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1)
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
一
1978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陈旧的课本，从那些标注为黑体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学习高中数学。因为从那一年起，全国性的高考得以恢复。一年之后，这个名叫陈志武的青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在三十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他在后来评论道：“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它绝对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
透过那一时代的布局，就很看得出一些问题：在1953年到1979年期间，出于政治目标上的考虑，军工产业占据了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随的自然是石油、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而且，这些重工业产品，根本没能正常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工业产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人人以限制性的票据来购买粮食、日用品。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要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独不必带钱。”陈志武在后来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而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被转变的国家的缩影。”
其实，市场化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随着无数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观察，特别是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个具体的制度，也绝不是政策、环境，当我们这样归纳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之间丢掉一些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被丢掉的因素是人，而历史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
在那个曾经草莽遍地，风生水起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现其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亲身参与了这场转变，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变，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定义他们——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私营业主、个体户、甚至或大或小的老板……但是，恐怕最富有时代特征，也最能够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精神气质的词语，恐怕只有“下海者”才能忝充其任。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人又绝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步入商业时代、在进行原始的财富积累时，都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群人，它几乎是一个必然。
假如，我们将发生这些“下海者”身上的精彩故事组合起来，那么便几乎拥有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史的全貌。这种事件与人物的交织缠绕，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绝对难以轻易分割开来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帮助我们发现许多未曾发现，或是不便言说的东西。
那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得益者，是否有可能对这样一些曾经遭遇漠视甚至敌视，后来又成为创业青年楷模偶像的阶层，进行一次新的观察呢？
像这样的设想，其实并不是唯一的。2010年的盛夏，我与我的出版人高原先生对坐闲谈，在讨论了过去几年内数个创业高峰之后。他突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下海者当中，有的在大环境下成长为今天的企业家，有的却在大环境下衰败，那么，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这些人来说是否公平？”
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无法立即给出答案。
很明显的是，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早在此前的写作当中，我就曾接触过大量的商业史实，在对这些史料以及企业案例的阅读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扑面来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下海者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它是短暂的刺激，还是有着更长效的作用？下海者那种漂移不定的性情，坚韧而勇于博取的精神，良好的商业嗅觉，不可遏制的豪赌性格，甚至在有时表现出的野蛮风格与冷酷贪婪，究竟是下海者的特有的心态，还是在环境中形成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下海者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应该定义在怎样的位置上？
因写作《激荡三十年》而闻名的企业史学者吴晓波认为：“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然而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上面的一系列问题，甚至，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问题——国家在这场变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才有缘发现那些历史深处中的迷雾。
比这些更具意义的是，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乎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于百年孤独的中华民族来说，它背负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但是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却几乎将那群居功甚伟的下海者彻底遗忘，尽管他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电视机、汽车、个人电脑、互联网，扫去了粮票、布票、大锅饭以及囊括所有领域的限量供给。
可以说，这些问题和结论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张大网，既将过去的风雨尘埃一网打尽，也疏而不漏地将未来固定住，让我们始终需要面对一些不曾变化的东西。
显然，在我们走出了三十年之后，如果对这些不公平的经历尚且不能总结，那么最初“为何下海”的原因，也就自然会被淡忘。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用在这里，意境非常贴切。
