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宁夏风云实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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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马事变”亲历记

◎蔡呈祥

1931年8月,在兰州发生的“雷马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斗争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雷中田以胜利开始,而以失败告终,中间经过一段复杂的演变过程。

1930年春,西北军(即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孙连仲部东调。临行时,安排民政厅长王祯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调驻张掖的西北军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率潘振云、张金铎两个团和石玉修的骑兵营移防兰州。

雷部到兰后,设旅司令部于省政府,代理省政府主席王祯仍在原民政厅办公。不久,刘郁芬又以后方总司令名义,派雷中田为西北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高振邦为第一旅旅长,潘振云为第二旅旅长。雷当即成立了师司令部,以王家曾为副师长,罗天水为师参谋长。旋又调罗为特务团长,以张曾玖任师参谋长。

当时,高振邦担任甘肃省会公安局长,想维持自己的独立局面,不愿意受雷中田的节制,因此虽接了旅长的派令,但迟迟不编组旅部,雷、高矛盾,也就由此开始。后经朋友们的斡旋,才成立了第一旅司令部,以朱多发为一团团长,以保安第一大队队长王吉臣为二团团长,以保安第二大队队长蔡呈祥为三团团长。潘振云旅以张金铎为四团团长,石玉修为五团团长,李振玉为六团团长。

在此期间,雷、高均改编了自己的部队,一意致力于人员、枪械的补充,对于孙连仲调走后甘肃其他地区情况的变化,无暇顾及。虽曾派郭安学率部支援天水,以抗拒马廷贤的进攻,但郭部行至陇西后,未经战斗,未放一枪,即被鲁大昌威吓欺骗,全部解决。

鲁大昌准备进攻临洮时,王祯商请雷中田派队支援临洮。当时临洮县长王敏悟兼任南路游击司令,他的武力是收编张彦明的一个团。5月某日,高振邦对我说:“王主席向雷师长提出派队支援临洮问题,雷师长叫我派你去。雷师长对汉回成见很深,他说张彦明是在宁定一带杀害国民军最多的一个土匪。同时,王敏悟的内部和鲁大昌有联系,可能做内应。你带第三团和骑巡队到新甸、新添铺后,等鲁大昌把张彦明打垮了,你再赶往临洮。”

在我率队到达新添铺的第三天,鲁部即向临洮进攻,不但没有解决了张彦明,反被张部杀了好多人。高振邦即命令我在新甸、新添铺、柳林沟一带驻防。到9月间,高召我进省有事面商。到省后,高传达雷中田的命令,要我准备向渭源的鲁大昌部进攻。我返回防地后,又接高的电报,调我回兰,大意说:“冯总司令谋求和平,仰即率部回兰。”

这一时期,甘肃陇南地区为马廷贤盘踞,陇东被陈珪璋、黄得贵所占领,河西为马步芳势力范围,鲁大昌盘踞在渭源、陇西以南地区,甘肃形成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1931年1月,蒋介石发表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同年2月,又派以马文车为首的严尔艾、谭克敏、刘秉粹4个视察员来甘活动。同时派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继又派特派员杨劲支给雷送来师长委状和关防。当时在甘肃的其他反冯武装力量,也都先后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

在雷中田就任新编第八师师长职后,从表面上看,甘肃似乎趋于统一,但仍潜伏着冯玉祥指挥下继续反蒋的“雷马事变”。雷在吉鸿昌部担任过团长,与吉的关系向来十分密切。1930年秋,吉曾给雷赠送无线电台一部,由王斗耀率报务员5人运到兰州。这部电台,直到雷中田失败前,始终与冯玉祥、吉鸿昌保持着联系。

蒋介石发表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后,马先派他的二子马养吾到兰州和各方面接洽。高振邦曾与马养吾结拜为兄弟,表示极力拥护马鸿宾主甘。

马鸿宾于1931年1月15日由宁夏到兰州,就职之后,即住在王祯代主席的办公地址。他带来的部队,分驻在兰州西郊的小西湖、华林山、九间楼及黄河北金城关一带;收编的张彦明部,驻在黄河以北的盐场堡。

当时,甘肃是极混乱的割据局面,军政各费的开支极为困难。马鸿宾虽然在经济上采取了一套紧缩办法,在行政上对县长人选,要经过考试而后任用,力求以节约精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由于马器量狭小,施展不开,无法转变这个破烂局面。而在冯玉祥指挥下雷中田发动政变的阴谋,却在积极进行。

马鸿宾就职不久,雷中田就派卫省三(河北人,保定军校速成班学生)到郴州、长武与苏雨生联络,商定由苏雨生设法摆脱杨虎城,直赴宁夏;雷中田在兰州扣留马鸿宾,企图一举而推翻马福祥在甘、宁两省的势力。适于此时,冯玉祥东山再起的风声在兰州流传日紧,马文车也乘风转舵,与雷中田勾结起来,进行倒马鸿宾的投机活动。

