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花朵

——记吕荧与胡风

这篇文章本应由胡风来写的，因为胡风一直在怀念着他。记得1965年年底胡风监外执行住在自己家里时，我和他谈起吕荧，他不胜感叹地说：“现在请他来玩，来吃饭，还不是时候。”我们将离开北京去四川时，他望着墙上挂的他在四川土改时买的梁平竹编横幅，半天才说出：“这上面画的金鱼，吕荧曾一再赞美过它，应该留给他才好。”虽然那只是一般艺人画的，并非名画，但那栩栩如生的金鱼，自由自在地在水草中游着，还真是可爱，并使我十分羡慕它的自由。是应该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但是，他能挂在哪儿呢？他还能再欣赏它们吗？……我只得嘱咐女儿将这幅竹画好好保存着。

我们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北京的亲友们，祈望着不久会回到北京，与亲友们再相见。

直到1980年我们才回到北京，见到了亲友们。但是，这里面没有吕荧，他已在1969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责怪说，像吕荧这样的美学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的迫害，悲惨地瘐死于劳改农场，可没有见到几篇纪念他的文章！这是对吕荧生前友好们的责问。其实，吕荧是有人纪念他的，只是写得太少了。我曾在《北京文艺》上读到碧野同志充满深情的怀念文章，它使我们了解了吕荧学生时期的生活和抱负。后来又听说，骆宾基同志也写了文章纪念他，是投到香港刊出的，当然，能读到的人就不多了。

胡风和吕荧从1938年春认识到1955年也有一二十年了，写篇悼念文章是完全应该的，也是义不容辞的。可惜，胡风的身体状况使他长期不能执笔，并且，我也不大敢对他提起这些悲惨死去了的朋友，怕他心里不好受。

一天，一位正准备写《吕荧评传》的女同志韩文敏来访问他，要他谈谈吕荧。那时正是寒冷的初冬，他的病刚好不久，但他不但没有拒绝，并且越谈越有精神，采访者也就抓住这机会不断地提问。我在一旁直着急，一次次地往厨房跑。因为他该吃晚饭了，谈多了话一定会影响他的食欲和睡眠。我几次都想设法制止，使谈话中断，但他不理我，反而一再地向我摆手。一直到七点多，这位同志才合起了她的笔记本，结束了谈话。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她很不满意，因为这一晚胡风肯定是睡不好的。

后来我怪胡风：“为什么不可以约到下次再谈呢？一连说这么多话，你吃得消吗？”他说：“唉！她来一次不容易，我能谈一次更不容易。我应将我对吕荧的理解和她所需要知道的都告诉她。真正能理解吕荧的人是不多的。我很希望她能写出一本好的《吕荧评传》来……”

这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之后，吕荧被他的家乡所重视，女儿们为他编了年表，也有人写了长篇传记，这使我们对吕荧的一生能有个初步的了解。可是，那位严肃认真的韩文敏同志写好《吕荧评传》，却仍然找不到出版的地方。

不管怎样，既然胡风再也不能说和写，我就有责任把他和吕荧的友谊以及我所知道的吕荧都写出来，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之情！

相识于未见面时

早在1937年年初胡风编《工作与学习丛刊》时，就曾收到署名倪平的一个青年从北平寄来的文稿。丛刊被国民党查禁了，胡风只得将稿退回并写了意见。倪平（吕荧）的原信被我找到了，这对读者了解胡风和吕荧最初的交往很有必要，所以我将原信摘录如下：

胡风先生：

当你接着这两篇东西的时候，因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举动，你会感到惊讶吧？

你是不认识我的，也许还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名字，不过你的论文对于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使我感触到一种亲切的印象，并且使我决定了这个突兀的举动。

这两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无情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我相信，你是不至于使我失望的。

《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这篇，去年十一月便写好了，曾寄给《作家》，十二月退还了。孟十还先生说是因为篇幅不允许。今年一月寄给《文学》，最近因无消息，写信问了两次，于是也退还了。王统照先生也说篇幅长不允许。看样子，这篇文章是很少有希望了；但是这在我这初学写作者，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这个打击下，首先使我对于自己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其次，对于这篇东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所以我想寄给你看看，以求得到一个最后的判定。不过无论如何，一个文艺习作者是应该有力量充实自己，担负起自己的失败，改正他自己的错误的。因此，我希望你的批评是无情的，严肃的，乃至于苛责的。

《田间与抒情诗》三月里便写了，最近改了一遍。写这篇东西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杨骚先生的《感情的汜滥》里的有偏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因为看到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完全是在理论的逻辑上构成了他们的艺术形象，而又有许多诗的习作者差不多是在下意识地模仿一些老诗人的格调。因此，我企图在这篇文里指出来：一、田间的诗独创了新形式，不惟是独创了风格、语言，而且也独创了一种表现方法，虽然还远未到完成的境地。二、在现阶段中国诗歌的发展上，田间是一个最初跃过了旧形式的樊篱的诗人。

你写过《田间的诗》，在那篇论文里展开了对于田间先生的诗的正确的全面的评价。因此，这篇东西也要麻烦你看一下。

这两篇东西也许要花费你不少的时间，但是，假若你能替我设想一下，我是怎样的把现在文学理论作家思考过来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原谅我来麻烦你的原因吧。……

信是1937年4月写的，信上所提到的两篇文章，胡风都提了意见。第一篇在1940年时改写成《鲁迅的艺术方法》，后者即是《人的花朵》中论及田间的诗的那部分的雏形。

七七事变后，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加入了抗战工作。1938年2月，倪平从家乡写信给在武汉的胡风。不久，他也就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加入了抗战文艺工作者的行列。

他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我没有确切的材料。只知道，1938年3月，他曾来武昌我们寄居的地方看望胡风，带来了两篇稿子。诗看后提了意见就还给他了。论文则留了下来，这就是发表在《七月》第十一期上的《向着伟大作品的进行》。这文章引用了高尔基的话，说明苏联的许多革命作家，都是作为一个战士从血的战斗和死亡中步行过来的，对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工作者，学习生活虽然十分困难，然而却是最基本的必需的一课。他同时提出了反对单纯化——从概念化繁琐化脱出。最后说，“现实主义的文学工作者必须要学习抓住生活的能力……我们现实主义的文学工作者，决不逃避生活，决不在现实面前，任何困难面前退缩。……”

