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之余

——忆聂老绀弩

我撰写的有关回忆胡风的文章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老聂（现在应叫他聂老了）夫妇。当时我写的时候，曾设想收到第一本刊物就亲自送去给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连他可能说出的幽默风趣的话都设想到了。尤其是胡风在社会上消失的十年，他刚从北大荒劳动回来不久，就设法告诉我，要我争取和胡风见面。从那以后，胡案总算有了下文，胡风监外执行去成都时他来送别，这些我都写在回忆文中了。

他和老胡于1929年在日本东京相识，以后又经常在一起，他的音容笑貌可说是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是十年动乱后，我们在北京重见时，他俩都几乎互不相识了。当时见面的情景真令人心酸！而老胡的去世引起了他那么大的悲痛与感慨，又使我深深地感动了，因为他那时也在病中。这就更能看出他对老友的深情和哀悼。

谁知回忆文章自1986年5月份起发表，他已先两个月和老胡一样被地母接走了，他们将在地府为邻为友，叙谈别情。我却只能在文章的后面附写上“对这位多年共患难的挚友，致以诚挚的哀悼”，聊表哀挽之情。

最近有机会重游桂林，本想沿着自己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寻访一下旧址，重温一下旧梦。谁知一无所获，旧住处不是成了瓦砾堆，就是盖了新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而故人又都离散甚至陨落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就是这样的情景也勾起了我许多对往事的回忆。我在七星岩公园门口（过去不是公园，只是我们躲警报的地方）徘徊，常常觉得好像是老聂和小彭（彭燕郊）正迎面向我走来，他们是到我们家去的。

一

第一件使我想起的事是：1942年初春我们从香港脱险，在东江游击队住了一两个月后辗转跋涉终于到了桂林，住在环湖路东亚旅馆。当时在桂林的朋友很多，但立即来看我们的是老聂，并且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后来又请老胡去洗澡。等他们回来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外面还下着毛毛细雨。他没有多停，就留下一包换下的衣服走了。

第二天仍下着毛毛细雨，他没有来。他的一包脏衣服和胡风换下的脏衣服，在我们这小屋里不安分地发出了酸臭难闻的气味。又不断有客人来看我们，这可就不像话了。我就在下午趁旅馆有热水时，借来一个大盆为他们洗衣服。幸亏我想到了洗它们，因为一打开老聂那包脏得发黑的衣服，往热水里这么一泡时，就发现有许多小虫在热水里挣扎爬动。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是虱子。我赶快又舀了几瓢热水狠狠地泡着它们。等那臭气和热气都发散完了，我才一件件打上肥皂洗。这两个男人换下的臭衣服，花了我三四个钟头才对付完。因为我得仔细地为老聂检查虱子和那缝缝里的虱子蛋。

这使我想起了老聂在1938年时发表在《七月》上的那篇《延安的虱子》。当时，虱子在延安被叫做“革命虫”，因为大家都忙于工作，顾不上搞个人卫生。但是，现在是在大后方的桂林，总不至于忙到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吧！见面时一定要好好问问他。

几天后他来了，倒居然先问起我来：“我那包衣服呢？”

“衣服？扔掉了。”

他惊奇地望着我。我才说：“洗了。我问你，你穿了多久了？”

“谁叫你洗的？我会拿到店里去洗。”

这时我也火了：“谁叫你穿得这么脏！等你来拿，我们一家都要被虱子吃掉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实在太忙了，没办法，虱多不痒嘛，何必大惊小怪的。”

是不是真太忙，我不清楚。等我们住定后，朋友们经常带着善意谈起他生活中的不拘小节。他能够随遇而安，和年轻人一起吃苦，甚至和剧团的青年们一起睡戏台，拿大幕当被子，简直成了名人轶事。

胡风听了，觉得老聂的生活太不正常了。这样怎么能工作呢？就想规劝他几句。虽然很婉转地暗示着说，但老聂一听就明白了。他很不以为然，甚至说，自己没有少写文章，没有耽误工作，这些小节有什么……

胡风有点生气地说：“你以为你不摆架子，能同年轻人滚在一起，他们又都拥护你，就了不起了？那是浪费，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没那么严重吧！”“好。这一些时候你写了什么文章？凭着你的聪明和才智，你本来可以写得更好的。就这种急就章式的文章，你满意吗？”

他不作声了，不过也没有发火。

二

我们在桂林住的一年多，他是我家的常客。有时是约好了来吃饭，有时是他和别人带了菜来，交给我做。他喜欢吃肉，尤其是红烧蹄髈，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又高又瘦的缘故吧。我从没见他胖过，总是那样端着肩，走起路来飘飘然的，但也没听说他生过病。

他和老胡在一起很能谈，不过，后来他和我的儿子晓谷也没少谈天。晓谷这时已八九岁，天天捧着本《水浒传》在啃，许多字都不认识，就信口顺下去了，如什么“火泰明”（即“霹雳火秦明”）等，常常使得朋友们当笑话谈，逗他。最热心的就是这位聂伯伯了，见面后总要考晓谷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什么诨名、本名、官名都会问到，后来这小家伙倒也被他训练得对答如流了，并且有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使他感到惊奇。但他们谈起天来，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好像是大人和大人谈天一样。因此，晓谷常念叨着聂伯伯，我不得不佩服他真是老少都能交。