在发动事变的前20天,苏雨生因扣留了青海购运的机器、汽车等物资,拒不发还,杨虎城派杨渠统旅向苏部进攻,苏即乘机撤离郴州、长武,向宁夏转进。雷中田在发动事变的前夕(8月24日晚),对高振邦、潘振云说:“苏雨生撤离郴州已20多天了,按时间计算,应该早到宁夏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不要叫人家(指马鸿宾)封锁消息,使苏雨生吃了亏,那我们就对不起朋友。如果明天马鸿宾进城(这时马已迁往小西湖,数日进城办公一次),我们关上城门,把他扣留起来;如果明天他不进城,我们就向小西湖进攻捉他。”

第二天(8月25日)下午,马鸿宾进城到省政府办公,雷中田得到报告后,即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他的副官曹某(山东人)带手枪队20余人,去捉拿马鸿宾。但马已事前闻讯,先翻墙逃到城隍庙内隐藏,继又逃避在官升巷某职员家内。我当时兼任省会警察第二署署长,马鸿宾逃跑的地区,正是我管辖的范围,因而雷中田叫我特别注意,要在各主要路口派警官巡查,以防溜走。

由于马鸿宾当日没有捉获,雷中田决定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军事行动,命令高振邦派我担任解除河北一带马部武装的任务,其余部队坚守城防;命令潘振云、王子元(暂一师工兵营营长)担任解决华林山、九间楼、小西湖一带马部武装的任务。战事是26日拂晓首先由河北开始的,经过8小时的激烈战斗,解除了马部一个营的全部武装,营长马某(外号叫大眼睛)负伤被俘,并击溃了张彦明的骑兵部队。

当战斗正在紧张时期,巡官王好德突来河北向我报告说:“马鸿宾在鼓楼下通过时,被署员任凤林挡住。马说,他听见打开了,不愿叫地方因他受糜烂。他要去见高局长,被任署员带到区上(指二分署)。”我当时指示他们给高局长打电话请示。

在河北战斗结束后,我回到警察分署时,任凤林说:“高局长接电话后,亲自来把马鸿宾带走了,住在道隆巷鸿泰安庄李厅长(朝杰)家里。”我当时即去公安局向高振邦报告了战斗经过,并请示给被俘的马营长请医生包扎伤口和让他回家去住等问题。高振邦同意这样处理,派督察长马阁麟负责去办。同时,高对我说:“华林山城高,地势开阔,到现在还没有攻下。本来雷师长要你休息一下再去支援他们,现在马子寅(马鸿宾)提出请喇秀山(喇世俊)拿他的信去华林山先行停火,再行商谈,雷师长已同意了,你去休息吧!”

华林山只有马部一个骑兵连,在停火后的当日晚间,即同小西湖一带的部队全部撤到新城去了。军事行动至此暂告一段落,雷中田的倒马事变算是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苏雨生在同年9月间开始出现在宁夏地区,由于被马鸿宾部冶成章旅击溃,失去了联络,夺取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

雷中田、马文车在事变之后,即发出通电,改组省政府,马文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雷中田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推杨思、李克明、慕寿祺、裴建准等13人为临时省政府委员。同时,雷中田积极扩充部队,以潘振云升任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石玉修、张金铎、郭清和分任一、二、三旅旅长;以王家曾为甘肃暂编第三师师长;以高振邦为甘肃暂编第四师师长兼兰州城防司令,王克猷、王吉臣、蔡呈祥分任一、二、三旅旅长;以王子元为游击司令。

“雷马事变”发生后,引起了许多方面的反应和斗争。杨虎城提出入甘“戡乱”的主张,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极力促其实现。马福祥坚决反对陕军入甘,力主和平解决“雷马事变”。马鸿逵也致电雷中田和平解决,声言“什么条件都可商量”。蒋介石原来认为马福祥的力量可以控制西北,到此时已发生动摇。但因防止杨虎城在西北发展野心,又想杨、马并存,互为牵制。

同时,青海、宁夏之间亦有矛盾,当事变发生后,马麟率他的骑兵2000余人撤离兰州,驻扎河口,虽致函雷中田表示愿作调解人,雷亦复信欢迎,但始终持旁观态度,一味敷衍,未曾挺身到兰。

另外,刘郁芬曾派代表到兰,表示想回甘肃。雷当时是希望吉鸿昌来甘,对刘断然拒绝,并斩钉截铁地说:“他来我走。”而本省的各界人士,都希望避免战祸,得到和平。老翰林刘尔炘曾致函高振邦,对高在这次事变中,保护地方安宁表示赞扬,并鼓励他能和平解决问题。高在接信之后,很得意地对我说:“刘总司令(郁芬)当日请晓岚先生(刘尔炘)都请不到,甚至跑到秦汪川躲避去了。我们今天能得到他这样奖励,也就够了。”