我第一次见着他可能是他第二次来看胡风，当时胡风不在家。那时正是初夏，武汉忽然暴热了起来。记得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衫，见着我显得很腼腆，但还是坐下来等胡风。我们随便地谈着，他对我们住的房主人家花园的布置很感兴趣，还和我不到四岁的大儿子说笑。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礼貌，对人亲切的青年学生。他没有等到胡风，留下了一篇文章就走了。他对我说：“希望胡风先生看看，不好就不要用。不必退还了，我就要离开武汉。”

这是一篇写北平郊区一个游击队和游击队员成长的小说。写得很生动细致，但看得出许多地方模仿了苏联小说《铁流》和《毁灭》。胡风将后面一大段删去了，后来发表在《七月》第三集第六期上，这就是《北中国的炬火》。

武汉大撤退，我们到了重庆。胡风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七月》终于在1939年7月复刊了。9月25日收到了倪平从成都的来信，原来他因肺病已住院好几个月了。这时，病好了点，就写了这封信。信上谈到，看到小说发表了，对胡风给他删去了最后的一段战斗场面十分同意，本来他是想收回重写的。他说道：“我并不是存心‘轻视敌人’ 才把这一段写成这样的，事实上乃是因为我的病和战斗实践不够的缘故。”最后他写道：“你对青年写作者之援助，使我十分感动……”

他努力忠实于战斗实践，忠实于生活，后来再也没有凭文字技巧来写小说了，这篇小说就成了他唯一的一篇。

不久，他就决定到昆明去，打算一面养病，一面翻译点东西，西南联大那里有他在北大的许多同学。临行前他来信说：“由于身体不好和不断轰炸，没能到重庆城里去看你。”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他写道：“我已经改换笔名‘吕荧’。”

茁壮成长

他在昆明住下了，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并且恢复了学业，但仍抽时间写作和翻译。这时，他和胡风通信不少，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诗。他写的《田间与抒情诗》原稿在武汉胡风住的小屋被轰炸时湮没了，他十分惋惜。但因此倒使他放开手，想重新再写一篇。他对《文艺战线》上张振亚评田间的文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他的批评也很中肯。胡风鼓励他将这些看法都写出来。

胡风曾说过，吕荧自己写诗是成不了大诗人的，因为他要不就热情过火，要不又写得太冷。所以胡风把他的几篇诗都还给他了，他自己也承认不会控制感情。但他是懂诗的。

从他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吕荧对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一个意见、一段话，都要来信商讨。最后，终于完成了《人的花朵》。至于翻译那篇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更是参考了许多书，胡风也托人给他找材料，最后还托人对照原文（英文）才定稿，用在1940年的《七月》六集一、二期合刊上。胡风在《校完小记》中曾经提到，“半年以前就译出来了，在这半年当中为了一些问题，还来信讨论了好几次。在译者的意思是要我校对原文看一遍，但因为忙乱，也因为英语程度实在不高明，只好拜托了W君。他看了以后说对译文很佩服，虽然有几处觉得应加商酌，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译者的认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单就那注释，也花了不少的工夫。”

就是这样，在付排了以后，吕荧还来信要作一些修改。因来不及了，胡风只好在《编校后记》中代他一一作了申明。用“吕荧”笔名发表的这第一篇文章，体现了他是多么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

这篇四万多字的译文，因为躲轰炸，是在重庆郊区我家附近的印刷厂印的。校样送来时胡风不在家，由我代为校对。记得那原稿上就有许多修改之处，在桐油灯下校对还真吃力呢。

关于在《七月》六集三期上发表的《人的花朵》，胡风这样写道：“《人的花朵》，论及了两个诗人，艾青和田间。说到田间，我们总是动辄得咎的，那罪名是‘乱吹’ 或者‘瞎捧’，虽然批评家们总是吝啬地不肯说出他们自己的不‘乱’ 不‘瞎’ 的高见。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这一篇，和目前的不‘狂妄’ 的批评家们并没有一点关系。远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作者就写过一篇关于田间的评论。在武汉时又亲自交给了我，但在大轰炸时被土湮没了。后来作者几次想补写而未写，到前年看了张振亚先生的批评以后才来信表示了重写的决心。不管对于具体的论点怎样，但读者当可以看到，作者是在研究对象，是想说明对象的真实内容，至少也该没有‘唬’ 人的存意。那辛劳，何尝是插科打诨者之流所能够想象的！”

到了1940年9月，在《七月》七集一、二期合刊上又发表了吕荧早年写就后经过多次修改的《鲁迅的艺术方法》。这一期出得匆忙，胡风没有写《编校后记》，所以我们看不到他对这篇文章的介绍文字。但吕荧有了这三篇文章，在文艺理论方面、文艺翻译方面甚至在诗论方面，都崭露头角，奠定了他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地位。虽然是经过了漫长的三年时间才得以发表出来，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以及他和胡风之间真诚坦率的交谊。

为了奥涅金

《七月》出到第七集，也可以说，胡风发表完了吕荧的作品。这时，我们为了抗议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在党的安排下，去了香港。半年多后，香港沦陷，我们又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脱险到了桂林。大批文化人云集桂林，桂林成了文化城。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出版社也不少，但多半是赶浪潮，唯名唯利的多，一般不出名的作家还是很难出书。有几个小青年集了一点钱想办出版社，找到胡风。于是，他为他们编了一套《七月诗丛》，销路尤其是影响都不小。吕荧在昆明接到胡风寄给他的书，十分高兴，对出书也感到了兴趣。胡风提出要为他出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人的花朵》，准备编在《七月文丛》内，就是一时筹不来钱。倒是他寄来的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普希金论》，胡风将它编在译文丛书内，由远方书店出了。

还在我们没离开重庆时，就得知他想师从刘泽荣先生学俄文。他信上说，早在北平时就学过俄文，现在还能勉强用。后来，他就一面学（读的是刘编的《俄文文法》），一面向刘先生请教普希金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内的一些文法上的问题，再将它用诗的语言译出。这当然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从来信中知道，他还因译书的工作紧张，身体搞得很坏，常常生病，似乎有一个女友在照顾他。这时，他要胡风帮忙找书店出版《奥涅金》。