于是，为了给上面的问题找到答案，我在完成了前几部书稿之后，开始重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展开思考，试图去还原一副商业史、甚至是“下海史”的原貌。然而物事变迁，许多人、许多事都已经渐行渐远而面貌不清、更有许多事件在特殊的原因下，被刻意地规避开。于是，一切都变得像戏剧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气质，又像是风云诡秘的历史，让人不得窥视真相。
二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下海者，他们在哪里？
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如今已只能从书本上找到踪迹；唐万新的德隆集团总部，现在被一把钢锁锁住了所有的故事；宋如华的“中国硅谷”西部软件园，早在2005年就被改造为一家休闲娱乐中心；在中原大地郑州，王遂舟和他的“亚细亚”都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百货航母”的构想，早已被沃尔玛、家乐福所实践；在广东小城中山，五桂山下河水依稀，胡志标的爱多VCD却永远地定格在了1999年；在惠州城郊，麦科特工业园犹在，昔日的掌门人王铭利却至今不知所踪。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大证券教父、甚至齐刷刷身陷囹圄、失去光环、陨入茫茫凡尘之中。
年广久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很久，然而正是“傻子瓜子”的出现，间接导致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从此不同；刘桂仙的名字，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回忆，然而假如没有她的“悦宾餐馆”，没有这全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今日北京如火如荼的餐饮业便无从开始；张树新的时代逝去，接踵而来的却是中国互联网的高潮；以及仰融，在这个声若洪钟，头发光亮的“中国车王”出走之后，吉利、奇瑞等一系列本土汽车企业诞生出来，华晨已经“泯然众人”，一无旧日霸气。
除了这些标杆一样的人物，还有为数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他们早已随着失败，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或者说，他们本就在人海当中，甚至都没有机会实践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
当然，失败与淡出绝非是下海者的唯一宿命，有另外一群人，用后来的结果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何等英明正确。
任正非用两万一千元创立的华为公司，在今天到达的高度不仅空前，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人企及；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卑微的“宁围万向节厂”；王石不必再倒卖外汇，因为万科早已找到了更具利润的地带，并且赚得盆满钵满；江湖虽然险恶，却也再也险恶不到史玉柱的头上，柳传志隐然幕后，联想却从未止步……
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的眼中，对与错是不重要的，有的只是成功与失败，然而我们又该怎样评价这种成功和失败？是否成功者一定智力过人，失败者则是平庸甚至愚钝？或者说，是否成功者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失败者则是一无是处，甚至是穷凶恶极的赌徒？
在这方面，事实真的很有趣味，在中国商业史上存留的那些故事，其复杂曲折程度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加耐人寻味。
在1997年前后，三株集团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单单是因为“虚假广告”而引发的诉讼，就达到了十余起，而同样靠大言不惭、广告攻势起家的沈阳飞龙、广州太阳神也在同一时刻从云端落入尘埃，这些昔日的保健品明星企业，在一瞬间深受当年激进之害，从风光不二到急速萎缩，假如要将此作为MBA教材的经典案例，那么一切原因，似乎都应当归咎于广告的“言过其实”。
可是，事情偏偏又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同样是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同样是任意渲染、感性促销、同样是狂轰滥炸，同样是“软文”催化，史玉柱的脑白金却逃脱了中国保健品“各领风骚二三年”的铁律。同为企业家的段永基这样评论道：“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北京四通已将脑白金这一品牌收入囊中，收购价格为11.7亿港元。
这样有关命运的故事相当多，甚至穿插在整部商业史中间，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无法用一些约定俗成的商业标准、或是用价值规律、或是人情世故来评价这些成败，它们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即便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天命”，也难以掩饰这些传奇身上的诡异色彩。
我想，这真是一些值得探究的历史谜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下海群体的命运起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败，究竟要依托哪些因素？这实在是一个深邃的命题，绝非只言片语能够说清。在这部书中，我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1：权力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差别，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商业社会。
在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每个下海者的起点其实是不同的。这或高或低的起点，很可能来自身份、家庭这样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海者究竟可以走多远。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石一手创立万科，却少有人知道其父曾经官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后来的柳州铁路局局长，至于他那位曾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岳父，知情者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王石乃至万科有恃父荫，但在那个岁月里，拥有这样的人际脉络，究竟可以为他减轻多少阻力与障碍，实在是一件无从估量的事情。
就像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王石可以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倒卖玉米，一口气赚出用来成立万科的300多万创业资金，而同样在“套购国家统销物资”的牟其中，却要背负投机倒把的罪名锒铛入狱。在此之后的许多时刻，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也更加巨大，甚至于对许多企业家、更多的民众造成伤害。
比起伤害，更令人难以释怀的则是一种对于商业规律的普遍蔑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许多从体制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在商海中浸淫多年以后，仍然对“中国”、“国际”这样的字头有着本能的敬畏感、更多的人则是一种近乎于谄媚的贴近，他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定，带中国字头的企业“级别很高”，拥有“特权”，既承担经营又指导市场，并且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第一。很明显，这也是权力社会与商业社会的最大差别之一。