但雷、高、李(朝杰)之间,在处理马鸿宾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马被扣的第三天,雷中田找我去,在谈话中很激动地说:“你把马鸿宾给我送来。”并说他与高振邦已谈过了。我当时对雷说:“杀了马鸿宾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引起回汉仇杀的危险!”雷说:“我不一定杀他,怕高瑞卿(高振邦字)把他放了。”我说:“他要放时,我负责任。”雷对这个问题再没往下谈。

马鸿宾在李朝杰处住了约一周左右,高振邦为了防止意外,又将马移住公安局内以便保护。对于同时被扣的张彦明,雷竟下令枪杀了。马在公安局住留期间,很受优待,也较自由,他的儿子马养吾等常去探视照料。这种情况,雷中田深表不满,高亦有意识地避免与雷见面。李朝杰则以顾全大局的姿态,周旋于雷、高之间,实则他和高振邦同样是维护马鸿宾的。最后,这一矛盾,竟然发展到高振邦倒雷中田的程度。

有一天晚间,高找我去,谈话中间,他拿出类似誓词的长方形纸块,上边写着“本冯总司令救国救民之目的,以道义合作……”等语。在上边署名的是马鸿宾、李朝杰、高振邦。马、李都盖了章,高未盖章。高对我说:“要倒雷中田。”我说:“我们这一点力量能不能把雷倒下去?假使能倒下去,我们的力量能不能维持这个局面?”高说:“晚间将城门开了,把马子寅的部队放进来,合力去干。”我听了很诧异,思想上也有些激动。我说:“我们同是国民军的关系不必说了,这样做,谁能担保在兰州不出现杀人放火的问题?回汉纠纷是甘肃人的一个惨痛事情,如果因此地方受到糜烂,不但我们对不住刘晓岚先生对我们的赞扬,而且要受到甘肃人民的咒骂。我是甘肃人,也就不能在甘肃立足了。我倒你的吧,是个人道德问题,况我的官长都是你派的,我也没这力量,让我把部队交给你,我离开,你去干吧!”高说:“他们这样说,我没有同意,也没有盖章,说说算了。”接着,高又说:“马子寅要给我们的兵送些菜钱,交给你们旅长去分配。”我说:“如果我们不顾名誉,不顾事业的前途,我们把‘致兰斋’的柴麻子、‘泰元涌’的谢厚斋、‘万顺成’的张叙五绑来,弄几十万块钱不成问题。我不愿因为要这些钱而断送一切。”我意识到,高振邦当时那样说,是要以利诱的方法使我同意他的倒雷计划。他看到我不同意,再无法往下说。

据我事后了解,高在对我提出倒雷问题之前,已令马阁麟制造举事时用的符号(在白丝布上盖黑色“公”字的袖章)。马阁麟同督察员范雨民连夜在他家中把符号做好,第二天去复命时,高说:“算了,用火烧了吧!”马问什么原因,高说:“这样做恐怕把事情闹大了,蔡瑞卿(蔡呈祥字)反对得很厉害。”由此可见雷、高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了。

当时,杨虎城又派杜斌丞为代表来兰州,给高振邦许以新编第八师师长职,给王子元许以新编旅长职。雷虽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对高的猜疑更加深了。

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在“雷马事变”发生后,由四川军阀邓锡侯支持,趁机而来,企图再起。

当吴到达文县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正在这时,冯玉祥在致雷中田的电报中,有“吴玉帅在何处”的询问。雷、高敏感地认为与社会传言符合,当即派高振邦的参谋原志诚往天水欢迎。

吴到天水后,得悉兰州方面对他的态度,先派他的交际处长刘宜宾提前来兰与各方面接洽,并布置行辕。我因过去在吴办的洛阳军事学校学习过的关系,对刘的活动,曾积极进行过协助。雷中田又派他的副官长毛遵路在临洮迎候。

当吴佩孚由临洮起身的那天,雷中田接到冯玉祥长达数百字的电报,要雷坚决拒绝吴佩孚入甘,并给雷分析当时情况说:“吴到甘肃,就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进来了。”雷阅电后对高振邦表示,不但不接受这个关键性的指示,而且对冯颇有怨言,他说:“电报为什么不早来?我们给人家去电去信,并派代表欢迎,人家马上要到兰州了,我们怎样拒绝呢?不管它(指电报),我们继续欢迎。”

我当时对雷的主张极表赞同,因为:第一,我对吴有洛阳学习过的情感,并认为,吴在当权时不借外债,失败后不入租界,是有气节的爱国将领;第二,雷、高对马鸿宾的问题,各走极端,骑虎难下,希望吴到兰州,能妥善解决。