我们于1942年初春回到了重庆。不久，他也从昆明来此。这时，他已从西南联大毕业，并且教了半年的书。在抗敌文协我见到他，已经不是1938年时的青年学生了，眼镜的镜片更厚了，身体也瘦弱得很。

胡风告诉他，问过几家大出版社，都不愿出这种诗体小说，小出版社想出又没有力量，所以一时恐怕很难出版。他和胡风谈起为什么急于要出的原因。原来，他在向刘先生学俄文的时候，一个同学表示有兴趣也去听了。这人本是学英文的，他背着吕荧想用英文将《奥涅金》译出，并在与吕荧和刘先生讨论原文时得到点材料，算是参照了原文，想抢在吕荧前面出版。

说这些的时候，吕荧真是又气愤又伤心。胡风只好安慰他说：“这类事算不得什么，无行文人多着呢！只要你译得好，他先出也没关系，读者会比较的。不过，这样要出版就更困难了。”

他显得很焦急，不停地推着眼镜。后来说：“无论如何，我要将它出版。没办法，就自费出吧。”

他又告诉我们，他要结婚了，对方就是帮他抄稿子的潘俊德。我“哟”地叫了起来：“我还以为潘俊德是你的男同学呢！字都像是男的写的。”

“是这样吗？她是学生物的，四川人，家就在涪陵。什么时结婚还没有决定，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啊！”

几天后，他又来看我们了，不巧，胡风不在家。他手里拿着两盒罐头，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我在委托行买到了两盒黄油罐头。这东西很好，我们用脑的人就需要这种高蛋白高脂肪。在昆明很不好买，一出来就给人买走了。留一盒给胡先生吧！”我拒绝了。我说：“你看他，一身的脂肪够多的，再不能发胖了。”“那你呢？”我哈哈一笑：“我不用脑，我是体力劳动者。”结果硬是没有收他的，他很失望。

这年的秋天，收到了他从涪陵寄来的结婚喜帖，是很漂亮大方的绸面喜帖。胡风带回家给我看，问我能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礼。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礼物。后来胡风说，“我还是到城里去找几本书吧！”他送了书没有，我可就不知道了。在我俩闲聊时谈到，吕荧这婚事可说是很美满的。他文人气质太重，可能不会生活，找一个学理科的，生活就可以得到照应了。他身体那么坏，胃病、肺病、神经衰弱都有，才刚三十岁不到呢！我们衷心祝愿他们能幸福！

一天，我们进城去，在抗敌文协见到了他。果然，身体比以前健壮，脸色已不是苍白而稍见红润了。他很诚恳地邀胡风去涪陵玩，他说：“那里的风景很美，可以到山上去打猎。你来了，我约潘俊德的亲戚们陪你一起上山去打野兔。”

胡风耸耸肩，两手一摊，“我哪来这福分去打猎啊！你看，光南天出版社出书的事就走不开，又想再出刊物，还得做很多准备工作呢！以后再说吧。”

花儿带刺了

美满的生活像花儿似的盛开。他们夫妇俩在丰都教书，同时忙着自己出《奥涅金》。吕荧对于这本诗体小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经常寄稿来给胡风看，随后又来信说明，这句要不得，得改，那个注释不对要改。后来还请胡风根据日译文校对一遍。日译文有个地方多了几章，胡风告诉了吕荧，他一定要请胡风译出，后来就将译文附在后面了。他本来要请胡风写序的，被胡风推辞了。

他自己早就买好了纸，后来又请朋友帮忙，终于在1944年出书了。不过推销方面还是很困难，后来留下有一千来册，他就交给了胡风负责主办的南天出版社代为销售。当时，他还说，这纸型就送给出版社吧。

住得离重庆近，又是教书的，所以寒暑假他常常到重庆来。一次，他到我们住的乡下来看胡风。早晨，我给他们摊糖面饼当早点。他一边吃着一边说：“我在家，早晨也吃这个。我自己做呢。”我好奇地望着他。他话里带点酸溜溜的牢骚：“我们是各人做各人吃，人家说不侍候我。”我听后很不以为然，就说：“她可能是忙着看孩子。再说，她和你一样是大学生，中学教师嘛。”

我没有责备他的意思，他却很认真地说：

“可能是这样。人家也是大学生嘛！这已经够委屈她的了。”

这以后，他的来信中就常带有“工作忙，孩子吵，不能写文章”等怨言。

他在1945年写了《论曹禺的道路》，胡风将它介绍给冯雪峰当时主编的《抗战文艺》发表了。同时，杨晦在《青年文艺》上发表了《曹禺论》，这引起了吕荧对其中一些要点的不同看法，又写了《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算是对杨文的商讨。他还在《萌芽》上发表了《关于“客观主义”的通讯》，和何其芳展开了笔战。

这时的吕荧已经是带刺的荆条，不再是芳香的花朵了。

大胆签字

抗战胜利了，我们准备回上海，因此搬进了重庆城里，住在张家花园抗敌文协内。不久，吕荧来到重庆，也寄住在文协内。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我发现他的交游很广，并不是一个孤傲狷介的书生。他和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人都有来往，不是通信就是亲去拜访。他和雪峰、邵荃麟很谈得来，倒很少去接近那些名气大的文化人。他同在《七月》上发表过诗、出过诗集的朋友们都很友好，尤其是和诗人阿垅，每次他到重庆都要去看阿垅的。

涪陵离重庆不远，交通又很方便，但我一直没见潘俊德和他一起来。我想象她是一个高个子，很好强，很能干的人。但是胡风告诉我，早先她曾和吕荧一道来过，他见过的，个子不高，看去似很温顺。

吕荧在重庆住了不久，发作了急性阑尾炎，痛得不得了。胡风把他送进了宽仁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已经溃烂了，要立即动手术。吕荧本人还在犹豫下不了决心，管事务的文协职员就慌忙跑回文协，又把胡风叫了去。医生告诉胡风，如果一穿孔就会大出血，那时再动手术就麻烦了。胡风又去劝说吕荧动手术，还是割了的好。

吕荧答应了，可是动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胡风为了不使他病情恶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立即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他回来告诉我，我很怪他，说应该先打电报给潘俊德，由她来办手续才是。但胡风说：“奇怪的是，我签了字就要动手术了，吕荧也没叫我打电报给他妻子。我只好自作主张发去了一个电报。”