他真正工作起来，是严肃认真的。那时，老胡和他，还有骆宾基，一同编一份《文学报》，似乎是刊物形式的。他们在选稿方面非常认真负责，但这报几经周折，似乎只出了一期，或者根本就没有出。

1943年春，我们准备离开桂林去重庆。临行时，胡风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最后希望他仍回重庆，并且还批评了他，说他对老婆孩子太不负责，太不关心，太自私。听了这些指责，他不敢分辩，只是“唔，唔，唔”地应着，一副惭愧的倒霉相。

大约在1944年，他也到了重庆。但那时我住在赖家桥乡下，他没有来过，我很少有机会看到他。只在那年春节前我到北碚绍隆寺周颖主持的慈幼院去和他们一起玩了一两天。看着他和女儿海燕和我的晓谷在一起玩得很高兴，心想，他如果和家人常在一起，该是一个多好的父亲啊！

三

全国解放后，老聂大约是1950年后才从香港回到北京工作。胡风每次到北京开会或是去接受批评，都会去找他，并且常在他家吃饭。那时周颖已是邮电部的高级干部了，借到一处房子。每星期六或星期日，胡风总在他家吃上一顿家乡饭，再和他们打几盘“百分”，算是松散过分紧张疲劳的神经，找到休憩之处了。

1952年，老聂到江苏调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出生地，顺便在上海停留作一次旧地重游。

这之前，胡风有信给我，要我一定好好招待老聂，因为在北京实在太打扰他家了。所以他来找我时，我就准备请他吃饭，但他不愿上饭馆，只说要吃上海的普通饭，还说：“过去的老朋友，差不多都身居要职做官了，不敢去惊动他们。隔了十多年，现在我连路都不认识了，还是由你这个‘老上海’ 为我带路吧。”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就陪他到他愿去的地方。

我们到了南京路的几家大公司，这里是一般外地人都想去买东西的地方。我们走着看着，我问他想买点什么，他耸耸肩摇摇头说不知道。于是我介绍他买丝光毛巾，他说：“我在香港买了，比这里的要好。”走过女服部，那里挂得有新颖的毛衣，我说：“给海燕买一件怎么样？”他说：“她有。我买的她不一定喜欢。”我说：“那给老周买一件吧！”他又摇摇头，低声地说：“人家不一定会要呢！”最后走到男衬衫部，他似乎感到不买点什么也不大好似的，就选了一件上等的白府绸衬衫，在付钱时从怀里却取出了一大叠钞票。我说：“看来钱对你不起什么作用了，你什么都不需要了嘛！可是我们今天还在为‘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呢！”“是呀！不过我想，真到了‘按需分配’ 的时候，恐怕人们也就什么都不需要了。什么都有了嘛！不过，奋斗还是得奋斗的。每次运动来还得努力跟上，要不然，开除了党籍，那就等于开除了人籍呀！”说完这话对我笑了一笑。

我请他来家中吃螃蟹，谁知他是一口假牙，吃螃蟹很困难，这可使我太抱歉了。幸好我特意从上海名小吃店乔家栅买回了糟田螺和炸大排骨，还有自己做的干炒草头和笋尖素什锦。他吃得很满意，认为这才是真正上海风味的家常饭。他告诉我，前天曾特意到他过去在《中华日报》工作时吃夜宵的老正兴菜馆，想再尝尝那时认为是最好吃的菜，谁知满不是这么回事了，价钱贵且不说，菜烧得也不好，家乡肉蒸得不烂，红烧划水太腥气。过去那里就是阳春面也好吃得很呢！

我揶揄说：“可能是因为你吃山珍海味太多了！”

他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说：“一个人对过去总有着许多好的印象，但又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壁。譬如我就常想吃家乡的咸菜，但真叫我和过去一样天天吃咸菜，一定会苦不堪言的。”

他要我陪他到淮海路（过去的霞飞路）去走走，我就带了小儿子晓山一起去。他想找过去常去的俄国大菜馆和咖啡馆，却一家都没有了。在走过嵩山路时，有一处弄堂里挂了一些旧衣服在卖，他就走过去看。我觉得很奇怪，他身上穿上等毛哔叽的制服，怎么会看上这些旧衣服呢？他还认真地问了价，一群商贩以为来了大主顾，都拥过来抢生意。我只好帮他问价，问尺寸，最后说不合身，赶快领他走了。我怪他何必到那儿去白相呢。他说，想起过去在虬江路买旧西装的事，那时是多么希望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衣服啊！

我们终于在一处小巷里的楼上找到了一家咖啡馆，里面阴暗得很，每一间车厢桌上都点着一支红蜡烛。烛影在暗红色的微光中摇曳着，人和物都隐在这暗红色的光中。我们选定座位要了两杯咖啡，这时才听出还放着音乐呢。是哪位音乐家的作品，我们听不出，不懂，只觉得那情调是很忧郁的。他坐了一会儿说：“如果是阴沉的天气再加上飞机轰炸声，不就成了东方的《卡萨布兰卡》了吗？”我说：“是有点这味儿。不过在那时，那种世纪末的感觉是多么动人啊！但今天这气氛就有点不协调了，外面可是明朗的天呀！”

