回忆往事，我为他恢复了应得的光荣而欣慰，更为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落实而感奋！

1985年4月1日

作者附记：此文是本人拟在常州召开的瞿秋白同志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对他的崇敬和一点回忆之情的发言稿。后因胡风同志病重住院，使我失去了这次能回他故乡参加隆重纪念的机会，真是遗憾！现在此发表，以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