手术当天就做了，情况良好。胡风到傍晚才抽出时间去看他。他已经醒了，很安静地躺着。一见到胡风，就从枕头底下的纸包里抓了许多药片塞给胡风。他说：

“这是盘尼西林片（即青霉素，当时是进口货，很不容易买到）。我特意要医生多开点，你拿些去吧。”

胡风却不过他的情意，只好包了几片。回家后交给我说：

“吕荧，可真是一个古板的读书人。好像我帮了他，他非对我表示一下感激之意不可。要是我不拿这几片药，他心里还不知怎样不安呢。”

很晚了，医院来人带来他的字条，说是感到身上冷得很，要文协送床被子去。梅林（文协的秘书）说，文协没有被子。胡风就将我们床上的一条毛毯取出来交给来人，并且附了一张字条，告诉吕荧我们很快就要去上海了，如果抽不出时间，就不去看他了。

前途渺茫

我们回到上海，前途如何一无所知。没有有权势的人可以投靠也就没有现成的工作。只好到了以后再说，最好的结果是能和过去一样卖文为生。

吕荧也离开了重庆，到贵州大学教书去了。他来过一两封信，还问起胡风工作的情况。1947年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他突然来到上海我们的家中。穿着整齐的西装，打上了领带，只是上衣搭在手臂上，完全像个小绅士。可能由于热吧，他满脸红光，一头大汗。我倒水要他洗脸宽衣，他只擦把脸，松了下领带。我不由得说了一句：“这大热天，何必要西装革履地受罪呢！”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存在家里的旧衣服，已被虫蛀了，织补一下穿了它算了。”他将这套灰派力司的西服织补的地方指给我看，这才安下心来喝我给他倒的茶水。

他告诉胡风，他已辞去了贵州大学的教职，想另找工作。他说，那里太闭塞，外面的消息不容易知道，连新书报都看不到。学生们倒不错，很知道用功上进，但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又说，回安徽老家去了一趟，谁知弟弟受弟媳的影响，不读书，只想做生意赚钱，居然还想买田收地租！“我气得要命，狠狠骂了他一顿，提出了分家。这多年我在外面，没用过家里一分钱，都是他一人独占的。我不能让他，我不靠剥削吃饭。卖田的钱拿来出书也好嘛！”他像这样生气，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问胡风是否能在上海或别的大城市给他找个工作，胡风只能摇头。但是，胡风告诉他，《叙述与描写》和《人的花朵》已经介绍给贺尚华的新新出版社，他们答应出版。并且还对他说，这次决定将《人的花朵》列入《七月文丛》。他听了很高兴。

后来，他终于到台湾大学教书去了。他给胡风的信中说，那里的日文书很多也很便宜，问胡风想要什么书。胡风开了一张购书单给他。中间，他回来过一次来看我们，给胡风买了一套精美的日文的《文艺大辞典》和一些别的书。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开了莎士比亚课。因为台湾学生大多听不懂大陆话，他只好用英语讲，虽很吃力，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还将译好的《仲夏夜之梦》带来了，要胡风帮他找地方出版。

他对台湾的风景赞不绝口，那里的气候对他很适合，几乎没生什么病。的确，他显得很健康，情绪也好。但是，他一直不提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也不好问，后来才知道，她们都留在四川了。

他回台湾后仍给胡风来信，一直问要买什么书。

开始新的生活

1948年年底，胡风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到了东北解放区。解放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蒋介石最后挣扎带领残部逃到了台湾。我真为远在台湾的朋友们担心，同时也好久没收到吕荧的信。

北平解放后，我从胡风给我的信中才得知，吕荧冒着生命的风险，在最危险的时候秘密逃出了台湾，先到香港，后到了北京。大约在开过第一次文代会后，我忽然收到吕荧从大连给我寄来的信，说是这里有一些解放区来的朋友很想读到《奥涅金》，要我寄几本去。又说身体很不好，在这里养病。看来经济似乎也很拮据。

我去信告诉他，在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希望社曾重印《欧根·奥涅金》。印得很考究，可惜只印了一千五百本，早已卖完了。胡风去香港后，我用留下的纸又印了三千册。这次封面是我决定的，只在淡青色的封面纸上印了酱红色的书名，钱花得不多，倒也别致好看。我将这两种版本都寄了数册给他，并告诉他我即将寄版税给他。

他立即回信，对重印的书十分欣赏，并夸我们改正了一些错字。但无论如何不让我寄版税，说是早就和胡先生说过，纸型奉送给希望社，所以不能再要版税。他只提到，这书在东北地区可买不着。

这样，我就向他提出，寄一半书给他，由他交大连新华书店公开发售，书款由他取来用。他总算同意了。结果，书很好卖，简直一抢而空。他很高兴，一再说我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能好好地养病。

家庭变故

胡风从北京回到上海。我们谈到吕荧时，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说是他们两口子不和，吕荧提出离婚，现在基本上是分居了。吕荧一个人离开北京，去了大连。潘俊德赶到北京，找到胡风，希望能帮忙劝劝吕荧，她说着说着还哭了出来。胡风很愿意去劝说，并且也觉得应该这样做，他觉得潘俊德是很敬重吕荧很爱吕荧的。他找了一个机会去同吕荧谈，谁知吕荧就是一个不开口，也不反驳。半天，吕荧才轻声地、沉着地说：“还是分开的好。这样，我可以得到安静，我也不愿意妨碍她的进步。”他的这种回答是没有可商量的余地的。这算什么理由？

胡风告诉我时都还有气，他说：“我还没见过这样固执，这样一意孤行的人！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去了。不过，看来他们也很难生活在一起。记得还在重庆时，他在一封信中抱怨女人产后，种种四川小市民性质就暴露了，蠢俗透顶，她自以为是大学毕业生，聪明有学问，却不得不为这个家忙碌，使他得不到安静……当时，我为此感到不安，恐怕他们终将分离。我也曾暗示地劝过他，但不管用，这多年来矛盾反倒越来越尖锐了。潘俊德是一个能干的有个性的女人，不会完全听吕荧指挥，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都能够积累成大问题。你别看吕荧外表很斯文，很讲道理，实际上他的脾气不但倔还很暴躁。两个人为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生活怎能安静呢？”