五六岁的孩子坐不住，已经跑下座位在到处张望。我说：“走吧，这儿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

快到家了，晓山忽然说：“聂伯伯，你不是说给我买个小玩意儿吗？”

我赶快制止：“别瞎说！你的玩具还少吗？”但是，这位聂伯伯却坚持非要回到淮海路的玩具店去，让晓山自己选一件玩具。我一再暗示孩子，要个小汽车或小铃铛什么的。但是，他偏不听我的，自己选了一把卡宾枪，还美滋滋地挂在了脖子上，真把我气坏了。我说：“快放下，我们不买枪。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不够吗？你还要玩枪？！”我坚决不让买枪。这位聂伯伯却说：“没关系，武器看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嘛。”立即就付了钱。

晓山从此就背着这支卡宾枪，英勇地迈着步，像志愿军一样骄傲。

直到1953年我们举家迁到北京，这位聂伯伯来我家时，还喜欢叫他小顽童，看他背着枪玩打仗呢。

四

胡风被关了十年，放出后第一个来看他的朋友就是聂绀弩。他们谈得很多。可惜时间不长，一个多月后，胡风就被遣送出京了，老聂又亲自来送别，并书赠条幅一张，诗云：“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以后就只有书信来往了，并且他的每封信中都附有诗作，而胡风也是每诗必和。直到1967年年初，“文化大革命”已到了轰轰烈烈地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高潮时刻，老聂忽然来信，要我们将他所写的信及诗一起烧掉，并且说：“你的我已烧掉了。”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怕再互相株连。但是看着他写在红条的八行信笺上的蝇头小楷，我们都有点不忍烧去。我就将它们作为废纸化整为零地用它把一双双筷子卷了起来。我想，这样不会被人注意，随身携带也方便。胡风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危险。胡风的和诗有的留有底稿，我不甘心将它们毁掉，就偷偷地藏到了他的旧西装裤的口袋里。心想，就是来搜查，也只会抄我们的身，不会去翻那旧西服裤子的。不几天，又收到老聂的来信（最后一封），要我们务必将他的信和诗烧掉。我们想，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就无可奈何地将那些信纸又一张张解开，由胡风投入炉中火化了。我为这些诗的失传很是难过，但是胡风却说：“放心吧，他会记得的，十年八年之后还会记得的，因为这是用心血写成的。”

五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传抄给我们好几首老聂的诗，不过题的是“怀瘦弛兄”（胡风较胖，本姓张，故用“瘦”对“肥”，“弛”对“张”）。但等胡风到北京时，却脑病复发，需要治疗，而老聂也因哮喘体弱，生活不能自理，两人都住在医院里。只有萧军一人身体健壮如前，他弄到一辆车将胡风接到老聂病房，三个合照了一张相。但他俩表情木然，不但不能谈诗，连一句普通的问好老胡都说不出来了。三十年代时，他们是那么的意气风发，身怀报国之心，又有报国之才，谁知近几十年来累遭厄运，在人间已销迹十数年，现在相逢都成了又病又弱的老人，只能相对茫然。

经过治疗后，胡风的病渐好，老聂也早已出院。孩子们常去看聂伯伯，回来就告诉爸爸聂伯伯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他都十分关心。

1985年初夏，胡风住院被查出身患癌症，我曾抽空和大儿子去看老聂夫妇。我已有一年多没见他了。只见他一人蜷曲在床上，腿已不能伸直，真是骨瘦如柴，但面部表情很丰富，谈话也不失过去的风度。他躺在床上，臀部垫一个橡皮圈，想抬起上身，得小保姆来帮忙，自己再用双手一撑才行。这时，他风趣地自我解嘲说：“你们看，多像孔乙己！”真的，我一见他就有这感觉，但他头脑和双手却比孔乙己要强上千百倍，他是读了一辈子书，著作等身的老作家啊。

过了些日子，胡风就与世长辞了。因追悼会拖延较久，两个月后，就由我们家属主持，先将遗体火化了。在这期间，老聂写出哀愤感人的挽诗：“……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皆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后来他将过去所写赠胡风的诗共十三篇发表在各报刊上。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的人的伟大灵魂。正如胡风过去所说，这些用心血写成的诗，他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也不会忘记。

六

时隔九个月，老聂也因病弱而逝世了。我们全家对他的感情，无能力用诗来表示，只能用行动来表示了。他的后事就由过去的小顽童晓山尽心尽力地协助他家人操办。后来，周大姐又要我为纪念老聂写上几句，我说，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我对他的理解太浅了，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可是，最近，周大姐又来电话说：“这纪念集里没有你们家人的文章，我总觉得缺点什么。”这话震动了我，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孩子们可惜都在远处，无法写出他们对聂伯伯的认识、爱戴和尊敬。不管怎样，我和他们夫妇也是半个世纪的交谊了，只有勉力回忆点细小往事作为我对他难忘的怀念！

198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