吴佩孚于1931年11月7日到达兰州。他入甘的目的,是想趁甘肃的混乱局面,利用省城出现的反蒋政权,调处雷、马矛盾,拉拢各方势力,使邓锡侯出兵陇南,造成有利形势,企图东山再起。因此路过天水时,不仅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委马廷贤为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即对盘踞在仇池山的马尚智也进行联络,并委桑必恭(洛阳吴办的军事学校学生)为青海边境某司令。

在兰州活动的重点,吴佩孚则放在释放马鸿宾问题上,他和雷中田、高振邦进行了商谈。这时,雷对释马问题思想上抵触很大,一方面由于冯玉祥、吉鸿昌来电不主张立即释放,也不主张伤害,还要好好照顾;另一方面,雷本人在甘肃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形成的汉回成见很深。同时,监督马鸿宾的权限又掌握在高振邦手里,他们之间的矛盾极深。

经过吴佩孚的从中斡旋,雷中田最后才同意恢复马鸿宾的自由,由高振邦派骑巡队长秦钰将马送到新城。

事后,冯玉祥、吉鸿昌均来电责备雷中田迎吴释马的错误。冯曾派李世军到兰州进行活动,但既成事实,已无法扭转。雷在复电中只好说:“放马迎吴,实出于万不得已。”而吴佩孚却认为调处雷马事变的成功,增加了拥护自己的资本,在他的政务处长刘某的积极活动下,发出了甘、川、青、宁、新五省将领拥吴出山,共谋国事的联名通电。

在通电发出后,虽闻马麟、马鸿宾先打电报给蒋介石、杨虎城否认联名通电,但已使蒋介石感到震惊,遂毅然命令杨虎城派兵入甘“戡乱”。过去高振邦对川军入甘是不同意的,但这时他和雷中田向吴提出要求,请电邓锡侯进兵陇南,他们在会宁、定西一带抗击陕军。吴去电后,得到邓锡侯复电,已令黄隐准备带一个师的兵力向陇南进军。

在杨虎城派军队入甘前,雷、高矛盾由于马鸿宾的问题得到解决,再加上冯玉祥来电中“精诚团结”的告诫,以及局势的演变,高振邦曾亲自来找雷中田谈话解释,双方意见渐趋一致。当雷中田命令王家曾指挥三个团、两个独立营,向通渭境内马廷贤部进攻时,高振邦派蔡呈祥旅的一个骑兵营也参加了战斗。经过碧玉镇等地的激战,马廷贤部已经撤退时,蒋介石发表了陕军入甘的命令。因此,停止了对马廷贤的进攻,王家曾带一个工兵营进驻会宁,通渭留下一个团,其余都调到定西。潘振云师的石玉修、张金铎、郭清和三个旅,高振邦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开往定西清凉山一带布防。兰州后方防务,完全由高振邦负责。

陕军入甘部队杨渠统旅在攻占会宁后,即和段象武旅合力向定西进攻。经过3日的激战,陕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当时除留驻静宁县的孙蔚如部特务营尚完整外,杨、段两旅已无进攻能力。孙蔚如令陈珪璋部惠彦清骑兵团扰袭后方交通。惠团未到巉口前,雷中田给高振邦来电话说:“现在敌人有扰乱后方的情况,如发现,你派蔡呈祥由兰州出发,我师石玉修旅由定西出发夹击,消灭敌人。”正在讲话中间,电话中断。当时吴佩孚、高振邦都同意派我这一旅担任这一任务。

当我率部到达金家崖(榆中辖区)时,雷中田已由定西撤退了。原因是:第一,后方交通被敌人截断;第二,雷对高的猜疑始终未能消除,认为高不可靠;第三,川军援甘部队遥遥无期(川军黄隐部在雷失败后才到达陇南,击退马廷贤部进入天水)。

雷中田原来计划胜利之后,全部撤离定西,通过甘谷向天水马廷贤部进攻。由于情况的变化,又因内部意见不一致,在到达通安驿后,即撤到鲁大昌部的防地陇西。鲁给雷中田送了2万元的旅费,雷即离开陇西,所有部队被鲁大昌完全收编了。

我到金家崖之后,接高振邦急电:“鲁大昌部占领了兰州四墩坪,马鸿宾派兵至金城关,省城危急,火急回兰。”两日后,杨渠统率队直逼兰州,没有开火。我们决定撤出兰州,到水埠河、秦王川、石洞寺、泥湾一带驻扎。吴佩孚、马文车先于我们出城,向宁夏去了。

孙蔚如进兰州后,高振邦派我见了孙蔚如,商谈决定:先把部队开回兰州,再谈改编;派高振邦为甘肃第三路警备司令、蔡呈祥为警卫第三旅旅长,旋又封蔡为甘肃宣慰使署少将参议。高振邦看到久留没有出路,遂即离甘北去,一场斗争从此结束。

摘自《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