后来听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到山东大学教书去了。

第一次考验

在山东教书，他也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安静。暑假，他“逃”到了上海。原因是，他的学生对他所教的文艺学有意见，写信给《文艺报》，被登出来，他就成了误人子弟的教师（详情我就不必说了）。要他做自我批评，写检讨，他感到十分震惊和委屈，不但不写检讨，反倒悄悄地离开了青岛。

到上海后他来看过我，那时胡风正在北京接受“帮助”。等胡风回来时，吕荧已做好在上海长住的打算。他租了孔另境家的三楼住，孔家还帮他料理生活方面的杂事，所以他很满意。他说：“这样，我能安心工作了。”于是，开始着手编译《列宁论作家》。

他对工作仍和过去一样地严肃认真，有时，为了一个短句、一个词汇，就跑来和胡风商讨，由胡风从《露和词典》（俄日词典）中找出来译给他听。有时，他感到那里面的解释或形容对他很有启发，就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编译《列宁论作家》的同时，他还编了一本《关于工人文艺》，这是他在大连参加工人文艺工作时对一些工人作品的评论和介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全心全意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吧！不过，他是通过实践来证明，而不是唱高调的。他在序里写道：“这正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作品原型——从这里可以看出前进的里程方向来，这也就是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文艺前进的里程和方向。”

这时，他内心平静，工作顺利。他的书，新文艺出版社要了，可能还预支了稿费。他连外表都与过去不同了，经常是容光焕发，穿着整齐。冬天，他穿一件很漂亮、很合体的马裤呢面料的狐皮大衣，头戴大连买的珍贵的獭皮帽，加上金边眼镜和白皙的面容，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他是社会名流呢！其实，他仅仅是一个孤傲的学者！

他很少在我们家吃饭，却老说要请我们上饭馆去吃。看来他对饮食方面很讲究，上海的名餐馆他都要尝尝，有时还为我们作介绍。

山东大学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教课。校长华岗还亲自给胡风来信，希望胡风能说服吕荧回山大，并且说，回去后绝不会难为他，他在“山大”本来就一直是受欢迎的教师等。

胡风只好找一个机会同他谈“山大”的事。他坚决地一口回绝了：“不教书了，再不教书了！教书花时间，弄不好学生还提你意见，还要你认错检讨。何苦来！为了工作，更好地工作，我绝不再教书了。看来我也不适合教书。”

胡风开玩笑似的说：“我倒想教书。不过不教文学，我想教日语。你就教英语吧！”

结果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再教书。

当了特约翻译员

这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准备请他当编辑；同时，雪峰被任命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也邀请他去。他决定去北京。听说路过天津时还特意去找潘俊德办了离婚手续。我们只收到他从青岛的来信，说是租了一处好房子，想在那里休息一下。但不久还是去了北京。

胡风每次去北京接受批评时，他都会去看胡风，并且一定要请胡风吃饭，表示深切的关注，意思是他绝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但胡风不愿他卷进这是非窝里，早就不同他谈自己的情况，尤其是不谈文艺思想。他也不问。彼此心照不宣。更多的时间是在老周（周颖）那里相见，因为老聂（聂绀弩）的亲戚三妹会做菜，他们在那里能吃到食堂或饭馆吃不到的家常味的饭菜。星期六或星期日，那里总会有几个朋友相聚在一起，饭后就打“百分”或下棋。吕荧和胡风都是那里的常客。

1953年后，我们全家都搬到北京来了。他仍像过去一样，常来我家，但好像从来没留下来吃过饭，总是在来了别的朋友时或快吃饭时，就站起来要走，怎么留也留不住。我感到他比过去显得更为古板了，学究气更重了。他在我们家聊天，很少有开怀畅笑的时候，只是文文静静地说点什么。他年纪并不大，但看去已没有了青年人的朝气，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

如果在我们家遇见了在《七月》上写诗的诗人，他就特别高兴，留下来一起打扑克，还说要教他们打桥牌。这时他显得很健谈很活泼。他和阿垅一直通着信，只要阿垅到了北京，他一定会约请阿垅吃饭。

他告诉我们，出版社已答应重新出他修改过的《欧根·奥涅金》。我们当然为他高兴。有人就在背后猜测，这次他一定会把胡风译的那几节删去的。不久，书出来了，他亲自送来一本签名本，说对修改仍不满意，不过总算又出版了，就以后再说吧。

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下，不但那几节还在，并且在《后记》上还写着：“……仍然保存，这使我的拙劣的译文添了光彩。”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如果删去那几节，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而他敢于留下它，敢于写上这几句话，倒使我们吃惊和感动了。胡风看后，手里捧着书，轻声地叹气：“唉！这个吕荧，真是……”后面没说出的话一定是“真傻，真太认真，真太重情义……”

当时的吕荧，从表面看境况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年龄刚过四十，已经是国家出版社的高级翻译员了，工资不少，译出的书又都能出版。他虽不是粗制滥造的“多产”作家，但也写了不少，稿费当然也不少。并且，听说他已买下了一处房子。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精神方面的孤独和寂寞了。他常用一种欣赏和慈爱的目光看我们的孩子，有时也对我们教育孩子提出意见。看得出，他是在想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我忍不住试探地向他提到：“你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具备了，就是孤人一个……”最后，我大胆地说出，“我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复婚？何必使孩子们心灵上受到影响呢！按说，你们过去不是也很相爱吗？她对你不能说不好，替你抄稿子，支持你自费出书……听说，她现在还在等着你，希望同你复婚呢。并且，你一个人住一所大房子，还有房客，你也应付不了呀。还是有一个家庭才好。”

他低下头沉着脸，好像在思索着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最后，他很有礼貌地回答我：“不，我还是不复婚好。孩子我按月寄钱去，迟一天她都会来责问我。再者，我不愿妨碍她的政治生活。她是党员，在她眼里我大约是个落后分子，我不能影响她的前程。这样，她好，我也得到了安静！”

这简直和过去回答胡风的话没多大出入！

其实，他也并没有做到六根清静，还是想填补这空虚的孤寂生活的。一次，周颖告诉我他曾向她邻居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求婚。那姑娘是很不错的，常常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做功课。一天，吕荧亲吻了一下她的手，就向她母亲提出了求婚，她母亲吓了一大跳，当然一口回绝了。说到这里，我和周颖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我们知道他不是恶意的，只是太天真了，才会做出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来。我说，他可能是受了19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吧。

华岗有一次来北京开会，特地请我们到颐和园听鹂馆去吃饭。在餐桌上，他向胡风解释了吕荧的情况，说明“山大”实在没有难为他，是真的希望他回去。后来说到，他曾回到青岛还租了一处好房子，如果那件事成了他可能会留下的。因为他当时看上了一个女学生，向她表示爱情，但那女学生不同意，所以他又匆匆离开到北京了。

我和周颖都很为他着急，要合乎他的理想的女性在现实生活里恐怕很难找到。

后来我才知道，在他幼年时母亲就死去了，他是由乳母带大的。他很爱他的乳母，但总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所以，在他的心灵上和生活上缺少母亲的关怀和爱抚。这样，造成了他对女性的不理解，孤傲甚至苛求，在家庭生活中以自己为主，女性应为他做出牺牲。因此，未婚妻吹了，妻子离婚了。但他是全心全意地爱过的，不过他的爱建立在理想的幻境中，因此才一再地幻灭。

相对无言

在胡风开始受到公开批判时，我家的客人们来得很少了，但吕荧却仍常来看我们。不过来了总是很少说话，就是说话也是极简单的短句。多半是和胡风两人对坐着抽烟，他一定要胡风抽他的好烟。我给他泡上一杯热茶，他对我只是笑笑，我也实在无闲情来问他什么。这样默默地相对而坐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会站起来很有礼貌地说：“我走了，改日再来看你……”胡风送他到门口，回来时总深深地叹口气。情义是感人的，但这场面也真使我们难受！

他心里一定有话要说。他考虑了又考虑，犹豫了又犹豫，见了面终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走了。

胡风也不愿意对他说什么，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自己写《三十万言意见书》的事，也没有和他讨论过文艺思想问题。主要是怕牵连他。在那个树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就算是最大的好人的时候，他居然还敢来看我们，说实话，当时真使我们很受感动。

最后一次见面是1954年的深冬。记得他穿着上海买的狐皮大衣，戴着皮帽子，还在脖子上围了条厚围巾。我关心地问他，“最近身体可好，还是那么怕冷吗？”他说，比过去好多了，不过怕受了风回去咳嗽。他见胡风在炉子边烤脚，又换上烤热了的棉鞋，很羡慕地说：“还是自己家做的棉鞋穿起来舒服方便。像你这样，两双棉鞋轮流烤热了穿，是真舒服！”

之后，又是沉默，相对无言。最后，他将手中的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条中华牌香烟。他取出一半放在桌上，没说什么。天很快地黑下来了，他站起身准备走，我们请他留下吃了晚饭再走。他不肯，说，下次吧，就穿好衣服走了。胡风要送他，他坚决制止了，只让胡风送到屋外院子里。我们望着他走出院门，听到关门声。谁知道，这就是他和胡风的最后一面啊！

如同隔世

1955年5月起，我失去了自由，对他的情况，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两年后，我被准许看报纸。一次，忽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的谈美学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说明他没有政治问题，不是“胡风分子”。他可以公开发表文章了，党实事求是地为他恢复了名誉，我为此感到高兴。

1961年年初，我因老母病逝，才被释放出来料理后事，照料子女。我们原来的小院被拆，我家迁住在一处大杂院中，住处离文化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很近。当时正值“自然灾害”之年，我虽深居简出，但也不得不为了买上几斤不写本的蔬菜和几块不要粮票的点心，到街上去奔波排队。朝内菜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也常去它对面的一家小饭馆排队买火烧。

就在一次排队买火烧时，我发现吕荧也在前面排队。他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不再衣冠楚楚，而是有点邋遢了。我奇怪，他怎么也会来买几个火烧和一碟炒素菜呢？按我过去的印象，他应该是大饭馆的客人。我引我女儿走开，离他远些，但看得见他吃得很香，很满意的样儿。并且，吃完后将剩下的两个火烧用纸包起来，和书放在一起，慢悠悠地站了起来，目不斜视地走出去。

我心里一阵酸楚，感到应该上前去和他打个招呼。我恢复自由后，从孩子口中得知他在文联作协的扩大会议上，曾公开站出来替胡风辩护，遭到强烈的哄赶，被嘘下台。现在，我去和他打招呼，他不会不理我的，而我躲开不去和他见面那是有负于他的。

等我们吃好走出来时，看到他还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个人徘徊着。我赶上去叫了他，他一回头认出我时，显得是那么的吃惊和高兴。没寒暄几句，他就急不可待地问我：“胡先生也出来了吗？”我默默地摇摇头。我想到在这大街上，谈话太不方便了，就将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他很认真地记了下来。我们就赶快抢在他前面走了。

这次见到他，虽然他的身体看上去比过去健康了些，但那一副落拓的孤寂样儿，那一身皱巴巴的灰布制服，哪里还有半点吕荧过去的那种整洁潇洒的风度！

出乎意外的，一天下午，他居然找我来了，并且一进门就一再申明说，他这一向忙于改他的有关美学方面的稿子，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去人和他商谈出版事宜。这才抽空来看我。

他夹着一个大皮包，仍旧穿着那套灰制服，里面的毛衣袖口已经磨破挂了出来，脚上倒是一双时髦的小方头捷克进口皮鞋，但一只鞋的鞋带断了是勉强系上的。他说的话很多，不像从前那样少了，似乎有许多话想对我说。

他首先向我解释他在文联作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他说：“我只是说明胡先生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但这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我还没有说完，周围就有一群人喊起了口号，嘘我下台。我还想申辩几句，这时跳上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一位诗人和理论家。他一把抓住我就往下拽，我真怕他会一口吞了我呢！我今天来看你，是想向你说明白，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我是被强力赶下台的。”

他说话时的态度是那么的认真，我真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说：“我们怎么会误解呢？只是你不应该在那时上台去说这种话的。”我心想：“当时别人都说你是怪人。你在初夏衣服比别人穿得多，怪。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台去为胡风辩护，当然更怪。其实，怪就怪在你缺少一股整人的狂热，你太怪了。”

“是呀，马上家里就来人了，不让我出门了，就只叫我写交代。就这么，软禁了我一年，才恢复了我的自由。我可没说胡先生的坏话呀！……我写了关于美学的文章，要求发表，可是谁也不理我。后来我要求见周扬，他接见了，说文章可以发表……”

我赶快说：“我看见《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了，说你没有政治问题，不是胡风分子，当时真为你高兴呢！”

“噢，是这样……”他对我苦笑笑。

我说：“你的孩子该上大学了吧？”

“倒都上了大学，可是我要她们学文科，却都不听我的，学理科，还不姓我的姓，不用我起的名字，姓她妈的姓了……”

我为了冲淡他的痛苦和抱怨，就说：“这办法对呀，要不她们是上不成大学的。我的女儿考了两次大学，分数都够就是政审没通过。你不能怪她们！”

“咳！我倒不怪她们，只是每月要我寄钱却一分也不能少的……”

我觉得再这样谈下去太不好了，就转过话题问他：“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他嘿嘿冷笑了一声：“我工作？我失业了。每月由文联给我一百元救济金，这点钱我怎么够用，光女儿那里就要寄六十元去。所以我才去交涉出版我的书。”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就住在离你不远的胡同里，出版社的宿舍。”

“你不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处房子吗？”

“房子？是买了房子，可是被房客霸占着，要他们搬，不搬，反倒骂我是反革命。我就和他们对骂，我说，‘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读过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你们懂得什么是革命？’ 他们骂我是胡风分子，我就骂他们是国民党分子。总之，他们骂我，我就骂他们，常常闹到派出所去。我不怕！我买房子是为了工作，我要安静，我要写文章……”

他越讲越激动，气得满脸通红。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过去那个温文尔雅的吕荧了。但他这种战斗方式我可不敢赞同，只好说：

“你斗不过他们的。把房子交给文联吧！要他们给你换一处安静的地方，你还可以好好地写文章的。”

“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才搬到了出版社的宿舍来。”

他忽然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最近周扬和林默涵同志到古巴去了吧。那地方可是去得的？是美国的后院呀！回来的已经不是他们了，早已被换掉，是假的了。”

他的表情和想法都使我大吃一惊。他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不好反驳他，只好说：“不至于吧！古巴现在已是革命政权了。”

他“噢”了一声，没有表示反对。

我接着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周扬最近的照片，不是假的嘛。”

他又“噢”了一声，但说：“我不看《人民日报》，我看外文报纸。你知道，苏联对普列汉诺夫还是很推崇的，不但出他的书，还有他的纪念馆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能全部否定普列汉诺夫吗？我要写文章介绍他有关美学方面的功绩……”

他又激动了，话也就越说越快，里面又夹杂着许多专用名词和外国人名，我既听不清也听不懂。他忽然转换了话题，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告诉我，他前年去过上海。

可能他还梦想着仍能像过去一样在上海安静地住下来，写写文章编编书吧。他没告诉单位，就上了火车。一下火车就去找在重庆时文协的秘书张梅林，希望能住到他那里。他忘了文协早撤销了，梅林的住处当然不是文协的住地了。梅林不敢留他，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作协的叶以群（1981年我见到梅林时，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叶以群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设法安置吕荧）。不久，就来了一辆小车，将吕荧拉走了。带到哪儿去了，梅林就不问了，他唯一高兴的是，这次叶以群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脱了身，没有惹上麻烦。

吕荧糊里糊涂地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本来还真以为人家是按对他说的那样接他去招待所呢。他向医院里提抗议，以致大吵大闹，真正成了精神病院的“病人”了。如果当时有人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多开导他，帮助他，就是送进精神病院，情况也会不同的。而一向也算是他的旧友并且还是同乡的叶以群可能由于太忙，没有去看过他。本来送他住医院治病是好事，送走了就没人再过问，他怎能不认为自己是被坏人绑架了呢？

他对我说：“我一看，这情况可不对呀。我就提抗议，同他们闹，后来就把我绑了起来，又是灌药，又是打针，把我弄得四肢无力，昏沉沉的。我想，这可不行，我得设法出去。就不闹了，安静地坐着看他们下棋打麻将，后来我也和他们一道玩。可是外面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呀！我告诉他们我是作家，是作协的会员，他们都不理我，不相信我，把我当疯子当神经病。这个阴谋我要拆穿。我就偷偷地托要出院的病人帮我寄封信到北京，要文联派人来救我。不久就得到回信说要来接我。可医院却向我要这近一年的住院费，要我付一千来元钱，才准我出去。我没有钱，就不能自由。最后还是文联付了钱，接我回到北京。你说说看，好端端的，怎么会遭到绑架？好好的就被关了快一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说着说着他发出了又似哭又似笑的声音，真使我感到毛骨悚然。这时，我才从他的言谈和表现中，感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真的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我留他吃了晚饭再走，我说：“何必一个人去排队买饭吃呢？我这里自己做很方便的。”他不肯，又像过去那样的拘泥。留不住，就只好送他走了。

他的宿舍离我住处很近，我几次经过那儿，可下不了决心去看他。但是，常常在中午或傍晚我去东四一带时，看见他一个人孤独地在街头踯躅，或者夹着大皮包匆匆地赶路。他那近视眼直视着前方，从来不看迎面来的人或者左顾右盼，因此我如果不去招呼他，他是看不见我的。一般我总是远远地望着他，然后走开。

已经是冬天了，我很少出门。一天中午，天气还好，太阳透过廊檐照进了我的阴暗的房里，使我感到了一点暖和。这时，吕荧推门进来了。他穿着一件瘦小、破旧的呢大衣，脸色倒很红润，可能是因为走得急，也可能是病态的红。他一进来就要脱大衣，我劝阻他说：“这屋里冷。虽然生了火，但是你看顶棚破了，四壁又透风，温度还不到十度呢。”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脱下了大衣。我一看，里面还有一件当时只有老年人才穿的灰布长皮袍，又脏又旧，颈子上围着的大围巾也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他将围巾向后一甩，那姿势那形象仍是二十年前北京大学生的时髦派头。

他坐下后就匆匆地问我：“胡先生有消息吗？快出来了吧！”

我说：“不知道呀，毫无消息！”

“奇怪呀！不会的。我有个学生，你知道，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有一天他来看我，我就对他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你们应该为他说话呀。他告诉我说，中央会考虑的。我还以为胡先生已经出来了呢！”

我只能摇摇头，同时感谢他的关心。

他仍带着那大皮包，很气愤地对我说：“我的书到今天还没有印出来。我去催了，和他们吵了起来，他们骂我，我也骂他们，最后总算是答应了快点出版。一定要争，不争不行！他们太欺负人了！书出来了我一定送你们一本，要请你，尤其是胡先生看看，有什么意见告诉我，再版时我好修改。”

他突然很关心地问我：“你的生活怎么样？”

我说，还过得去。顺便就问他：“你的生活似乎很狼狈。你的狐皮大衣呢？”

他冷淡地说：“卖掉了。要吃饭呀，嘿，嘿！你说我很狼狈，狼狈，……”他自我解嘲地笑着，接着就很认真严肃地劝告我：“你太善良太幼稚了，我真为你担心。你不知道，今天的社会有多复杂啊！街上走着的，穿着笔挺的制服的干部，对他们你可得小心，他们可能是美蒋特务。你见到这种人千万不要理他们，他们会害你的。”

我想劝说他别这样胡思乱想，就说：“不至于吧，目前国内外形势都很好呀……”

他立即制止了我：“我知道你太幼稚，没有社会经验。如今呀，你什么都别轻信，你……”

这样，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看到他的毛衣袖口破得更厉害了，都快磨没了。皮袍的纽袢也断了好几个，他就用别针别着。脚上仍穿着那双皮鞋，一只没了鞋带，另一只用的是断鞋带。

我说：“看来你的身体比过去好多了，连冬天都可以不穿棉鞋了。你过去不是顶怕冷的吗？”

他自豪地说：“现在我的身体很好，什么我也不在乎。”同时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听着他的笑声，看他两眼发直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感到他的病是更厉害了。我真想叫他脱下那皮袍来给他缝上纽袢，再给他接上毛衣袖口，但我知道他不会同意的，只好痛心地望着他。一个过去那么聪明，那么整洁的人，现在连照料自己的衣着都不会了。他正值才华旺盛之时，却被怀疑、恐惧、思虑等侵蚀，吞噬成了……我真不敢再想了。

我又诚恳地请他留下来吃了晚饭再走，我真想给他做点可口的南方菜，好让他不去啃那干火烧。但他还是客气地拒绝了，不过这次倒说：“等胡先生回来，我一定在你们家吃饭。我们要好好地痛饮几杯！”

我们双方都带着这美好的愿望道了“再见”。

不幸的变化

我搬到朝阳门外的郊区去住了，很少进城到东四这边来，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

三年后，1965年的秋季，萧军找到了我的住处，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朋友们的近况。问起吕荧时，萧军说，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不知什么缘故，他又搬回他买的房子里去住了。在那里和一群与他为敌的陌生人一道住，对他的病当然只有更坏不会更好。萧军去看他时，他已经不敢出门了。一个人躲在屋里，门窗都用东西遮住，连烟囱孔还用报纸堵塞上，简直是生活在不通空气不见阳光的洞窟里。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了，唯一的一张凳子还是破烂不堪、无法坐人的。萧军一坐下去，裤子就被钉子挂住了。

萧军再同聂绀弩去看他时，好容易才叫开了门，但只开了一条缝，他看到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就“嘭”的一声将门严严地关上了。告诉他后面的是老聂，特意来看望他，他说什么也不相信，也不开门，还说萧军带特务抓他来了。这使得萧军和老聂哭笑不得，只好带着爱莫能助的沉痛心情怏怏而去！

在那“运动”一个紧接一个的年代，人与人不敢互相交往，更不敢倾诉自己的心怀。虽然《人民日报》上为吕荧正了名，但他仍是一个打了烙印的人，在上海遭到“绑架”，在北京又得和房客及同事斗争，有谁来真心实意地照顾他呢？这时，能给他帮助的大树，如冯雪峰和邵荃麟，自身都在风雨飘摇中，别的朋友想帮忙也是无能为力。他除了有时去雪峰那里吃一两顿饭外，更多是徘徊在街头，要不就将自己关在屋里，用恐怖撕裂着他的心！

我每次都听他说道：“我要修改我的文章”，“我要写美学方面的文章”，“我要翻译普列汉诺夫”，“我要翻译莎士比亚”……但是，结果什么也无法完成，连他一再争取想再版的书也没有出版，而他的病却越来越厉害了。这时可没有人想到和医生配合好，送他进医院治疗了！让他一个人生活在敌视他的人群中，让他被恐怖所击倒。他没有亲人，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为他做主，朋友们顾不了他，茫茫人海只他一人苦斗着！

美与丑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离开了北京，在四川过着岌岌可危的日子。每当想到他时，总认为他不会有事的。他从来不争名夺利，又是个病人，谁会忍心拿他开刀呢？

但是，他身旁却有邪恶的眼睛正在虎视眈眈地伺机以动呢。他既无亲人，又无朋友，既失去了组织的关怀，自己又不会保护自己，岂不是最易被吞吃的猎物吗？偏偏是他这不识时务的病人，还要为他的房产权，为他住处的安静斗争，结果是，又和房客吵了起来。最可怕的是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分子吕荧“持刀杀人”（当然是阶级报复了），以这罪名告到派出所，吕荧真是有口难辩。其实，当时他手里拿的是一把削水果的刀，因为正在水龙头下洗什么，和他们吵起来时可能用手里握的小刀比划了一下，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病人就成了持刀杀人的罪犯！他成了妨碍治安的罪人，被押去强制劳改了！

当时的吕荧，刚过五十岁，仍幻想着做自己心爱的工作，在被送去劳改时仍带了英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台打字机和许多包蜡烛。可是在那人性湮灭、兽性横行的地狱世界里，他又遭到了百般的凌辱，连唯一的度命的窝窝头都被骗走甚至抢走。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而当时“四人帮”的法律也不保护弱者。最后，他因冻饿而死在劳改大队。

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自己的专业。对人世所企求的只是愿有几架书和一处安静的住所，能让他专心写作和翻译。这能说是反动吗？这能说是奢望吗？何况他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为他清理遗物的朋友告诉我，他的身后十分萧条，只有一个破网篮，里面装着一床破棉絮，连他心爱的书都一本也没有了！

我和他算不上什么至交，只是在他与胡风交往时有机会和他接触，对他有了些了解。至于对他的学术理论，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可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一生追求真善美的真诚正直的人，人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